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规模、结构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1~2010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以STIRPAT模型为理论基础研究了我国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城市化率、家庭户规模等人口因素对CO2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物排放量四项环境污染指标产生的影响效应,建模过程中还考虑了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环境污染各项指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家庭户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环境污染各项指标的主要人口因素,而城市化率对环境污染各项指标的影响较小。     

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提升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铁路提速的实证分析

自1997年以来我国实施了6次铁路提速,本文将其视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提高的一次自然实验,选取7条铁路干线作为铁路提速的代表,使用倍差法考察了其对沿途站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整个提速期间,相对于未提速城市,铁路提速促使沿途站点城市人口规模增加了35.2%。进一步的分析显示,铁路提速对提速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促进作用仅在长期显著;铁路提速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与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问题作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型和中小型银行处于最佳规模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呈现一种规模不经济状态。     

企业规模与创新:来自中国省级水平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我国1985—1997年省级水平的面板数据,应用动态面板模型方法对我国企业规模与创新的地区间差异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的基本发现是,在我国,企业规模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企业规模对创新的正向关系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这说明企业规模与创新的关系要以一定的企业治理结构为条件,单纯的规模化和集团化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企业的创新能力。     

城市生态学视野下的动态适度人口规模——兼论上海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

提出城市适度人口规模不是一个静态的数值,而是动态的过程。不是一个先验的数值,而是系统决定的综合结果。建立了一个适度人口规模的概念性框架,即EFL模型,就是说合理和适度的人口规模是与之相联系的资源环境因素、功能和经济方式、空间区位状态共同决定的结果。生态系统的变动,综合决定了一定时期、一定标准下的城市人口适度规模,并决定了这一适度规模的变化趋势。基于这一思路,讨论了影响上海人口规模变动的积极因素和阻碍因素,从资源环境变化、城市功能变化和城市空间变化三个方面对上海适度人口规模的变动趋势作了基本判断,提出上海人口规模将出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根据动态适度人口规模的观点,对城市人口综合调控和城市管理的有关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技术和地价对城市规模影响分析

城市规模一直是城市化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究竟什么规模的城市符合城市发展的要求。文章从城市化过程中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入手对城市规模进行比较静态分析,为城市发展战略中城市规模的确定提供参考依据。当城市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达到均衡的时候,城市规模也达到均衡。技术和城市地价会对均衡的城市规模产生影响,其影响方向经过比较静态分析之后,得出两个结论：技术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是反向的;城市房价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是正向的。文章利用北京市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两个结论,并针对这两个结论给出简单的经济解释。     

城市最优经济集聚规模的实证探索：以湖南省地级市为例

通过拓展新经济地理学集聚经济相关理论模型,构造城市就业密度等因素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二次项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并基于湖南省地级市数据,运用GMM方法对城市最优集聚规模进行了实证测度。结果显示：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城市就业密度之间呈先升后降的倒U形曲线关系,最优城市集聚规模的确存在,且内部三产相比二产的最优集聚规模要大,因为工业的集聚效率明显低于服务业;目前湖南省绝大多数城市尚未达到最优集聚规模,加快集聚将有助于经济集聚效应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     

高速铁路与城市规模扩张——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多期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DID)估计方法分析了2007-2010年中国高铁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铁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由2007-2009年的负效应转变为2010年的正效应,并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充分发挥高铁的城市功能,必须与城市的服务业发展相结合;同时,为避免高速铁路对落后城市发展的负面效应,应率先选择具有分工明确、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之间发展高速铁路网,从而构建协调、合理的城市化发展格局。     

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规模扩张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从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视角探讨了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有助于提高本市人口规模,但对周边城市却产生了负向空间外溢效应,且专业化集聚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多样化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提高了本市和周边城市人口规模,而且能够在城市人口增长中与产业集聚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民生类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且产业集聚模式越符合当地优势条件,其集聚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发挥得就越充分。其中,专业化集聚主要基于第一自然集聚优势、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和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空间共享机制而发挥作用,而多样化集聚则主要基于中间服务的空间共享机制和空间技术外溢效应而产生影响。在适宜性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作用下,多数Ⅰ型及以上大城市拥挤效应得到明显缓解,依然具有很强的人口吸纳能力;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特征更为匹配,有助于扭转结构错配、持续推进人口城市化。     

我国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实证研究

笔者对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作了改进,用改进的ELES模型和面板数据估计出我国城镇居民2002年～2005年对各类消费品的基本需求,分别计算出各年各收入组对各种消费品和全部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各年平均、各收入组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对各类边际消费倾向进行了简要分析.     

