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哺与分配: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企业家能力与物质资本的结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这两种要素禀赋可能由不同的个体持有,因此,只有在个体间合理分配这两个要素的报酬,经济才能增长。本文给出微观机制来表明企业家能力异质的一群个体如何形成金融中介联盟,并在个体层面引进无穷期动态拉姆齐模型,个体通过优化自身的选择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我们还给出了富人扶持穷人的价格涓流效应和反哺涓流效应,来描述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影响的途径。     

基于金融发展质量的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

金融增长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与金融机构数量的扩张,而金融发展涉及的是金融质量的提高,因此,金融发展的质量便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已有的金融和经济增长文献研究大多集中在金融体系的规模,很少涉及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的金融中介质量调节。本文运用我国中部、东部、西部部分地区经济和金融中介发展的数据,分析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银行效率评价,提出了对经济增长存在巨大影响的金融中介调节质量的方法。本文的分析表明金融发展质量调节的改善促进了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金融代理的成本,增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成本的能力。     

核心企业作为金融中介:金融危机下一个新的融资框架

公司金融中介的存在将会弱化客观的经济紧缩和货币紧缩对公司的影响,可以有效地帮助公司从困境走出来。公司金融中介这一反经济周期的特点可以从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的替代性关系中得到论证。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等诸多问题的存在,金融中介必然拒绝或放弃大量信贷交易。金融机构提供信贷资金不足的现状,亟待一种新的金融中介打破现有的融资约束。公司金融中介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不仅会促进公司的本身增长,而且会促进经济增长。在产业链中核心企业具有的许多特殊优势,促使其成功担负起公司金融中介的重任。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核心企业必将发挥公司金融中介的重要内生复苏机制的作用,成为一个新的融资方向。     

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基于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再检测

本文利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从银行部门和股票市场两个方面定义金融发展,运用系统GMM估计,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以及这一影响的区域差异效应.研究表明,银行发展主要通过推动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而股票市场发展的作用在于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和机制与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相关.本文的贡献在于为金融与经济之间非单调的联结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这意味着金融发展是有规模限制的,超过之后反而对经济增长不利.     

金融一体化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效应——基于全国12个重点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两地区DSGE模型,通过引入信贷市场不完备性,探究金融一体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06-2019年全国12个重点城市群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城市群金融一体化的推进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促进作用;(2)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认为加快经济要素空间流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在金融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过程中均起到中介效应;(3)进一步考察金融一体化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影响的时空差异,发现成渝城市群等发展型城市群金融一体化的推进更能改善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同时后金融危机时期,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金融发展、企业主营业务与企业发展质量提升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对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基于这一背景,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主营业务能力视角,审视金融发展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发展质量提升,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企业主营业务能力作为中介渠道发挥遮掩效应,即企业主营业务能力提高能够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但金融发展抑制了企业主营业务能力从而遮掩了其正面效应.这与金融发展背景下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主营业务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关.由此提出应当逐步优化金融结构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和资本错配,使金融发展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     

互联网时代下消费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设置虚拟变量将互联网消费金融纳入分析框架,进而结合作用机制与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分析消费金融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消费金融总体上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且互联网消费金融与传统金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存在差异性;在消费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中,消费起到了一定的中介效应。据此,社会各界应通力合作,深化消费金融市场改革,加强产品及服务创新,普及信贷消费理念,推动消费金融良序发展。     

金融结构转型与收入分配优化*

本文阐释了金融结构(包括银行业结构)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机制，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金融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依赖于金融资源在数量规模和结构层次上的匹配程度，金融要素之间根据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形成相互分工协作，在促进金融结构转型过程中实现收入分配优化；(2)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银行业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逐级递减的正向影响效应，大型商业银行市场融资份额占比过高将不利于优化收入分配；(3)在经济增长进程中，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倒“U”型影响效应，金融结构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将有利于优化收入分配。     

法律制度与金融中介的发展:国际经验及借鉴意义

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其中金融中介发展是通过创造流动性、分散风险、收集信息和监控企业等途径来影响经济增长的;而金融中介本身的发展,则主要由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决定。通过法律制度与金融中介发展关系的理论和经验回顾,笔者认为,我国金融中介发展必须注意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金融结构转型与收入分配优化*

