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与“回避”:安全化困境的形成研究北大核心

安全化困境所导致的“偏执”与“回避”是指在安全化过程中安全行为体在每个阶段都面临着困难选择,导致其片面固执于一个选项,而有意回避另一种可能。采用类型化和阶段化的研究方法对安全化困境的形成机理进行考察,发现安全化困境在不同阶段呈现出适当性、互动性和导向性三种差异化特征,并由此导致国际安全中的“偏执”与“回避”行为。在安全化启动阶段,安全化施动者往往执迷于将所有公共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或拒绝将理应安全化的议题安全化。在安全化互动阶段,安全化施动者执着追求安全化的实施目标,回避良性互动的理性决策。在安全化导向阶段,安全化施动者虽致力于去安全化或“安全常态化”,却逃避“不安全常态化”的负外部性。安全化困境的形成及国际安全中“偏执”与“回避”行为的生成机理和条件可以在国际安全中有关典型案例中得到验证。辨明安全化困境的类型及其生成机理与条件,有助于反向消除安全化困境,从而有效抑制“偏执”与“回避”的安全化行为,最终成功实现安全化。     

理性认识粮食进口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贡献

粮食进口对一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体现在“总量安全”和“结构安全”两方面。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增长迅猛，但其对总量安全的作用非常有限。有鉴于结构性失调已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矛盾，当前粮食进口的主要作用应定位在促进国内粮食生产与供应的“结构安全”上。合理安排进口品种、以优质粮进口为契机理顺粮价关系并引导生产与供应结构调整、加大农业支持力度等措施，有助于逐步降低短缺粮食品种的进口依赖度，控制输入性通货膨胀，提升居民粮食消费福利水平，有效发挥粮食进口在我国粮食“结构安全”中的作用。     

论安全事故与经济效益

现代安全经济学“三角形理论”认为：经济为两条边，安全是一条底边，没有底边的支撑，这个三角形是不成功的。“经济发展再快，没有安全就构不成稳定的三角形”。党的十八大提出落实“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战略，任何一个行业都要正确认识安全与发展、安全与效益的关系，保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为经济跨越式发展保驾护航。因此，正确处理好安全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对任何组织、企业，任何国家来讲，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盟主国声誉、安全依赖与冲突爆发

盟主国声誉的作用是联盟研究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盟主国的声誉究竟会提升其盟国挑起冲突的可能性还是会降低这类冲突风险，目前尚无定论。针对该问题，作者提出安全依赖对盟主国声誉的调节作用理论。如果盟国对盟主国的安全依赖程度较低，盟主国的声誉主要发挥纵容效应：盟主国的声誉越好，盟国对于获得盟主国支持的预期越高，其挑起冲突的可能性也越高。如果盟国对盟主国的安全依赖程度较高，盟主国声誉越好，自身被牵连的风险就越高。此时盟主国会对盟国采取约束措施，盟主国声誉主要发挥约束效应：盟主国的声誉越好，盟国挑起冲突的可能性越低。该理论还表明，声誉对不同烈度的冲突会产生不同影响：对于“威胁使用武力”和“展示武力”这类烈度较低的冲突，无论盟国对盟主国的安全依赖程度如何，盟主国的声誉始终对冲突爆发起纵容效应。而对于高烈度冲突，只有当盟国对盟主国的安全依赖较低时，盟主国的声誉才会起纵容效应；当盟国对盟主国的安全依赖程度较高时，盟主国的声誉主要发挥约束效应。作者基于1816—2000年的联盟与冲突数据应用logit模型分析了盟主国声誉、安全依赖程度和冲突爆发三者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安全依赖对盟主国声誉的调节作用，并针对交互...     

