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金砖四国货物出口贸易的CMS分解分析

以金砖四国2004—2009年货物出口贸易额为研究对象,采用传统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将货物出口贸易额变化情况分解为需求效应、产品效应、市场效应和竞争效应。通过对比分析发现需求效应是此次金融危机中对四国货物出口最主要的负向影响因素;竞争效应是影响中国、巴西、俄罗斯货物出口的最主要正向因素。除此之外,竞争效应、市场效应又分别是影响印度、俄罗斯货物出口的主耍负向因素．     

金融危机与我国低碳贸易的发展

200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来自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越来越大。金融危机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限制碳排放正在成为发达国家新的“绿色壁垒”,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新内容。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和结构分解分析的方法,测算了2008年1月-2009年5月我国出口碳排放的变化。结果表明：金融危机有节能减排效用,规模效应促使中国出口碳排放显著降低,结构效应对出口碳也有改善作用。敏感性分析也表明金融危机有利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向低碳转型。文章针对我国出口贸易向低碳经济转型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下的中美贸易利益核算:基于隐含碳的视角

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国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行动也是全球减排成败的关键,本文构建了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从"隐含碳贸易"视角核算比较全球价值链下的中美利益,并从最终需求结构层面分析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结果表明:2011年中国对美国隐含碳出口为476.62百万吨(Mt),占中国碳排放量的5.67%,而美国对中国隐含碳出口为51.84Mt,仅占美国碳排放量的0.99%,这一不平衡造成的结果是"美国消费、中国污染"。此外,中美两国的隐含碳出口结构有众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对美隐含碳出口行业集中度过高。商品贸易量并非是决定中美隐含碳贸易额的主要因素,其主要原因在于各行业碳排放系数的差异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差异。因此,中美两国在贸易和气候变化方面应该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努力,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加工贸易视角下中美工业贸易隐含碳研究：国别排放与全球效应

本文基于加工贸易视角,区分国内与进口中间投入,构建贸易隐含碳模型,从工业整体及行业角度分析了1998—2009年度中关工业贸易隐含碳的国别排放情况,并基于全球视角分析了中关贸易的全球净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对美工业贸易始终处于隐含碳净出口状态,2001年之后（净）出口隐含碳增幅尤其明显,其中化学、机械、纺织业是隐含碳净出...     

中美贸易隐含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根据2000年～ 2010年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测度中美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量,结果表明: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承担了巨大的美国消费型的隐含碳排放量,其中机电类产品一直是对美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主要部门.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留在了中国,成为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阻力,制约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利用结构分解法将影响对美出口商品隐含碳排放增长的因素分解为能源使用效率、生产技术、对美出口规模和对美出口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及生产技术改进为对美出口商品隐含碳排放的减少做出了贡献,其中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起主要作用,而对美出口规模及出口结构则导致出口商品隐含碳排放量增加.     

我国出口贸易行业隐含能源研究

本文采用行业能源消耗,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额等数据,通过利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出我国各行业的能源完全消耗系数和出口的隐含能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隐含能源的出口逐年增加,能耗密集型产品的隐含能源出口占了很大的比重;非能源密集型产品巨大的出口量推动了我国隐含能源的出口。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演变态势与增长来源

在新发展阶段,“双碳”目标的提出使生产低碳化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出口贸易带来的碳转移排放加大了碳减排压力,只有不断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才能实现出口增长与碳减排的双赢。然而,现有文献对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对其演变态势和增长来源的深入探究。本文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2002—2017年中国26个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用单位隐含碳排放的产出来表征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进而考察其演变趋势和部门收敛性,并采用LMDI-Attribution模型对其增长来源进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1）2002—2005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出现小幅下降,其后则呈持续增长态势;尽管各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呈平稳上升态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不同部门的演变趋势也不一致;第一、三产业的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相对较高（均大于0.10万元/t）,而第二产业的大部分部门相对较低,尤其是制造业中的高碳密集型产业最低。（2）2002—2017年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标准差、对数离差系数以及变异系数均呈增长趋势,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表明低生产率部门的增速高于高生产率部门,但还未带来部门间绝对差距的缩小。（3）在样本期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生产效率提高和内需扩大带来的生产外向度降低;各部门和产业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能源生产效率的提高,其贡献率远大于其他因素,但不同部门和产业的增长来源及各因素的贡献大小也具有明显的差异。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采用单要素碳生产率法对26个部门和三次产业及制造业中不同碳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了其部门收敛性,丰富和细化了关于隐含碳生产率的经验分析;同时,对各部门和产业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增长来源进行LMDI分解和Attribution归因,为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持续上升,但整体水平不高且部门差距较大;技术进步是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根本,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进步也会有效促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提高。因此,应通过低碳偏向性技术进步和扩大内需有效促进碳生产率提高,尤其要通过技术扩散促使碳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加快追赶速度。     

