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乡村社会环境变迁的乡土叙事:浙南乡绅张的日常生活史考察

在大历史的线性叙事下,近代乡村社会环境演变同样呈现出一定的地方路径。张在其横跨半个世纪的日记中展示了晚清民国时期浙南温州乡村社会环境的部分实态。与废科举之于乡村士子"毁灭性"打击的概念化表述不同,废科举、兴学堂之际,张等人积极接纳和推进这一重大制度变革。常认为,清末新政以降,国家政权下沉致使乡村社会权力异化,但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张依然享有旧式权威并承担相应职责;国民政府治下,国家权力渗透使旧时的乡村精英退场,却并不意味着土豪劣绅的继起,而是强势国家权力对乡村资源的直接榨取。从张氏日常生活历程来看,直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这里的乡村世界还属于传统的"田园生活",此后,"黑暗""乱世"几近成为他表述乡村社会环境的全部修辞。张的个人生命史从个案演绎了国家权力作用下浙南乡村精英的时代命运与他们视野中政权合法性的丧失。     

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联动——乡村治理从疏离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

在"政权悬浮"的传统乡村社会逐渐消亡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嵌入"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固现代化社会资本,导致乡村治理受到掣肘——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场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等的疏离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以新型乡贤精英、乡规民约和乡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力量在乡村治理中重获发展空间,此时要整合村民自治制度、法治规范及基层自治组织等外生性力量,融入到现代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打破"制度嵌入"对内生性力量形成的障碍,形成"内外联动",引导乡村内生性与外生性力量真正融合,提高乡村治理效果。     

乡村政策动员中的“权力——技术”及其影响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权对村干部的政策动员,开始由激励机制、压力机制转向责任机制。乡镇政府面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现实,渐次倚重对制度性资源的技术化调配,塑造乡村"责任共同体"关系,推进政策落地。乡村政策动员中体制性吸纳、组织化协调、技术性约束和伦理化调适等权力—技术支配机制,虽可借助组织内责任关联纽带提高政策动员与执行效率,但该"权力的技术支配网络"同时也容易带来乡村治理的悬浮化、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等"行政消解治理"问题。由此,乡村政策动员应警惕过于强化制度的工具性价值,重新发掘其治理内涵与社会价值,实现乡村治理"治术"与"治道"的平衡。     

转化与更迭:乡村回流精英的角色变迁

乡村回流精英的角色变迁是文章探讨的意旨所在。乡村精英在回到家乡后,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逐渐成为了乡村中的核心人物。而在这其中,伴随着精英角色的不断变迁,由"新"精英代替了"旧"精英,由经济精英转化为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乡村精英的更迭与转化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精英结构,并最终影响了乡村治理格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以“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为例

本文通过考察当前的"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现象,发现合作社被包装成为下乡资本的牟利工具、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包和乡村精英投机资本包装的载体,呈现出乡土实践与制度文本背离的异化状态。合作社制度的运营需要与乡土社会政治生态相适应。当前乡村的社会结构分化、基层治理方式之变以及乡村经济发展动力之变,使下乡资本与权力形成了不同的结合形态,即下乡资本和部门权力的结合、下乡资本与暴力权威的结盟以及与少数乡村精英的合谋。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这些结合的权力主体策略化运作,这构成了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     

论村民自治与社区管理

本文在对我国村民自治历程回顾的基础上,认为推进乡林民主政治的真正难题在于政府权力过大,农村社区党组织的权力生成机制以及精英阶层对农村社会稳定的担忧。而乡村公共管理问题的根源在于大量乡村公共部门为收费而存在,没有为农民提供所需的公共品服务。文章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公共品供需平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并提出应将村民自治制度函步推进到乡镇一级,推动乡村民间组织发展等建设。     

锲入与磨合:新式学堂与乡村治理——以近代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科考废止，学堂制度植入乡村社会，引发了乡村社会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动。一方面，它扩充了乡村管理的传统内容和社会职能，使得村庄的地位随着自我功能的膨胀而逐渐上升，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主体。另一方面，随着学务权在地方行政系统中重要性的日益突显，造成了新的权力资源在国家一社会以及乡村精英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重新分配，因此引发了对权力的争夺和种种弊端。     

唱和与首倡:论国家政权在传统乡规民约演进过程中的角色嬗变及其影响

在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时刻浮现出国家政权的身影,在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自身的合力努力下,国家政权实现了从"禁断者"到"唱和者"再到"首倡者"的角色转化,这种角色的嬗变对于传统乡规民约自身发展乃至整个乡村社会都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有力地推动了乡规民约的规模发展、增强了乡规民约的合法性、强化了乡村社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统治权威;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乡规民约性质蜕变、认同感降低、乡村社会组织影响力下降、乡民"自治"意识与能力削弱等消极影响,并最终导致了对乡村社会管理失控的严重后果。     

清末民初乡绅阶层流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叙事中,传统乡村社会形成了"县政绅治"的秩序逻辑与治理模式。清末民初,日益深重的帝国危机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促使清政府全力打造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开端。"新政"改革进程中的科举之废与新学之兴,直接中断了传统士绅的常规继替,并引致乡绅阶层的流变。乡绅阶层流变,解构了帝制时代超稳定的"县政绅治"秩序,引发了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具体表现为民间统治精英的异化、乡村治理模式的僵化,以及"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等。乡村治理危机呼唤着秩序的重建,也孕育着革命的发生。     

