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治理、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3—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党组织治理能否影响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国企中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相关,而党组织治理能够抑制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央企中党组织治理能够抑制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地方国企中党组织治理不能发挥这种抑制作用;董事会党组织治理能够抑制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造成的负面影响,而监事会和管理层党组织治理不能发挥这种抑制作用。     

产权性质、高管薪酬与高管腐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2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根据腐败行为发现的可能性将上市公司高管腐败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实证研究发现:(1)对于显性腐败,高管高薪可以起到抑制腐败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天生与政府存在亲属关系,这种抑制作用要弱于非国有企业;(2)对于隐性腐败,高薪并不能起到抑制腐败的功效,并且高管薪酬与隐性腐败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了管理层权力理论。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隐性腐败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     

审计意见、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1998至2008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考察审计意见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研究外部审计在解决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过程中的公司治理功能。研究发现:在控制公司业绩、公司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及公司内部治理等因素的情况下,外部独立审计意见类型对公司高管层薪酬具有显著影响,而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分离是影响外部独立审计治理效应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     

审计意见、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1998至2008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考察审计意见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研究外部审计在解决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过程中的公司治理功能。研究发现:在控制公司业绩、公司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及公司内部治理等因素的情况下,外部独立审计意见类型对公司高管层薪酬具有显著影响,而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分离是影响外部独立审计治理效应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     

企业绩效、机会主义行为和高管薪酬体制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高管薪酬的相关数据,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探讨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研究表明:非国有控股企业高管薪酬与公司账面盈利、账面现金流和股东市场价值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却只表现出了与代表账面盈利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代表现金绩效的资产收现率及代表股东财富的股票收益率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比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管薪酬水平显著提高,而且其企业的高管所掌握的控制权越大,高管自身的薪酬越高。高薪管理层薪酬水平与管理费用率显著正相关,而低薪管理层则与管理费用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高薪不仅不能降低代理成本,反而提高了代理成本     

在职消费、股权制衡及其经济后果——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实证检验了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职消费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对高级管理人员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越为明显;上市公司股权越为制衡,高级管理人员的在职消费越高。同时发现股权制衡度高的上市公司,其在职消费的激励效率较低。     

高管薪酬、在职消费、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来自2010～2012年沪深上市中央管理企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10~2012年沪深两市中央管理企业的经验数据为样本,系统分析了高管薪酬、在职消费、薪酬差距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经过研究发现:央企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单纯限制高管薪酬实际上并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整体提升;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负相关但不显著,仅仅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角度分析来看,薪酬的增减会影响在职消费,但是当纳入其他可能影响在职消费的因素做整体回归后,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变得不再显著,这说明薪酬的增减并不是诱发在职消费的主要动因;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负相关但不显著,缩小高管与一般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但对于企业绩效提升在短期内没有实质性作用。     

在职消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基于浙江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0-2012年浙江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为传导媒介,深入研究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浙江民营上市公司中,在职消费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之间显著负相关,表明高管在享受在职消费的同时,也考虑了员工的公平性需求。本文研究还发现,在职消费对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这种激励作用会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缩小而降低。     

公司治理、治理结构调整与财务危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角度,探讨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并以此为着眼点,在对危机公司财务表现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治理结构变量进行财务危机预警研究。结果表明,将公司治理结构变量引入财务危机预警模型能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在财务危机的不同阶段关注重点应不同,公司治理结构异动对外部利益相关人有着较好的警示作用。     

公司治理、治理结构调整与财务危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角度,探讨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并以此为着眼点,在对危机公司财务表现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治理结构变量进行财务危机预警研究。结果表明,将公司治理结构变量引入财务危机预警模型能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在财务危机的不同阶段关注重点应不同,公司治理结构异动对外部利益相关人有着较好的警示作用。     

企业分红与在职消费的相关性

代理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我国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是国有企业收益分配上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2008至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与高管的在职消费程度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结果发现派发现金股利可以显著降低高管的在职消费程度。     

高管薪酬对公司投资决策影响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9年至2011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高管薪酬与公司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投资决策显著正相关。两者关系会因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与公司投资不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两者仍存在正向关系。     

政府补贴、债务治理与高管在职消费——基于政企“资源互换”视角

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实际情况,从"资源互换"的视角考察了政府补贴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债务治理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会对高管的在职消费产生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规模越大,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也越高,但企业债务治理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中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之所以会导致高管的在职消费,主要是因为政府会要求获得补贴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形成一种"资源互换"的关系,但社会责任的承担又会损害企业绩效,削弱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因此,企业往往会允许高管进行较多的在职消费,以弥补高管货币薪酬损失带来激励机制的失灵。由此可见,在职消费作为一种替代性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与企业"资源互换"的产物,是企业应对资源依赖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激励策略调整。     

媒体监督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检验了媒体对公司治理违规行为的报道对我国上市公司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结果表明,新闻媒体对利益相关者均产生了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公司治理违规的负面报道数量和股票价格变化之间显著的关系;政府监管部门的管制决策,随着公司治理违规报道的增加,政府对公司治理违规事件的介入概率也增加;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对公司治理违规的负面报道能够显著增加公司管理者的补救行动的概率。     

会计稳定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1年数据,对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业绩是决定高管薪酬高低的重要因素;会计稳健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调节作用并不强,这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中没有考虑会计稳健性因素有关。     

中国高管薪酬的同水平公司标杆效应——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受到同水平公司的显著影响.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2年的高管薪酬数据探究了同水平公司标杆效应对高管薪酬变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证实,那些t-1年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低于行业中位值的高管,相比于那些高于中位值的高管,在t年更容易增加高管薪酬,且增加的幅度更大.“同水平公司标杆效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公司绩效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更大.另外,规模更大、绩效更好、行业竞争越激烈的公司以及非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更有可能受到同水平公司的影响,而公司治理变量与这种效应的相关性较小.     

公司治理与债务成本——来自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5年间深圳证券交易所1525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结构与上市公司债务成本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独立性与总债务成本和银行贷款债务成本显著负相关。表明第一大股东、独立董事能有效降低债权人面临的代理冲突。研究还发现,高管持股比例和控制人类型对总债务成本和银行贷款债务成本具有不同影响。     

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股权集中度国家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治理环境、公司透明度、企业规模与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度、领取报酬的董事比例、领取报酬的监事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股东大会会议次数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会议次数、两职分离与代理成本无显著关系;财务杠杆率与代理成本的关系是混合的;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与总样本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