外贸隐含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研究方法探析

CO2等温室气体的控制减排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话题,贸易中隐含碳的排放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近年来,关于隐含碳的计算及其变化的驱动因素的分解,国际上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都在不断拓展和改进。国内的有关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2006之后,且运用投入产出理论定量计算隐含碳的文献还非常少,主要采用指标分解模型（IDA）进行影响因素分解,并且都是针对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或CO2排放,少有以外贸中隐含碳排放为研究对象。中国学者还需要拓展研究对象、创新研究方法,从而正确、合理地测算实际CO2排放量,进而从外贸角度为缓解碳排放压力提供有利依据和指导。     

中国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估算

本文基于长期动态视角,引入资本折旧最终也将转化为碳排放的概念,通过调整系数去除进口中间产品的影响,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测算了2000—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研究结果表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出口产品中包含的碳排放占中国国内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27％上升到2006年的43％,于2007年开始下降,2009年回落到32％。2000--2009年,出口碳排放量占国内总排放量的36％。中国出口产业仍然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除机械行业外,其他主要出口行业的单位能耗已经有非常大的降低。     

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波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MS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亚五国是我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与中亚五国积极开展农产品贸易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根据UN CONMTRAEDE相关数据,通过构建恒定市场份额(CMS)模型对2005-2019年的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额进行测算,分析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2005-2019年期间,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由结构效应转变为竞争效应.提升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是在满足内需的前提下,保持对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优势的最主要因素.四类农产品的CMS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第一类农产品(动物及其产品)出口波动的影响因素由中亚五国进口需求和产品结构过渡到竞争力;第二类农产品(植物及其产品)、第三类农产品(动植物油脂)和第四类农产品(饮料、烟、酒、醋、烟草等加工制品)的CMS模型分解中结构效应的贡献率最高,中亚五国进口需求和产品结构是这三类农产品出口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根据分析结果给出建议.     

我国制造业进出口隐含污染分析:基于投入产出的方法

使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核算了我国1 976-2004年制造业28个行业6种污染物进出口隐含污染的BEET指标值和PTT指标值,并分析了我国进出口隐含污染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进口和出口的规模效应为正且逐年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口规模效应逐渐大于进口规模效应;出口的结构效应基本小于零,进口的结构...     

我国出口贸易的能耗及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我国出口贸易中的能源消耗量,并利用LMDI因素分解法分析了我国出口贸易活动能耗的规模变化效应、结构变化效应及强度变化效应,得出结论:"入世"十年间,我国出口贸易活动的能耗增长了3.88倍,出口行业的平均能耗强度下降了30%,但我国出口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五金和焊接金属、化学与化学制造品等高能耗行业出口比重的明显提高使得我国出口贸易活动的能耗大幅增加,不利于国内节能目标的实现;我国出口贸易活动的能耗十分巨大,需要进一步降低出口贸易的能耗强度与调整出口贸易结构。     

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整体隐含强度的结构分析

基于投入产出框架的结构路径分析(SPA)和结构分解分析(SDA),借助中国2012年和2017年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和能源消耗量,按最终需求和部门分别计算了隐含碳排放量和整体隐含强度(AEI)并分解到不同的传输层,然后利用SDA方法研究了AEI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对隐含碳排放量贡献最大的需求类别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贡献最大的部门为建筑业;对整体隐含强度贡献最大的部门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2)中国2017年的整体隐含强度较2012年的水平相比呈下降趋势,主要的驱动因素为投入结构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3)能源消费强度效应不利于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揭示了部门生产效率亟待优化的问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降低碳排放的主要途径。     