关于医院规模经济的实证分析

规模发展已经成为当今医院在市场竞争中的一种主要手段。运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选取了某区域15家三级甲等医院2002—2006年的数据,估算出了医院的规模经济系数。计量结果显示,增加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均不能带来规模经济,该样本中的医院均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此外还就医院的规模不经济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和提出若干建议。     

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失衡: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增长的困境,而且也发生了严重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基于教育资源稀释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研究了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口发展规律,从而论证了人口社会结构失衡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1)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可以使生育率水平持续上升,导致人口发展进入高生育陷阱,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让人口发展滑入低生育陷阱,由此形成了人口发展的"Z"形变化规律,即在中等教育水平上教育与生育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在较高和较低的教育水平上两者并无明显关联;(2)由于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民族差距,那么在"Z"形人口发展规律的影响下,所有居民必然会逐步分化为两类,分别向生育率的高低两端集聚,从而就产生了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民族结构和素质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地,文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验证了这种"Z"形人口发展规律及其所决定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不仅可以丰富当前的人口结构研究,而且对我国的人口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企业家情怀的内涵界定与量表开发:理论与实证

对企业家情怀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将企业家情怀分为远大志向、仁爱利他、淡泊名利、环境友好、工匠情结五个维度。据此开发了企业家情怀测量量表,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之进行了实证分析。     

美国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与中国城市发展取向之管见

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下城市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将为审视我国城市发展提供一个开阔的历史和跨国视角。本文总结了美国城市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对美中城市发展中的城乡人口分布、人均GDP增长对城市化的弹性系数以及城市规模分布特征等相关参数进行了对比,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城市发展取向的见解,并对美中城市发展共通的内在逻辑一致性进行了评述。     

台商投资大陆对内资企业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仅以大陆台资集中区为例

基于大陆台资集中区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阐述台资溢出效应实现机制的基础上,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构建考察溢出效应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表明,台资流入对内资企业发展的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不断增长的台资流入确实对内资企业的产出有正溢出效应,但当台资企业所占当地市场份额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台资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可能就会随其投资额的增加逐渐递减,甚至变为负溢出效应。     

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的供需类型分析

探讨了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的条件:一是外来常住人口心理上的融入意愿;二是外来常住人口客观上的融入能力;三是当地政府的发展需要和承受能力。分析了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的法律障碍。提出了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的对象需求类型:一是经济权利保障;二是社会权利保障;三是文化权利保障;四是政治权利保障;五是户籍本地化。提出了当地政府提供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的供给类型:户籍本地化和权益本地化。     

进入规制的强度差异及其原因——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进入规制强度反映了国民投资和经营的自由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代表市场开放程度和国民的实际经济法律地位。文章利用大样本的跨国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进入规制强度差异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经济发展水平、英系法源、重大事件的发生和民主化程度有助于降低进入规制强度的结论。这意味着为了改变我国目前进入规制强度相对较高的现状,不仅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进入规制改革,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尤其要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提高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     

中国城市消费结构内部差异实证研究

由于地域辽阔和经济转型,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的消费结构差异的存在以及存在怎样的内部差异,是涉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难解之谜.文章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中国六个大城市的消费结构,通过组别因子量化分析了各城市消费结构的内部差异,通过时间因子定量分析了这些大城市消费结构的总体变动趋势.实证结果表明,组别因子和时间因子都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结果既优于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又在大多数情况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老龄化的标准研究

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升高和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是否意味着这些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产生了质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质变和量变的标准是什么?本文提出了一个动态均衡的"影子人口"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标准,并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6阶段模型。模型模拟显示目前世界上所有地区仍然处于成年型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仍属于量变。但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将使低生育水平地区或国家的人口结构产生质变,成年型阶段面临的老龄化压力只说明了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本身就不是建立在均衡人口结构基础之上的可持续体系。延长退休年龄和长期稳定在更替水平是应对未来老龄化的主要措施,但后者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