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的动因与破解策略——基于马克维茨投资组合模型的应用及实证检验

如何改善企业研发结构失衡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首次将马克维茨投资组合模型应用于不同风险研发投资中，从理论上揭示风险收益不平衡是影响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的关键因素。政府研发税式支持对风险较小的试验发展具有较强的减税效应，而对风险较大的基础研究减税效应不足。政府“一刀切”的研发税式支持政策抑制了企业研发结构优化。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有利于企业研发结构优化，而高新技术企业15%税率式优惠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程度。政府在践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应根据研发支出风险大小，实施不同支持力度的研发财税扶持，间接提升风险较大的研发支出收益率，改变企业研发支出风险收益不匹配状况。     

企业研发投资财税激励检验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理论框架,运用企业R&D投资行为模型分析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同时对我国2000—2009年财政税收激励政策以及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情况进行实证检验,目的在于对我国激励企业研发活动财税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理论与实证的对比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明显的激励效应,此项政策需要继续加强,而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政策在规模和方式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基于后悔规避的投资组合模型及其实证分析

由于人的情感、认知等因素对投资活动有直接影响,本文在投资活动中引入人的情感因素,提出了基于后悔规避的投资者效用函数,该效用函数是期末财富和预期财富的函数。建立了存在无风险资产时的最优投资组合模型,发现基于后悔规避投资组合模型的组合前沿存在两基金分离的现象。对我国上海股票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了基于后悔规避投资组合模型的组合前沿,并验证了组合前沿存在两基金分离现象的结论。     

马克威茨投资组合理论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应用研究

本文对马克威茨(Markowitz)的均值——方差理论进行阐述,深入分析该理论在中国证券市场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为更好地发挥均值——方差理论的指导作用,本文针对该理论的局限性,提出构建完善证券市场的建议,并对均值——方差模型提出相关的改进措施。     

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公共区位因子及实证分析

企业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海外研发投资,会受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不同区位因子的影响。在简要回顾国内外有关企业海外研发投资区位因子选择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了14个相关指标,然后依据由世界银行提供的有关22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数据,利用SPSS软件的因子分析方法,对可能影响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一些公共区位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其结果及给我们的启示进行了阐述。     

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及其模型拓展

Markowitz的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引发了20世纪后半期金融学的第一次革命,为现代金融经济学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该理论应用在我国这样一个新兴的证券市场却面临着不少问题,有必要对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剖析,对Markowitz模型做一些拓展。为了提高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适用性,必须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证券市场。     

我国创业企业研发投资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创业板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

以2009—2011年我国深圳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等角度,实证考察了其R&D投资的经济绩效。结果显示:创业企业的R&D投资整体上并未呈现出积极的经济效果;R&D投资的经济效果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制造业创业企业的R&D投资对其经济绩效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该影响具有滞后性;信息技术业创业企业的R&D投资对其当期和滞后一期的经济绩效均未产生积极影响,表明信息技术业创业企业的R&D投资存在一定程度的非效率行为。     

政府投资结构如何影响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把政府投资划分为基础设施投资、社会投资、直接投资等三个部分,并分别建立三个SVAR模型,以揭示每一类政府投资冲击对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不同动态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从长期累积效果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社会投资冲击有利于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增加;直接投资冲击则会抑制居民消费和挤出私人投资。因此,应适当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即适当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社会投资,同时减少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     

略论企业研发人员激励的策略组合

激励是人群管理的核心和最重要的职能。从不同角度对企业激励策略进行分类组合,有助于得到对于激励策略的结构性认识和优化原理。激励的四维结构及其二重均衡模型蕴含着企业研发人员激励策略组合的一些基本原则。     

融资结构、企业异质性与研发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融资结构影响研发投资强度吗？是否存在能促进企业研发投资强度提升的最优融资结构？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而言,最优融资结构是否存在差异呢？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越偏向于股权融资,研发投资强度就越高;（2）存在有利于促进研发投资强度提升的最优融资结构;（3）企业的最优融资结构随企业所属的产业性质、股权集中程度、银企关系强度及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呈现显著的差异。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深入理解融资结构与研发投资的关系,也为决策者制定宏观金融结构优化政策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促进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的政府扶持模式选择——基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比对

国际贸易摩擦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中国企业在基础研发方面尽快补齐短板，也要求政府在产业扶持中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的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尚未清晰地分析经济政策支持与社会政策支持影响企业基础创新能力提升的具体机理，也未明确解释政策扶持范围边界和可能产生的扶持越界。基于158家企业498份问卷数据，应用分层线性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社会政策支持深入程度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呈倒U型，容易产生政府扶持越界行为；经济政策支持规范化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呈倒U型，能明显减少政府扶持越界行为；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二者共同使用必须建立在产业发展阶段、企业客观需要和市场有效参与的基础上。     

高新技术企业多元合作研发模式选择

以资源基础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开放环境下企业不同合作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知识和技术的中介作用与内部研发的调节作用。基于2014-2016年816家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数据的长短期对照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合作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有不同影响,且无论长短期,境外合作的影响最强,产学、产政合作长期效应强,产研合作短期效应强;知识和技术起部分中介作用,内部研发正向调节产学、产政合作绩效,负向调节产研、境外合作绩效。研究结论对于高新技术企业选择研发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与效果的经验研究

关于企业研发的相关研究一直以来就受到了重视,不过目前关于国内企业的相关经验研究都存在诸如样本容量稀少、检验方法欠缺以及样本选择偏差等问题,从而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质疑.使用2007年样本容量巨大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企业研发方面的相关检验,并且将使用多种方法进行检验并比较结果的差异性.结果表明:政府部门应加大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企业应重视生产经营,从而积累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利用研发提高并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     

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

本文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考察了财政激励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而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激励政策比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增长。财税政策的激励作用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提高和内部结构的优化都具有积极影响,并且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更为显著。政府在财税政策制定时,应注重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并考虑政策的短期适应性和长期战略性,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科学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化进程。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R & D税收激励有效性与影响因素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抽象出盈利能力和研发程度是R&D税收激励效应的两个关键因素,进而采用2012-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调查数据,分别检验了15%税率式优惠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5%税率式优惠与加计扣除政策均能激励企业创新,而加计扣除激励效果显著优于15%税率式优惠;15%税率式优惠政策效应受企业盈利能力影响较大,而加计扣除政策受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较大;15%税率式优惠政策对高新制造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创新激励效果不显著,而加计扣除对高新制造业和文化产业研发密集型行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15%税率式激励对成熟度较高企业创新具有较好的激励效应,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成熟度较低企业创新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地方政绩诉求、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效率关系研究

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如何通过科技与制度创新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掌握国际市场主动权的关键。基于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研究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深层次制度原因，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政府研发补贴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及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起显著抑制作用；②政府研发补贴在地方政绩诉求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创新氛围在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后半段中介路径起负中向调节作用，即在创新氛围较淡薄的情况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地方政绩诉求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还通过研发补贴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创新氛围调节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日本跨国企业研发组织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跨国企业是日本研发创新的重要力量.在经济日益全球化以及技术知识流动性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日本跨国企业瞄准市场和人才,不断扩大海外经营销售和生产基地规模,增设海外研发基地,加快了其研发组织的国际化步伐,同时致力于将其研发组织间的单向垂直管理模式转变为双向扁平化管理模式,以提高其全球研发效率.通过简要介绍和分析日本跨国企业研发组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希望能为我国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相关政策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