乡绅与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闽中乡村权力的重构

1938年5月，由于福州、厦门沦陷，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由此引起闽中乡村社区激烈的社会变动，进一步改变了士绅阶层的生存状态以及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三四十年代的闽中乡村依然处于典型的农耕社会，各种权力关系都是围绕着社会资源的占有与分配展开的。在国家、宗族与乡绅的冲突与互动中，国家行政权力不断渗透，旧士绅权利进一步削弱，新士绅逐渐兴起。这一切都说明，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占有它就意味着获得某种支配权、控制权。谁掌握着决定权力分配的社会资源，谁就获得权力，谁就获得政治统治。     

后精英政治、体制吸纳与农村治理危机

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高福利对农村精英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导致大量农村精英"孔雀东南飞";另一方面,剩余的农村精英选择了体制吸纳和联盟,主导了农村的话语权,导致了农村权力结构和社会资本力量的失衡。由此形成的后果是精英的流失造成农村发展的后劲减缓,而通过精英的凝聚和结盟来维护少数集团的利益,抵制农村社会的批判,最终结果是农村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社会力量的平衡被打破,无法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导致农村出现治理危机。     

经界与水利——宋元时期浙江都保体系的运行

宋元时期都保体系的形成关联到国家与社会多个层面的复杂互动。它不仅是行政权力向下控制的手段,同时还直接参与到乡村社会的自我整合与维系之中。在组织赋役输纳与维持地方水利共同体的过程中,其对地域疆界的把握发挥着区分、调节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它是地方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相互接触,确定相关的权利与义务,以实现赋役征发和社会再生产的最基层领域。     

“三治融合”视域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政策建议

乡村治理面临社会结构变迁，乡村规约权威弱化，传统乡规民约与现代文明碰撞的现实挑战，社会资本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来源，对于重构乡村自治的信任网络、秩序空间和德治观念的传播具有积极作用。基于乡村治理的实际情况，增强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要求在政策层面加强对社会资本参与的激励与引导，实现不同资本类型的有机整合，共同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服务。     

关于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路径选择的思考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社会改革不断深入,我国乡村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乡村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方式等一系列的变革在给"三农"领域带来进展的同时,也为乡村治理带来诸如治理体系不健全、人才流失严重、精英治理存在局限性、自然环境污染严重等现实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文章提出通过健全治理体系、健全人才引进与开发机制、优化精英治理体系、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等途径来促进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     

保护养育乡村精英的土壤

<正>乡村精英的流失瓦解了内生乡村治理机制。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公众参与,主要是引导鼓励所有农民表达不同意见;二是形成决议并执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千家万户分散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决议并执行。这个过程必须有乡村精英参与才能够完成。乡村精英流失之后,农民分散意见不能达成统一,造成治理失效。如何再造乡村精英群体是当前推动基层治理的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保护养育乡村精英的土     

权力、表达与民众反抗——以抗战前江苏省民众与乡镇保甲长的冲突为例

抗战前江苏省保甲制度推行过程中,因乡镇保甲长滥用权力,侵害民众的生存利益,引发了民众与乡镇保甲长之间不同程度的冲突。在反抗乡镇保甲长不法行为的过程中,民众通过国家政权、士绅网络以及乡村伦理来向政治权力系统表达其利益诉求,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乡村权力恢复平衡态势。从根本上来看,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近代转型及其引发的张力,正是民众与保甲长不断冲突的深层根源。同时,民众反抗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权力扩张的限度与方式。在与乡村社会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呈现出波浪式扩张的图景。     

精英俘获对乡村创业的影响及其矫正研究

鼓励乡村创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乡村创业属于草根创业,需要乡村公共资源的支持,但在乡村公共资源使用中存在的“精英俘获”现象,严重影响着乡村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开发及新创企业的成长,从而影响着乡村创业多重效应的发挥。需要从政策设计的公共性,资源管理的系统性和权力分配的透明性入手,消除乡村公共资源“精英俘获”对乡村创业的不良影响。     

参与式扶贫治理中的精英俘获困境及对策研究

参与式治理是扶贫开发的重要理念。本文考察了参与式扶贫治理中的精英俘获现象,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在内的乡村精英对于扶贫项目开发都有较大的干预优势和作用空间。从村庄内的权力结构制约、治理环境复杂性、扶贫制度的固有缺陷、项目信息传递的差序格局、参与式理念的水土不服以及扶贫内卷化趋势等方面对精英俘获进行了成因分析。提出激发乡村精英能动性、发挥村民主体作用、规范扶贫项目过程以及确立精准有效的瞄准机制等对策,以便克服参与式扶贫治理中的精英俘获困境,推动农村扶贫工作的开展。     

新时代乡村振兴主体的角色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的在于解决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困境,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在传统乡村社会管理过程中,由于乡镇政府不恰当的行政干预、驻村干部的选择性回应与社会组织的不在场,使得村支两委任务繁重、乡村精英流失与村庄集体行动弱化。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应通过加快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差异化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培育农村社会组织、"村支两委"回归自治以及培育新乡贤精英与打造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在提升各主体责任意识的同时,也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传承与超越: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新乡贤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和坚强力量。从历史上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对古代“乡绅之治”的传承和超越,传统乡绅和新乡贤在主体特征、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等方面都存在高度契合。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基于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和自身乡土情怀的推动。当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还面临许多现实困境:从个体层面来看,新乡贤治理能力有待提升,角色定位不太清晰;从社会层面来看,新乡贤社会认可程度较低,保障措施比较匮乏;从制度层面来看,新乡贤培育机制不够健全,参与机制有待完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应从增强新乡贤自身建设、激发新乡贤参与动力和健全新乡贤相关制度等方面入手,开启乡村治理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