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行业特征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沃利斯多组秩和检验方法研究并证实了上市公司投资水平、现金流量水平、现金持有水平等均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对不同行业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进行的比较分析发现,金属与非金属行业、石油化学及塑胶塑料行业、机械设备及仪表行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引入成长机会与现金流交叉项探究其背后原因,证实金属与非金属行业整体存在“过度投资”,医药与生物制品行业整体存在“融资约束”.     

现金流敏感性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基于融资约束和财务柔性角度

本文利用2011~2013年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际考查了在财务柔性、融资约束等因素影响下企业现金流量对企业投资结构性偏离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企业规模和现金股利政策的不同,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所有制性质、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规模不同,企业在现金流量敏感性与投资行为方面有显著差异。本文研究还发现净资产收益率与企业投资行为呈分裂状态: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以及有股利支付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与投资负相关;民营企业、小型企业与无股利支付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与投资正相关。     

产权性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与企业投资行为

本文以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差值衡量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以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性质作为分类标准,论述了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代理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与企业投资显著正相关,中央企业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与企业投资正相关但不显著,地方企业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与企业投资显著正相关.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与企业投资负相关但不显著.当控制了负债融资约束这一变量之后,不受负债融资约束的民营企业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冲突与企业投资显著正相关,该结果表明了代理冲突“激励”企业投资受制于企业负债融资能力.     

所有权性质、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其内部现金流的敏感性,分析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所有权企业融资约束的变动情况。研究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融资约束,且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2)在研究期间,全部样本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随时间逐渐降低;(3)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随时间下降的幅度比民营企业低。     

代理问题、财务困境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

基于融资约束理论,探讨了代理问题和财务困境对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融资约束、内部现金流与企业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之间呈非线性复杂关系,企业投资支出与内部现金流之间表现出U型非线性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和管理者代理问题可以导致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在低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反而较大,财务困境可以导致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在高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反而较小。从代理问题和财务困境的角度丰富了融资约束理论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分析方法,同时也为优化我国企业投资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家族企业资本投资行为实证研究——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视角

以2002—2007年的全部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角度检验了我国家族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发现我国家族控股公司的投资行为严重依赖于企业内部的现金流．融资约束是制约家族企业投资优化的主要因素。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研究述评

大量的经验文献支持了流动性假说,认为内部现金流是影响公司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文中基于信息不对称下的融资约束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假说,回顾了关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存在及其根源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脉络,并对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与评论。对文献研究发现,大多数研究均证实了投资与现金流之间具有较强的敏感性,但挖掘这种敏感性的根源却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尤其随着股权结构的引入,考虑到管理层内部持股的激励与堑壕效应、股权集中下控股股东的监督与侵占效应,该领域的研究纷繁复杂。但基于股权结构的研究是揭示这种敏感性的根源、探索非效率投资治理机制的有效途径。     

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关系——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沪深A股2008～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我国企业是否存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并且分别以利息保障倍数、净资产收益率、综合投资评级作为融资约束的划分标准,对分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不同分组标准下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关系,以供相关企业融资决策参考。     

股权特征、自由现金流与国有企业投资行为

我国国有企业有着特殊的制度背景,其投资行为有异于民营和其他类型的企业.文章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用上市公司数据证明国有企业股权特征、自由现金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并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改革提出建议.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研究综述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内部现金流是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但学术界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成因还存在较多争论。本文选取了国外重要学术期刊上的相关文献,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对未来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研究提出了建议。     

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行为

本文以2006～2009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衡量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代理成本,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代理冲突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差值与企业投资显著正相关;相对于其他企业,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的公司财务杠杆与投资的敏感系数更低,高财务杠杆对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与投资的敏感系数无显著影响.本文认为: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代理成本"激励"企业投资行为,而且会弱化负债的治理作用.     

投资者情绪、预算软约束预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本文以投资者情绪衡量公司外部股权融资环境的变化,研究不同预算软约束预期下,投资者情绪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带来择时发行股票的好时机,总体上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降低。当按照预算软约束预期对样本进行分组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降低的程度因组别不同而有所差异。预算软约束预期较弱的组别,最为敏感地捕捉了择时发行股票的好时机,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明显降低。     

基于自由现金流假说和融资约束假说的投资行为研究

本文对基于自由现金流假说和融资约束假说的投资行为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指出了两类研究融合的趋势,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现金流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综述

现金流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思考和研究,本文对国外和国内学者关于现金流与投资行为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最后指出实证研究有待解决的问题。     

银行贷款、投资行为与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的负外部性是文献研究的核心内容,但有关僵尸企业微观效应的研究成果较少.文章基于2012—2018年中国上市僵尸企业样本,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从预算软约束视角实证探讨了僵尸企业银行贷款和投资行为的特征.研究发现僵尸企业新增银行贷款与抵押率的关系不显著,僵尸企业资本投资与新增银行贷款显著正相关,但与投资收益率的关系不显著.实证结果表明:僵尸企业银行贷款对抵押物价值不敏感,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僵尸企业新增银行贷款促进了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但并未带来有利的投资收益,僵尸企业并未进行高效投资.研究结论为中国僵尸企业对银行贷款和投资行为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政策启示意义在于硬化约束、提高投融资效率是治理僵尸企业的重要措施.     

融资约束、代理冲突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受到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和内部股权控制的双重影响,但融资约束起主导作用。     

融资约束、代理冲突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受到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和内部股权控制的双重影响,但融资约束起主导作用。     

经济周期、现金持有量与企业投资行为

本文利用我国沪深两市2000年之前上市的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2000~2011年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现金持有量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周期扩张阶段,企业的现金持有量表现为壕沟效应,会加剧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在经济周期紧缩阶段,企业的现金持有量表现为对冲效应,可以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现金敏感度——基于英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英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融资约束公司普遍表现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此相反,这种积极的关系不能在融资无约束公司中找到。这个结果和预期相一致,即在融资约束公司中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的投资决策应该比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投资决策对现金流更加敏感。因为,现金流的增加能够促使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加大投资并达到他们想要的水平。     

管理层持股、自由现金流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研究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通过管理层持股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堑壕效应转化为利益协同效应,能有效减少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与企业过度投资—自由现金流存在二次曲线关系,过度投资对自由现金流的敏感性与管理层持股呈正U型关系。当管理层持股达到一定比例时,企业过度投资对自由现金流敏感度最低,对企业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