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匹配法对农村道路建设减贫效果的评估

本研究运用匹配法对道路建设给项目村在减缓贫困及农户收入方面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该项目为重庆市5个贫困区县的缓解贫困作出了一定的贡献.2001-2004年道路项目使项目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了约19个百分点;该项目使项目村农户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2001-2004年项目村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了34%;该项目给不同农户群体带来的效应有所不同,贫困户受益更为明显,主要原因是道路建设大幅度增加了贫困户人均打工纯收入.     

秦巴山区不同类型贫困户易地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重庆418户农户调查

目的 通过对重庆秦巴山区贫困农户的调研,分析秦巴山区不同类型贫困农户的易地扶贫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找出影响贫困农户搬迁的关键因子,为助推脱贫攻坚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方法 文章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选取23个指标构建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13个主要因子,分析主要因子对不同类型贫困农户的易地搬迁意愿影响因素。结果 贫困农户搬迁意愿较强,但不同类型贫困户的搬迁意愿具有明显差异,低保兜底型贫困户>非农型贫困户>兼业型贫困户>务农型贫困户;在影响因素方面,家庭人口数量、医疗教育负担、住房结构、搬迁政策认知情况是影响贫困农户搬迁意愿的共同因素;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作半径、耕地是否流转是务农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年龄、非农劳动力比重、距离村干道距离是非农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地是否流转以及住房结构是兼业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人均耕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和搬迁方式满意情况是低保兜底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结论 不同类型贫困农户易地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具有显著差异,政府应该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并构建一套长效稳定增收机制。     

精准扶贫时期财政扶贫与金融扶贫的绩效比较——基于扶贫对象贫困程度差异和多维贫困的视角

缺乏资金是贫困户的核心特征,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作为为贫困户提供资金的两种主要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各国的减贫事业。本文基于扶贫对象贫困程度差异和多维贫困的视角,从理论上比较了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的减贫绩效,并使用1122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有序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假说进行验证。研究发现: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均能显著增加贫困户的收入,且在精准扶贫时期,无论是否考虑政府公共财政投入,财政扶贫促进贫困户增收的效果均显著好于金融扶贫;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促进增收的效果因扶贫对象不同而存在差异,财政扶贫短期内更有利于边缘贫困户增收,而金融扶贫则更有利于深度贫困户增收且具有长期效应;金融扶贫能显著改善贫困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财政扶贫会使多维贫困状况恶化;财政扶贫可以提升金融扶贫缓解多维贫困的效果,金融扶贫也可以抑制财政扶贫带来的多维贫困状况恶化。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研究——以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本文从收入流动视角研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个体动态收入特征,运用收入流动矩阵法测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情况;研究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年度贫困,收入流动减缓了长期贫困程度,但贫困户即使脱离贫困,但脆弱性较强,返贫概率较大,其未来几年的平均收入仍较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的风险更大,收入缺乏稳定性,贫困地区贫困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较高,有利于贫困人口相对收入位置上升,有利于贫困户脱贫。     

基于增能赋权视角的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研究——以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时期,脆弱脱贫户和边缘户能否实现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需仔细审视。因能力匮乏、权利缺失导致农户贫困脆弱性不容忽视,增能赋权成为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关键路径,赋权是增能的先决条件,增能是赋权的物化体现。本文基于2018年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实地入户调研数据,从增能赋权视角出发,探讨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及可持续生计形成,并运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修正,基于贫困村和非贫困村资源禀赋差异、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群体差异进行分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1)增能赋权均对缓解农户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增能赋权是缓解贫困脆弱性和形成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桥梁;(2)增能不足可能导致非贫困村陷入"新相对贫困"的尴尬处境,赋权不足可能导致非贫困村滋生"灯下黑"现象;(3)赋权对缓解贫困户贫困脆弱性效果更明显,生产权利和就业权利赋权将缩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差距。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瞄准效率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识别,本文使用CHNS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收入、健康、教育、饮用水、燃料和环境卫生六个维度对中国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指数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仅考虑单一的收入维度贫困和多维贫困时识别贫困户差别,研究发现:多维贫困视角下,仅考虑收入维度的贫困户识别方法有效覆盖率仅为12.09%,瞄准效率较低;属于多维贫困户而非收入贫困户的漏出率达到87.91%,属于收入贫困户而非多维贫困户的误评率达到43.03%,因此,从单一收入维度向多维贫困识别方式转变具有较强的必要性;就贫困户本身而言,其具有较强的社会资本对贫困人口的漏出具有负向影响,而对贫困人口的误评具有正向影响。     

扶贫攻坚的难点及对策──对望溪乡、奉家乡120户贫困户的调整

扶贫攻坚的难点及对策──对望溪乡、奉家乡１２０户贫困户的调整代鹏，赵文惠最近，我们对国家固定观察点所在地渠县望溪乡，奉家乡及２个村抽样调查了１２０户贫困户，了解贫困户的实情和对党、政府的扶贫要求。一当前贫困户、特困户的贫困状况及特点。１．贫困面逐渐缩...     

