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效率研究:1978-2000

利用索洛模型法估算出我国1978-201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动因作简要分析,以考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效率。分析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卓有成效,技术进步效率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在总产出中的贡献率为32。96%,仅次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劳动投入贡献率高。另外,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适中,这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较为适应,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2007年

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2000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     

中美日三国经济增长质量比较:基于技术进步的角度

本文通过构造一个包含资本质量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总量生产函数,对中美日三国1980—2007年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整个考察期内,不同要素对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在三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体现在资本质量上的技术进步对于不同国家则有不同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日本经济而言,资本质量对日本经济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日本经济的资本质量状况长期阻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这一点能够为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低迷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为了进一步分析三国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同时又将整个考察期划分为三个子时期,并对三个子时期内不同要素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程度进行了考察,分析结果进一步确认了前面的结论。     

物化性技术进步与索洛增长核算悖论

技术进步常常物化在新资本品中,而Solow提出的增长核算难以体现这一点.本文通过DEA方法测算了1981-2011年主要的28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成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将这三者与资本积累速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资本积累从两种途径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种途径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倾向于缩小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另一种途径是资本积累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效率.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确实带来了物化性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从增长核算看技术进步较小,却能维持较长时间增长的悖论.     

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1978—2006

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双重影响,一定时期内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并不明确。本文将TFP分解为纯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运用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分析了纯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比较显著的负效应,当期技术效率的改善对就业没有显著影响,而滞后期技术效率的改善却对就业量的增加具有负效应;经济的高速增长对我国就业总量的增加具有明显的正效应。因此,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对我国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研究

中国全要素贡献率在1992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步回落的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广泛争论。本文通过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后发现，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全要素的贡献率较低且波动大。本文认为，制度变迁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而技术进步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部分。真正引发1992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在于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效益递减和实质性改革的停滞不前。因而，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改革的深层次推进。此外，工业化和城市化仍是维持现阶段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     

进口贸易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1980-2008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基于技术进步视角实证分析了进口贸易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都能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工业制成品进口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大于初级产品;然而,初级产品中的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类、饮料及烟草类和工业制成品的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类的进口对技术进步具有阻碍作用.进口贸易结构与技术进步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技术进步还未从总体上改善我国的进口贸易结构,进口贸易结构改善与技术进步之问的良循环并未形成.最后,提出进一步优化我国进口贸易结构的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偏向与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文章利用CES生产函数分析了技术进步偏向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运用1978—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核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度量技术进步偏向情况。结果显示:1987年后我国工业及大多数行业技术进步明显偏向资本。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增长率比较低且1990年后主要呈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劳动生产效率的上升速度小于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速度,且资本生产效率下降的速度大于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速度。同时,大多数行业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越突出,则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降越明显。这说明我国工业及行业技术偏向的选择并非是适宜技术。     

制度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制度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如何测度始终是一个难题。本文在一定假设下,将制度进步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经济增长中分离出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度进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非常显著的,而近几年,制度进步的作用呈逐年下降之势。为保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制度进步的停滞局面亟待解决。     

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技术进步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单纯依靠要素投入规模增加推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保持持续性。运用OECD推介的增长核算方法,对我国1995-2007年的经济增长要素贡献进行估算,指出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是依靠投入要素的增加,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Growth Volatility and Technical Progress: A Simple Rent-seeking Model

Recent empirical evidence demonstrates that a higher level of technical progress i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level of growth volatility and higher expected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builds a simple growth model which combines the insights of Angeletos and Kollintzas (2000) and Tse (2000; 2001; 2002) with endogenous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rent-seeking behavior to account for these stylized facts. Our model complements the literature that focuses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different agents.     

再论包含两类技术创新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目前关于产品种类扩大型和熊彼特质量改进型的技术创新内生增长模型均较完善,但缺乏同时纳入两类技术变革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构建了包含两类技术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综合分析了技术进步导致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并利用全素生产率核算方法进行了测算。测算发现在1995年至2009年期间政府有意识的技术研发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了12个百分点,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需政府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同时加大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强度。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及其财税政策

本运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和索洛模型，对中国20多年来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作用进行了定量测量。结果表明，我国技术进步择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要建立有效的科技税收政策，支持科技进步，发挥它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     

基于索洛模型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测算研究

外资的引入对于弥补经济建设国内资金短缺,提升产业结构,增加就业和促进进出口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却十分有限。借助于索洛余值模型,对于外资在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进行测算研究,分析得出同现实一致的结论。因此,我国要进一步推动利用外资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使利用外资的重点从弥补资金、外汇不足转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上来,全面提高引资的技术水平。     

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失业:新古典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的新进展

Aghion和Howitt把熊彼特主义的"创造性破坏"模型与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分析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的框架.在该框架中,经济增长存在着加重失业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和缓解失业的资本化效应.一些学者在此框架基础上讨论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以及就业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相互关系的影响."创造性破坏"的框架,把技术进步作为切入点,为认识增长与失业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     

经济风险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研究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高速增长,风险问题已经渐渐崭露头角成为经济长足高效增长的障碍。本文通过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关于经济风险的问题予以研究,并利用熵值分析法计算自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经济风险。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经济风险更多的表现为市场风险,因此应该在高效经济增长的同时,切实有效地规避和降低市场风险,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再检验

建立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理论模型,利用1985—2008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通过相关分析、协整分析分别建立了工业三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回归模型,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EKC"倒U"关系;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要素和污染治理都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质量:理论分析与计量检验

本文提出有效的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质量变化的重要原因这一假说,论述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理,并依据1992-2007年数据检验了二者长期因果关系。结论是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长期格兰杰原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与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同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需要从制度方面加以型塑,逐步实现经济增长与质量提高进行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