本文阐释了金融结构(包括银行业结构)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机制，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金融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依赖于金融资源在数量规模和结构层次上的匹配程度，金融要素之间根据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形成相互分工协作，在促进金融结构转型过程中实现收入分配优化；(2)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银行业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逐级递减的正向影响效应，大型商业银行市场融资份额占比过高将不利于优化收入分配；(3)在经济增长进程中，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倒“U”型影响效应，金融结构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将有利于优化收入分配。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区域差异重要吗?——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7-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分全国层面、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三个样本对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联系及其中间渠道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中国金融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与区域因素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间渠道是技术进步效应而非技术效率增长效应。这意味着,加快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从而推动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     

培育东部地区金融中介和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构想

东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且金融深化趋势明显。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协助，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培育金融中介和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则对于促进金融发展和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寻求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

论文运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论述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内生机制，金融中介能够通过改变储蓄率和部分投资渠道或投资的社会边际生产力来影响经济增长，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模糊性，要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将金融市场加以区分。     

信用环境、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

本文首次采用农村信用户占比来度量农村信用环境,利用陕西省40个区县2011—2015年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对信用环境、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信用环境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直接影响,即农村信用环境优化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信用环境还能够通过农村金融效率渠道间接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并且农村金融效率在这一过程中起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证实了信用环境的优化能够推动金融资源内生地向农村经济配置,为提升金融服务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     

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贫困减缓——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分析

本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结合2006—2016年中国内地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发挥减贫作用。（2）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包容性金融服务渗透度的提升对贫困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包容性金融发展可通过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作用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作用于贫困。（3）稳健性检验表明，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乃至农村减贫的贡献表现出较大不平衡性。本文的政策建议为：首先，应持续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以更快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其次，要继续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金融 服务均等性，充分发挥金融减贫的优势；最后，要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注重地区间发展的公平性，以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绿色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调节下的碳减排效应

伴随经济快速增长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绿色经济时代的热点话题。基于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使碳排放强度降低,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具有调节作用。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也证明了发展绿色金融可以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一结论的可靠性,这一促进效应具有制度环境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此,政府要因地制宜地完善绿色金融政策、加大绿色金融市场与碳金融市场的协调配合,同时企业要树立环保意识,引导消费者的环保消费倾向,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价值的双赢。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0-2012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从金融规模发展和金融效率发展两个维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实证检验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联系以及中间渠道。研究结果发现,2000-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且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无论是从金融规模发展角度还是从金融效率发展角度去分析,都证实了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金融效率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显著地高于金融发展规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且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间渠道是技术进步效应而非技术效率增长效应;通过引入衡量金融发展缺陷程度指标（民间金融发展规模）,证实了中国金融发展体系效率低下。民间金融发展具有TFP增长效应,且民间金融发展TFP增长效应要显著地大于正规金融发展的TFP增长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激励数字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其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是最大的，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对数字创新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较强；而数字创新在中部地区的中介作用较大，在西部地区则较小。因此，应当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方推动数字创新战略实施，形成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格局，促进经济不断增长。     

数字经济、低碳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低碳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且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鉴于此，提出激发数字经济节能减排活力、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效的相关建议，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税收、收入不平等和内生经济增长

企业家(通过金融中介)从家庭借贷来支撑创新。二者在企业家的努力不为外人所见的情形下双方签订信用合同分享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即蛋糕)。两个有代表性经济人(企业家和家庭)的存在允许人们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里研究收入不平等。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家分配份额的增加一开始会提升增长速度,但是过了一定值后会拉低增长速度;而该份额的增加一直拉大企业家和工人间的收入差距。所以降低企业家获得的蛋糕的份额的分配改革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企业家来自创新的收入的税率将降低他们的努力程度,从而降低增长速度,但是该税率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存款收入的税率提高尽管不会改变企业家的努力程度,但是也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不会降低收入不平等(如果工人有一定比例的存款)。对于劳动收入(工人工资)的税率增加会加剧工人和企业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但对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