基于不同指标及权重选择的多维贫困测量——以山西省贫困县为例

近10多年来国内外在贫困理解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从单一的收入贫困转向多维贫困。但是,对多维贫困指数究竟如何结合国家和地区的实际选择合适的指标和权重,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以UNDP开发的多维贫困指数为基础,利用山西省贫困县的住户数据,通过调整多维贫困测量指标、指标取值和权重,考察其对多维贫困估计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调整后多维贫困指数值变化非常大。本文还研究了不同收入贫困标准和多维贫困定义组合下多维贫困户与收入贫困户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结合区域多维贫困的实际选择合适的指标、剥夺临界值和指标权重所建立的多维贫困指数,用以估计的多维贫困户可以覆盖76.8%的收入贫困户。     

贫困村互助资金社瞄准贫困户了吗?——来自四川的经验

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作为我国财政扶贫的新模式,在帮助贫困农户发展生产的同时对缓解农户借贷难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机构视角,在分析贫困村互助资金社瞄准机制现有设计的基础上,对四川省互助资金社贫困户入社率和借贷率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认为,四川贫困村互助资金社在互助资金的投递上瞄准了贫困户,但生产投资机会的缺乏导致贫困户对互助资金的借贷率不高。     

中国相对贫困户界定标准、退出程序及管理机制研究——基于政策分析视角

我国消除绝对贫困后,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首要任务。基于政策分析视角,对我国相对贫困户的界定方式、核查办法、退出程序及管理机制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相对贫困户界定标准不一,核查认定办法及退出管理机制各异,且有较大完善空间。基于此,围绕相对贫困户认定标准、监测机制、帮扶政策、退出程序等提出了相关建议。     

困局下的四川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关于射洪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四川省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以四川省丘陵地区示范县——射洪为考察对象,对其卓有成效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市场主导下工农联动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阐明了该模式对四川省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兵团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应坚持的几个原则

招商引资是经济技术协作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要求我们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必须审时度势,坚持科学原则,更新招商理念,调整招商策略,创新招商方式,提高工作水平,才能达到科学、协调发展经济的目的。     

论我国牧区土地产权的三个不对称

在我国牧区存在着土地产权的三个不对称,从而导致了我国牧区在土地制度建设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就此,本文通过研究我国牧区土地产权不对称的表现,并结合实证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政策建议.     

日本农业劳动组织的分化方向

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的日本农业,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其经营组织也在迅速地分化。本文利用多重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劳动组织的经营要素,明确劳动组织分化的规定要因,探讨个体经营如何形成经营组织并且顺利运转的理论机制,在分析农业经营中劳动组织的状态及发展方向的同时,阐明劳动组织的分化对于提高生产力的意义。     

中国西部地区的扶贫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政府为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促进全国经济均衡、快速、持续发展 ,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目标而作出的一项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实质及最终目的就是从根本上铲除贫穷。因此 ,西部大开发既为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机遇 ,又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对做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缓解和消除贫困现象 ,将产生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一、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经过农村体制改革 ,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和组织实施“国…     

小议我国现行征地补偿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较之原来的土地补偿标准有了较大提高,体现了征地补偿的公平性,防止了征地补偿的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征地难度.但是也造成了相邻区域补偿水平相差太大,不同地却同价,依然采用老的计算方式和政府定价,未完全体现土地价值等问题.应积极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征地补偿机制.     

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mining: Boom and bust in peripheral communities in Swede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nsequences of dramatic price fluctuations on the global iron ore market between boom and bust for the Swedish communities Kiruna and Pajala, located above the polar circle, in the years 2006-2018. I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Swedish state’s reorientation towards neoliberal policies that have entailed reduced state involvement in peripheral communities still dependant on heavy industry. This reorientation was manifested in the Mineral Strategy presented by the liberal-conservative government in 2013, in which the state was prescribed a role as facilitator of investment of foreign and private capital in the Swedish mining sector, but not as an active owner or developer of mining enterprises. The neoliberalisation of Swedish mining has established a fundamental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communities whos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wellbeing depends on long-term state commitment, and the state whose main interests are aimed at global capital flows rather than the maintenanc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peripheral regions. This conflict remained latent as long as global mineral prices were high, but as boom turned to bust around 2012, it was activated in a way that highlighted asymmetric relations of pow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sparsely populated and resource-rich northern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densely populated south.     

我国城市水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为系统研究我国城市水管理，深化城市涉水事务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城市可靠的防洪安全保障、稳定的水资源供应保障和优美、和谐的生态与环境保障，以实现传统水利向现代可持续发展水利转交，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城市水管理的机构及其职责现状，总结归纳了我国城市水管理在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和水问题的具体表现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体制改革、法规政策、行政管理、经济调控和工程措施等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研究

本文以一个傣族村寨为例,利用不同模型计算了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结果表明,以教育衡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很低,但以信息获得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此外,在以是否参与赌博为代表的社会收益率方面,教育年限的作用不显著,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对是否参与赌博有正的影响,而信息获得水平的影响却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