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盈余管理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控制力,控制权转移前控股股东可以通过盈余管理行为这种低成本的方式取得私人利益,因而具有盈余管理的动机。文章以2002年～2005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动机。在控制权转让的预期下,当预期的报告盈余为正时,有调高盈余的动机;预期的报告盈余为负时,控股股东可能大幅调低盈余。而控制权溢价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表明收购者对控制权转移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识别能力较为有限。     

控制权转移、股权制衡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来自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经验证据

股份制改组中片面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以及股票发行制度的行政审批和额度控制，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问题严重。特别是上市公司在控制权转移后，控股股东控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本文研究了控制权转移后股权制衡与大股东利益侵占之间的关系，这将为我国今后的产权改革和投资者保护研究提供很好的经验证据。本文研究发现：（1）控制权转移后的董事变更比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比例和控股股东在目标公司董事会中所占的席位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转移后的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呈明显的U型关系；（3）在股权制衡中，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负相关。     

控股股东转让股权盈余管理动机分析

文章首先分析了大股东的控制提供了其进行盈余管理的自由,然后对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下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进行回顾,最后对控股股东转让股权的公司盈余管理动机进行详细剖析。     

大股东地位、产权属性与控制权利益获取——基于大宗股权交易视角的分析

文章利用2006-2010年发生的大宗股权交易事件,对大股东获取控制权利益行为进行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大股东在所有权结构中的控制能力越强,能够获取的控制权利益水平就越高,但是与非控股大股东相比,处于控股地位的大股东更倾向于以私有收益的方式实现控制权利益;与非国有股东相比,国有性质的股东更倾向于以私有收益的方式实现控制权利益;较好的市场环境能够有效抑制获取控制权私利行为,尤其是对控股大股东和国有性质股东获取私利行为的作用程度和效果更明显。     

股权结构与财务重述: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财务重述为研究视角,在考察控股程度与控股股东性质交叉作用的基础上,研究股权结构的治理效率。研究结果显示,在没有绝对控股股东的情况下,无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最终控制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性质,其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都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要高;在绝对控股条件下,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比国有性质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要低。研究结论表明,分散化的股权和国有股权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效果相对较差,从而使公司进行盈余操纵的可能性更高。本文借助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深化了已有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并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普遍具有积极的治理功能,第一大股东的治理动力随着其持股的增加而增大。无论控股股东的性质如何,大股东持股都能够强化控股股东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但是,激励效应的强度受其性质的显著影响:流通股股东控股比例的解释力最强,法人股股东其次,国家股股东最弱。流通股股东随着其对公司管理控制权的增大,其激励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消极的激励功能转化为积极的治理功能。作为控股股东的流通股股东所发挥的积极治理功能还表明,流通股比例的消极治理影响根本源于流通股股东的非控股地位及其所产生的权利弱化。股权越集中,大股东参与管理改善的动机和能力就越强。对于中国现行的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而言,较高程度的集中控股是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另外,控股股东性质的改变也会导致治理激励强度的显著改变。     

股权结构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5年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通过并购掏空上市公司的动机越强,将对并购绩效产生负向影响;中小股东对大股东制衡能力的增强,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自利性并购,将对并购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制权有偿转让给民营上市公司与转让给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司业绩无显著差别。     

公司治理视角的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研究

盈余管理是一个令全球投资者和政府关注,但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使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1999—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进行估计,可以看出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较为严重的盈余管理,盈余水平与总资产之比的平均值为7．6％左右。对公司治理变量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显著为负;民营控股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倾向高于国有控股企业。这些结果意味着,中国需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降低盈余管理的幅度。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风险与广告投入

股权质押使控股股东面临控制权转移风险,其有动机进行市值管理。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股权质押情境下控股股东是否存在调整广告投入的行为。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公司广告投入水平显著提高,说明股权质押情境下控股股东会通过策略性地增加广告投入进行信息管理,而非通过削减广告投入进行向上盈余管理,证实广告具有短期股票回报效应;控制权转移风险较大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广告投入的正向影响更明显,说明股权质押情境下控股股东增加广告投入是出于缓解控制权转移风险的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散户规模较大和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企业,广告更容易吸引投资者注意力,此时控股股东增加广告投入的动机更强,该行为短期内可以提振股价,但没有起到改善经营业绩的作用且加剧了股价波动。本文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联系提供了证据,且对相关部门加强上市公司广告费用监管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股价同步性与控股股东市场择时

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低,上市公司股价波动不仅受公司特质信息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噪音信息的干扰。在公司股权再融资过程中,为获取控制权私利,控股股东有操纵盈余影响股价及股价同步性进行市场择时的动机。本文结合股价同步性考察股权再融资过程中控股股东的市场择时行为,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过程中,控股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向市场释放了噪音信息,使股价波动受到干扰,股价同步性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实施盈余管理导致股价同步性降低的效果更为显著,并且股价同步性降低有助于控股股东选择市场时机实施再融资。     

