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市土地利用变化对景观格局脆弱性的影响

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景观格局脆弱性的影响,有助于了解区域生态环境的状况和变化趋势,为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科学制定土地利用规划,降低生态风险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以榆林市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从景观适应度和敏感度2个维度构建景观格局脆弱度,获取了景观脆弱度的空间分布及变化,并探讨了土地利用程度、动态度及转移类型对景观脆弱度的影响。结果表明:近25年,榆林市未利用地、水体、耕地减少,建设用地、林地、草地增加。不同景观类型相互融合,景观优势度降低,破碎化、均匀化、多样化趋势明显。景观格局脆弱性空间差异较大,北部风沙草滩区脆弱度高且上升明显,中、西部脆弱度低且有下降趋势,东部和东南部以中等脆弱区为主,变化不大。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利用程度、变化速度、转化类型等与景观格局脆弱性密切相关,土地利用变化的结果使区域景观格局更为脆弱。加强耕地保护,控制建设用地过度扩张,防止林地碎片化是降低生态脆弱性的关键。     

快速经济发展下县级土地利用/覆被空间变化分析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的显著表现形式。本文以案例的形式,运用LUCC度量模型和LUCC转移矩阵分析研究区清新县2001-2007年的LUCC空间格局变化,并对全县土地利用/覆被进行了分区。研究结果表明,清新县2001-2007年面积增加最多的为林地,而减小最多的为耕地,期间全县综合土地利用/覆被动态度为2.77%、土地利用/覆被强度从2.163增至2.172;同时,清新县土地利用/覆被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全县土地利用/覆被区划可分为南部综合服务中心区、中部产业转移区和北部生态脆弱区三个功能区。     

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生态风险研究

[目的]利用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广西轻度及以上石漠化的69个区/县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其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点,揭示其变化对该区域土地生态风险的影响。[方法]基于GIS支持,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度、土地转移流、土地生态风险指数(RSI)等对研究区土地生态风险的异质性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1)2000—2015年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动态度呈逐渐增大趋势,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反映出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较频繁。(2)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4类用地转移的数量与方向决定着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3)2000—2015年广西石漠化各区/县土地生态风险程度略微增大,南部的贵港、南宁是生态重警区,研究区的土地生态安全有待进一步改善。(4)土地生态风险指数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活跃程度呈正相关。[结论]研究区未来土地利用,应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     

中国生态脆弱地区国有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中国生态脆弱地区国有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目标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反映出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现行国有农地私人承包制的局限性。经验事实表明,土地国有制并不必然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土地私有化亦非治理生态危机的良方。在生态脆弱的国有农地上,建立生态保护区并以政府“生态采购”的方式管理国有农地,同时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契约机制,将是未来国有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理性选择。     

西部干旱绿洲区城市土地生态风险预警及管控研究——以新疆乌鲁木齐市为例

西部干旱绿洲区是典型生态脆弱区,土地生态风险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土地利用之间关系,揭示绿洲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地生态环境演变关系,有利于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为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绿洲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依据。整理分析2006—2015年土地、社会经济数据,从四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分析方法,分析乌鲁木齐市绿洲土地生态风险变化规律,揭示2016—2025年土地生态风险警情;研究结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绿洲土地生态风险预警随之提升;最后提出相应土地生态风险管控机制:(1)统筹城乡发展,合理确定人口规模;(2)调整绿洲产业结构,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机制;(3)改善绿洲生态环境,提升土地生态保护机制;(4)调整绿洲土地利用结构,提升土地基础保障机制。绿洲土地生态风险预警研究有助于对区域土地生态安全服务,为区域政府提出相关科学生态保护政策依据。     

生态移民安置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以宁夏红寺堡区为例

生态移民是生态压力空间转移的一种特殊人口迁移类型。生态移民缓解了迁出区生态环境压力,与此同时会对迁入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文章以1995年、2005年、2015年的TM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利用RS和GIS技术,借助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空间自相关和半变异函数等方法研究了宁夏红寺堡区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在1995-2015年的20年内,红寺堡区各种土地类型间的相互转换较为频繁,总体趋势为建设用地和林地持续增加;研究期内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先增大后变小,高风险区集中在城区以及生态环境脆弱的未利用地所在区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呈现显著的空间聚集效应;生态风险等级与地形也存在着相关性,高风险分布在海拔和坡度较小的地方。研究土地利用结构对生态风险的影响,为红寺堡区土地利用优化提供相关借鉴及建议,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基于土地利用结构分析的川中传统农区功能分区研究