试析大国崛起与“安全困境”的关系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导致大国频繁崛起,大国的频繁崛起又往往加剧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困境”。然而,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国际制度能为大国崛起过程中避免加剧“安全困境”创造条件;建构主义则指出社会共有观念能建构起康德的无政府状态从而使大国崛起不会导致“安全困境”;但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却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的崛起必然加剧“安全困境”。在当前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似乎更应重视国际制度对超越“安全困境”的作用。     

世界经济二元结构下的“雁行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了“雁行模式”的理论，这主要包括赤松要和小岛清两个人的理论成果；继而回顾了日本自“开国”以来的两次赶超成功的经验。“雁行模式”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它不能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出落后的境地，反而处于“赶超困境”之中。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由于在现有的世界经济结梅的对抗性，并用“中心-外围”理论解释了这种困境，指出发达国家为了获取巨大的利益，会有意无意地把先进国与后进国的科技差距固定化，使接受“雁行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次生型”经济体。这也说明我国提出“自主创新战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论国家间科技竞争与合作——国家安全学论纲的拓展模型及政策启示

在国家安全学论纲的模型架构中引入发展与安全两种不同类型的技术因素后能够证明：在封闭条件下，国家科技发展存在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在开放条件下，被保护国缺乏动力进行安全技术研发，但更有动力进行发展技术研发，被威胁国则反之；霸权国与被保护国在后者的技术研发问题上具有一致立场，而与被威胁国存在冲突；霸权国倾向于同被保护国结盟，联盟的稳定性受制于约束条件能否得到满足。如果霸权国以极限施压的方式输出威胁，其可能陷入“威胁陷阱”,被威胁国则可能落入“发展陷阱”,二者将被锁定在“美朝困境”这一双输状态。被威胁国应提高技术研发效率并均衡地开展两种技术研发，霸权国则可能知难而退或采取联盟施压策略。这一研究的启示在于：一是国家有必要制定明确的科技发展战略并加大研发投入；二是霸权国与被威胁国仍存在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的可能，科技“脱钩”不符合双方利益；三是霸权国如果执意推行联盟施压策略，可能得不偿失，组建联盟以强化施压并非破解大国科技博弈困境的上策。     

FDI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家经济安全已经同国家政治安全、国家军事安全一样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主导地位。外资对于一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外资犹如一把“双刃剑”，如果利用不当、管理不善，就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吸引外资等居于领先地位，但经济安全并未相应提升。因此，我国政府当局应该重视经济安全问题，控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目标能否实现

本以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分析为研究视角，概述了“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及其理论要义；阐释了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实践历程及其所仗依的重要的“东盟规范”和“东盟方式”；分析了东盟建构自己的“安全共同体”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及其根本解决办法。     

谁之“非传统”何种“安全”?

本文通过对“非传统安全”这一概念的分析 ,指出流行的“非传统安全”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 ,继而以“现代性”为分析单元剖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困境 ,并浅析了中国的安全问题。     

俄、哈国防部打算互换航空事故资料

俄罗斯武装力量飞行安全检查处处长亚历山大．别尔赞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航空飞行安全状况”会议召开期间对记者说，俄、哈两国国防部打算互换航空事故资料。别尔赞解释说，两国准备签订关于在国家飞行器安全飞行领域开展合作的专项协议，此项工作已经开展了一年多。     

对“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法律思考

“中图式过马路”，是网友砷部分中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调侃，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出现这种现象是大家受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影响，从而不顾及交通安全。“中国式过马路”一经网络传播，立刻引发网友对交通、国民素质和安全意识的讨论。本文拟从社会现象出发。从社会管理以厦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角度分析造成“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原因，提出解决这一现象的方法。     

认知、威胁时滞与国家安全决策

威胁时滞是指这样一种现象 :如果A国曾经遭受过B国的重大威胁 ,那么A国将倾向于一直视B国为安全威胁 ,并在较长时期内始终对其奉行谨慎、敏感型的安全政策。威胁时滞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屡见不鲜 ,其产生源于决策者对受威胁历史近乎本能的认知 ,这种认知可能是正确的 ,也可能是错误的。只有对历史威胁的变化做出准确的评估 ,即进行“第二次认知” ,决策者才能合理地评判、应对威胁时滞 ,并做出正确的安全决策。     

如何提高播控技术人员对电视节目的安全播出

安全播出已成为广播电视系统技术部门的一个专用词。“播出”前面用“安全”一词来表示，说明“安全”和“播出”是不可分的，“安全”与“播出”是共存的。安全播出，除设备的安全传输外，还要靠技术制胜，更要靠实施严格的科学管理制胜。     