新时期新国企的新改革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逻辑、路径与实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共同发展的,关键是确认它们在各自适宜发展的领域发挥作用。本文从产品性质及行业特性两个维度来客观制定功能导向的分类方法,以此来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即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垄断性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竞争性国有企业一部分宜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一部分宜实行民营化。在分类改革原则下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共产品领域推进“长期导向”下的混合,在自然垄断领域推进“控制权导向”下的混合,在竞争性领域推进“流动性导向”下的混合,同时构建与国企分类改革战略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并分类构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中央企业风险的财务与体制根源及其有效管理刍议

中央企业风险存在的主要成因在于，盲目的非主业投资和现行的监事会制度的缺陷。而要有效进行风险管理，必须从产业政策、决策评估、产权关系及风险管理等方面采取措施，并不断完善中央企业风险管理制度．确保中央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约束机制研究

民营化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制的主要方式不能动摇,但必须重点研究国企民营化的约束机制。其中,产权理论难有实质性突破构成国企民营化的理论约束;部门间就业专移阻滞、分级所有的国资管理体制、利益集团行为刚性、财政资源紧张与补偿制度缺失形成国企民营化的实践约束。摆脱这些约束,国企民营化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溢价的计量考察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交易中控制权交易与小额股权交易在转让价格上的差异，对上市公司控制权价值进行定量分析表明，上市公司控制权价值约为17．4％左右，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近。根据控制权价值的影响因素分析，这种控制权价值主要来自上市公司本身具有的壳价值。非流通股股权转让的溢价水平与转让比例、流通股比例、总资产规模和净资产收益率负相关，与流通股规模、资产负债率、转让后的控股比例和每股现金量正相关；而流通股规模与控制权价值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和上市公司的总资产规模与控制权价值溢价负相关。     

Uncovering asset stripping during China's privatization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occurrence and extent of asset stripping via undervaluing public assets during the mass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and collectively 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Using three waves of a national survey of private firms, we provide evidence that state-owned and collectively owned assets were substantially underpriced, indicating the presence of corruption during privatization.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xtent of underpricing is more severe in regions with less market competition or weaker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more pronounced for intangible assets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land use rights. When comparing firm efficiency between privatized firms and de novo private firms, we find that the former group continues to enjoy considerable preferential treatments, yet significantly underperforms the latter, possibly due to continued government control and intervention. Finally, we provide evidence that insider privat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orruption during the privatization process.     

混改股权制衡与“脱实向虚”：抑制还是促进*

针对目前国有企业存在金融资产配置的主业“挤出效应”现象，本文从国企混改视角探讨了非国有与国有股权制衡对“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发现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当非国有股权占比超过国有股权占比时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抑制”区间内，混改股权制衡度通过缓解代理问题降低了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在“促进”区间内，混改股权制衡度通过激化代理问题引发了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提高。另外，相比长期投资性金融资产，混改股权制衡度主要对短期投机性金融资产的影响更加敏感。当样本为央企时，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呈现线性负相关关系。当样本为地方国企时，两者仍然为U型关系。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U型关系仅体现在商业竞争类行业中。本文的研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金融资产配置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解决东北不良贷款的“迫切之举”与“长久之治”

在复兴东北的宏伟战略中,不良贷款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沉重,国有商业银行举步维艰。文章从东北三省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商业银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其他解决渠道三方面提出了解决不良贷款的“迫切之举”,并从体制入手阐述了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长久之治”,即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深入改革和政府机构的职能转变。     

中国创新链“国进民进”新格局的形成、障碍与突破路径*

现阶段,无论是从国有企业国家战略定位的内在要求来看,还是从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来看,以及从当前中国情景下国有和民营企业各自的能力特征和竞争优势来看,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必须在中国创新领域打造国有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新局面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在中国创新领域以及创新链中打造“国进民进”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性。为此,本文着重分析了在中国创新链的五大环节中所存在的诸多弊端以及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各自合理定位,并探讨了如何在不同创新链环节构建国有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的可能模式和实施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应有的政策建议和今后可能的改革突破口。     

国有股权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好处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家参政所产生的政治关联效应已受到广泛关注,但民营企业中的国有股权是否也具有政治关联效应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文章以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国有股权在民营企业中的政治关联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民营企业中的部分国有股权能够为其发展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与发展机会,因为国有股权可以依靠其与政府的体制关联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声誉担保;与此同时,这些融资便利与经济资源能够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的经营业绩.文章拓展了公司政治关联领域的研究文献,为进一步全面理解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