[目的]川中传统农区地形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土地利用破碎而多样,通过定量分析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合理划定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对引导区域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和精准实施差别化管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方法]文章选取四川盆地川中丘陵与川东平行岭谷区交界处的重庆市荣昌区为例,选用土地利用总体组合类型、土地利用程度、地类区位意义等指数定量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特征,结合区域资源优势划定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结果](1)2017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组合类型齐全,以种植用地和生态用地为主要用地类型,土地利用程度较高,整体功能较强。各村土地利用受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辐射效应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区中部土地利用类型齐全,以建设用地为主,呈现出多种用地类型相间分布的特点;中西部和西南部土地利用专门化程度较高,种植用地区位意义突出,土地利用程度较高;东北部及南部生态用地区位意义突出,呈现出种植用地、生态用地交错的特征,土地利用程度相对较低。(2)依据土地利用空间异质性规律和研究区资源禀赋差异,研究区土地利用可划分为现代农业发展、城乡农旅综合开发、特色种养发展、生态林果培育四大主导功能区。[结论]针对土地利用条件复杂多样的川中传统农区,通过精准识别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实现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其研究思路和结果,可为新时期川中传统农区开展类似研究提供借鉴。     

2000—2015年武汉市生态用地时空变化分析

[目的]生态用地是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创造美好人居环境的关键。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分析城市生态用地的数量和空间格局变化过程及其生态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选用分辨率为30m的2000—2015年3期土地利用覆被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扩展综合指数、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转入和转出率、土地利用信息熵等地理计量模型、指标,开展武汉市生态用地时空变化分析。[结果]武汉市生态用地总面积减少,生态用地利用动态度较大,生态用地变化剧烈,其中森林、水体是转为非生态用地最多的地类,耕地是生态用地增加的主要来源。生态用地转出多,转入少,空间分布广且零散。生态用地减少整体上围绕江岸、江汉、武昌等中心城区向城郊呈现"多→少"的扩散形态。黄陂区、江夏区是森林减少的主要地区,蔡甸、新洲、武昌是主要水体转出区。生态用地增加以新洲区、东西湖区的水体和黄陂区的森林为主。生态用地信息熵整体下降,生态用地多样性降低。[结论]武汉市生态用地的变化反映了城市扩张的进程,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生态景观格局的破碎度、城市内涝问题,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     

晋江市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以晋江市为研究区,依据2005年,2010年和2015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角度,运用Costanza的方法,结合谢高地修正的我国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分析了晋江市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2005-2015年,晋江市的城镇用地显著扩张,而耕地和林地却急剧减少,土地利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通过分析晋江市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可以为科学合理利用土地,保障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敏感性分析表明,生态服务价值对生态服务价值系数的变化是缺乏弹性的,因此结果是可信的。在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时应将生态服务价值考虑其中,尤其是应注重保护湿地、水域、林地等生态服务价值系数高的土地利用类型,以期实现晋江市的可持续发展。     

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土地利用作为地球表面与人类活动连接的纽带,明确其变化特征及驱动力对于土地利用格局的优化、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文章以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为例,从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来探究研究区在1990—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的年际变化进行驱动力分析。[结果]2015年草地面积为329.52万hm~2,占总面积的81.17%,是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的主体土地利用类型, 1990—2015年草地总量略有减少,减幅为0.04%;湿地作为研究区第二大土地利用类型,呈现先减后增、整体减少的趋势,整体减幅为0.36%;其他土地面积减少1.39万hm~2,减幅为19.05%;面积增加的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面积整体上呈现增加趋势,增加8 480hm~2,增幅高达102.60%;人工表面面积增加6 075hm~2,增幅为29.47%;林地面积增加了2 908hm~2,增幅10.48%。草地、湿地和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表现为净转入特征,耕地、林地和人工表面用地表现为净转出特征。区域经济和农畜因素是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论]草地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间的相互转换是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区域经济和农畜因素共同影响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