长江经济带灰水足迹时空格局演变与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灰水足迹理论和Hoekstra的灰水足迹核算方法,对2009—2020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灰水足迹进行了核算,并进一步测算了灰水足迹强度与灰水足迹载荷系数,运用Theil指数分析灰水足迹可持续性的区域不平衡状况,采用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法（GDIM）分解灰水足迹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灰水足迹整体得到改善,但在2020年有恶化迹象,各地区工业灰水足迹占比均呈逐年递减趋势;长江经济带灰水足迹强度呈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下游地区灰水足迹强度的不平衡性及载荷高于中上游地区,而上游灰水足迹载荷的不平衡性高于中下游;促增因素中,经济规模效应对长江经济带灰水足迹的正向驱动效应最强,促增作用显著增强;促降因素中,灰水足迹强度效应对各地区的累计促降效应最大。     

中俄双边贸易增长成因及贸易空间拓展研究

本文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就2001～2005年和2006～2010年两个时间段,对两国双边贸易的增长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进口需求效应和出口竞争力效应的贡献是推动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而俄罗斯对中国出口增长则主要由进口需求效应贡献。在进一步分析中俄两国主要出口商品构成的基础上,提出应拓宽双方贸易和经济合作领域,改善目前两国经贸合作的结构和质量。     

中国对海上新丝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来源分析——基于CMS模型的需求效应、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分解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采用2001—2015年中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33个国家出口前十类商品的出口数据,运用CMS模型进行分航段（东南亚航段、南亚及波斯湾航段、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段）和分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出口增长来源分解,分析表明：在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过程中,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产品竞争力效应占主导地位但贡献度出现下降,市场需求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弱但有增强趋势,而商品结构效应阻碍出口但作用微弱。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进口国需求结构存在供需错位,一定程度抑制了出口增长。应在培育主要出口产品综合竞争优势的同时,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大米价格波动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1991-2009年大米生产与消费的相关数据,在对大米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估计的基础上,运用Minot福利效应模型对中国大米价格波动的农户福利效应进行测算和分解。结果表明：1991-2009年期间,价格波动导致农户短期生产福利为26．79亿元,农户短期消费福利为-68．17亿元,农户短期总福利累计为-41．36亿元;农户长期生产福利累计为27．43亿元,农户长期消费福利累计为－18．93亿元,农户长期总福利累计为8．51亿元。大米价格变化引起农户收入与大米消费支出变化的相对值决定农户总福利效应。当价格变化引起农户收入大于大米消费支出变化时,农户福利得到改善;反之,农户福利恶化。大米价格变动的农户长期福利效应与短期福利效应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且农户长期福利效应优于短期福利效应。     

贸易碳排放量测算及结构分解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使用投入产出方法,运用北京市2005年、2007—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北京市市内需求诱发的碳排放量,调出、出口诱发生产的碳排放量以及调入、进口减少的本市碳排放量,并对各部分变动进行效应分解。实证结果表明：北京市贸易整体上增加了碳排放量,并且调出、调入作用分别大于出口、进口作用;各部分碳排放量靠前的行业一般集中在原材料、燃料及其加工型行业以及属于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北京市节能减排需要重点增加原材料、燃料及其加工型行业以及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的进口,减少其调出;同时,充分发挥北京市服务贸易的优势,增加低碳类服务贸易的调出,减少该类服务贸易的进口。     

“三驾马车”驱动碳排放效应及变动研究

基于最终需求的视角,构建扩展的(进口)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采用改进的两极分解方法,从经济整体及行业部门层面对最终需求以及消费、投资、出口等各类需求的碳排放驱动效应进行分解。结果表明: (1) 1992-2012年间,最终需求驱动碳排放净增加66.19 亿吨,其中规模效应及中间结构效应驱动碳排放增加73.68和44.76亿吨,技术效应减少碳排放51.87亿吨。(2) 从"三驾马车"碳排放"贡献"及变动来看,消费排放份额持续下降,投资、出口排放占比不断上升;(3)从各类需求自身驱动效应及部门分布特征来看,"三驾马车"驱动碳排放存在巨大差异:消费驱动碳排放主要集中于农业及服务业,且以规模效应为主;投资、出口驱动碳排放主要集中于工业,且以规模效应及中间结构效应为主。     

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产业部门隐含碳研究

本文通过投入产出模型考察了2002年和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18个行业的碳排放,计算和比较了各行业的隐含碳排放,结果表明从2002到2007年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从16.4%上升到33.9%,贸易出口是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