论公司治理与金融安全的互动关系

目前国内外单独针对“公司治理”与“金融安全”都有大量的讨论，但是鲜有分析二者关系的研究。本文以二者关系为切入点，为分析公司治理与金融安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界定问题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公司治理对金融安全、以及金融安全对公司治理的直接与间接作用机制，并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框架内，公司治理与金融安全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存在着以二者相互作用机制为核心的“互动关系”，全文最后从“互动关系”出发得出了对我国的三点启示。     

川九建设公司：“八个一”强化安全教育

日前，重庆能源集团川九建设公司在打造安全型企业中，狠抓安全文化建设，把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作为重点，坚持开展“八个一”活动。各基层项目部坚持开展每班一次班前安全会，每天一条安全知识测试，每天一次入井宣誓，每周一次安全大检查，每半月一次安全执法检查，每月一次安全信息通报，每月一次理论学习，每年一次安全签名的“八个一”活动。     

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下，金融不安全因素的存在难以避免，关键是如何化解不安全因素或怎样使不安全因素不至于影响一国的金融安全。本文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具有健康的经济环境和健全的金融体系。那么发生国际性的金融危机或者是面对外来冲击时，就可以避免被波及，     

人的安全与东亚:回顾与展望

尽管“人的安全”这个概念仅仅存在于安全政策的边缘 ,但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 ,它重视人类的多重性 ;另一方面 ,则更加直接地关注在暴力冲突情况下对个人或者单个团体的保护。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 2 0 0 1年的报告和人类安全委员会 2 0 0 3年的报告分别反映了这两个不同的侧重。在东亚 ,就“人的安全”概念的争论已经相当深入。亚洲最初的反应是谨慎、怀疑的。亚洲国家一贯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秩序 ,强调国家主权 ,反对干涉一国国内事务。但自从 1997年的金融危机以来 ,亚洲各国、地区组织、学术机构和民间社团对“人的安全”的态度逐渐转向积极 ,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人的安全”的广义理解和对安全的非传统威胁方面。进而 ,这一趋势引发了对“人的安全”最具争议性的问题的讨论 ,即对个人的保护、干涉和外交的新形式。但是 ,“9·11”事件之后的美国政策和反恐战略阻碍了“人的安全”在某些方面的发展。尽管如此 ,一些关于“人的安全”的思想还是创造性地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安全政策、对外行为和地区秩序的规范基础。     

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安全态势评析

近年来,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的新的理论热点,江勇等三位学在《经济安全及其评估》（《统计研究》1999年第9期）,曾建立过一个模式试图对经济安全作出数量上的测定。他认为。“经济安全最根本的内容是一国对关键资源的支配和控制。”在此基础上,他将各国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生存层次、要素层次、技术层次、产业层次和制度层次,并且将每个层次分析1、2、3、4、5个等级,级数越高,表明在该层次越有优势。相应地,他还根据每个层次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力度赋予不同的权数,按从小到大依次为0．1、0．15、0．2、0．25、0．3,然后再加权,从而得到衡量一国经济安全度的最终加权指数。据此,他得出美国的经济安全度为4．6,为经济很安全的中档,而中国的经济安全度是3．3,为经济比较安全的下档。事实是否真如江勇同志测定的那样呢？加入WTO后,随着克国外资引进过程中“三资企业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服务业的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金融风险的增加,面对WTO对经济安全提出的强烈挑战,我国的经济安全的发展态势又会怎样？以下笔试图从我国加入WTO后所面临的国际规则体系以及我国自身的综合国力两方面对我国经济安全未来的发展态势重新作出评估。     

方圆集团：“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卓有成效

日前，方圆集团紧紧围绕“治理隐患，防范事故”的主题展开“安全生产月”活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以安全工作为中心，倡导安全文化，落实安全责任。本次“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主要内容有：营造“安全生产月”活动氛围，营造一种“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浓厚氛围；开展安全生产工作自查，消除安全盲区、死角和隐患；开展“反违章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