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关系分析

投资是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以国家投资为主,但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原有投资格局被打破,形成了以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为主体的新的投资格局.深入了解我国的投资现状,可以为进一步优化我国投资市场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文将通过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数据进行关联性分析,得出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     

对我国民间投资启而不动问题的探讨

近年来国家大量增发国债，筹集资金，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从而希望引发民间投资的增长。然而，民间投资增长缓慢。究其原因，并不是国债的挤出效应所致，而是由于存在其它的一些因素。     

政府带动民间投资的主要方式分析

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有不同的方式,对国民经济发展也有不同的作用。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方式包括政府以权益投资形式带动民间投资、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带动民间投资、以政府为主导建立为民间投资服务的融资体系以及政府投资建设中小企业投资信息网络平台。     

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一、我国民营经济投资的发展现状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总体上走出了原始积累阶段,经济总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民间投资平均每年以26.7%的速度增长,私营个体经济投资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5%～20%。与此同时,经过20多年改革,我国民营经济在投资领域、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上都出现了重大变化,表现在:①投资于金融企业,开办或参股银行、保险公司;②投资于股票、证券(包括国债)等金融资产;③投资于产权市场,通过产权交易和企业并购,获得产业能力。但是,目前民营经济投资仍然存在很多“禁区”,由于政策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以及融资、纳税…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挤入效应的机制分析

为探究政府投资对于民间投资的挤入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以Aschauer的研究理论为基础,在结合国内外文献基础上对其挤入渠道进行深度分析,并且为此建立更加严密的实证研究.文章选择2006-2018年的季度经济数据,建立了VAR模型.从实证的结果来看,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因此结合理论和实证,提出的建议是:政府应...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格局。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民间投资从无到有,由弱到强,迅速成长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最近我随省计委投资处调查组赴浙江省就发展民间投资问题进行了学习考察,受到很大启发。     

政府投资、民间金融和民间投资——不同资本流动状态下的投资博弈模型

我国经济的转型特征表现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下的资本流动性由于民间金融发育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导致两个投资主体即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在不同体制下的博弈过程也不同.根据有关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效率特征的已有理论,模拟了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下政府投资、民间金融和民间投资三者间的两个不同博弈模型.博弈模型均衡分析过程和结果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投资的选择决定均衡解的存在性,政府投资的低效率特征和主导地位使社会投资效率低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投资效率.主要结论是我国应该改变政府投资主导并带动民间投资的思路,通过政府投资大力发展民间金融,使民间投资占主导地位,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效率优势,从而维持经济长期持续平稳快速增长.     

论民间投资的地位及增长途径

近年来，随着国家与地方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民间资本投资的配套政策，民间资本投资增长的势头十分良好，对于拉动整个国民经济、消费、投资与就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今后一段时间，民间资本的投资将继续沿着健康发展的态势，并将呈现出新的特点与作用。     

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相互影响分析——以山西为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民间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山西作为资源型内陆省份,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远不如沿海发达省份。为了实现转型跨越发展,必须启动民间投资,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增速器。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的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不具有挤出效应,因此提升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是山西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民间投资接力公共投资:后危机时期的重要选择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政府公共投资对我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率先企稳回升功不可没。在后危机时期,让民间投资接力公共投资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最重要的战略选择。相对公共投资而言,民间投资具有机制活、效率高、潜力大、可持续性强、有利于创业创新、就业效应强的特点。当前政府需要以城镇化发展推动民间投资、以创业激活民间投资、以消费带动民间投资,并在投资领域、投资方式、融资渠道、财税扶持、创新引导、服务环境等方面采取措施积极扩大民间投资。     

我国政府支出和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效应分析

首先采用Diamond模型对公共投资及各项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利用1980~2005年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我国政府支出和公共投资及各项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短期效应;经验结果表明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政府支出挤出了私人投资而公共投资则挤入了私人投资,国防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在长期和短期都挤出了私人投资,社会文教支出长期挤入了私人投资,短期挤出了私人投资。     

民间投资趋势分析

民间投资是相对政府投资而言的,是未来我国投资的主力,2001年,在制度、政策等环境转向好的情况下,估计民间投资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但由于政策落实有一个磨合期,经济发展环境也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民间投资增长将保持稳中有升态势,不大可能出现猛长局面。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及边界确定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兼论我国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交易费用的计量

将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理论引入公共产品供给分析,给出了供给公共产品的主体确定的理论模型,并在威廉姆森范式扩展的基础上得出了各个主体的边界,认为最优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选择和主体边界的确定,取决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测算了中国公私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存在的交易费用,发现就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部门交给私人部门与第三部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公私伙伴关系的定位与调适

供给主体单一会导致公共服务质量低下,应利用公私部门间各自优势,引入市场机制,理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间关系,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间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以期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Linking Public Investment to Private Investment. The Case of Spanish Regions

Public investment constitutes one of the main instruments of regional policies. The existence of a direct link between infrastructure and regional income per capita is usually accepted. Literature also describes a positive effect of public investment on priv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This paper seeks to provide new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is latter relationship for the case of Spanish regions over the period 1965–1997 using panel data methodology. The results show a positive effect of productive and social public investment (especially in education) on private investment. The spillover effects generated by the productive infrastructures located in other regions do not seem to encourage the private investment in neighbouring regions. Public consumption and interest rate exert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priv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se results are robust to changes in the econometric specification.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Public and Private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on the Different Modes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spective impacts of public and private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on foreign direct and 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 inflows. We present two hypotheses: (1)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quality of a country’s public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nd the amoun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received while the quality of its private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has no further discernible impact on this correlation; (2)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quality of a country’s public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nd the amount of 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 (FPI) received while the quality of its private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has a further positive impact on this correlation. Our findings, which are based on panel data analysis, show both hypotheses to be valid.     

民营经济在消亡后复苏

自从 195 6年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在所有制结构中 ,就没有了私有经济的地位。但从 195 6年到 1976年的 2 0年里 ,城乡居民收入基本没有增加。肇始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变革 ,民营经济重新发展起来 ,进入了经济领域。直到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 ,在党的政策支持下 ,民营经济得到了年增长近30 %的快速发展 ,“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营经济渐进式的推进 ,不同于其他国家私有化进程 ,构成我国经济制度变迁的独特路径。     

我国农村公共投资绩效评价——基于三阶段DEA

在剔除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与随机误差的影响后,运用三阶段DEA,测算了2009年我国农村公共投资绩效。结果显示:调整环境因素前后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调整环境因素后的效率值的波动程度明显减轻,稳定性增强,对农村公共投资效率解释的准确性和可信性增强;农村公共部门在保持产出水平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提高资金运作效率可节约12.9%的投入;分区域来看,东、西部地区的农村公共投资效率情况较好,中部地区及西南地区的农村公共投资技术效率相对较低,但规模报酬呈递增趋势;调整环境因素后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五省区的农村公共投资绩效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心理会计、公共福利保障与居民消费

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考虑到经典理论的局限性,我们提出了基于心理会计的消费行为假说,并对假说的真实性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居民心理会计账户结构的变化是当前制约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原因,而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制度结构的失衡是问题的根源。据此我们指出,通过提高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进而调整居民心理会计账户的结构,与单纯增加居民收入相比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消费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