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板IPO改革效应

<正>通过践行科创板设立与试点注册制改革这一国家战略举措,中国资本市场系统性功能再造正在显现注册制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作为基础性制度重大创新的载体,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性改革的重要里程碑。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在陆家嘴论坛正式开板;7月22日,首批25家科创企业正式挂牌上市,这预示着我国第一个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发行体制正式落地。截至2019年12月末,已有70家科技创新型企业实现科创板IPO上市挂牌,总市值达到8713亿元。     

新三板企业转板科创板的绩效研究——以嘉元科技为例

自2019年设立以来,凭借较低的投资者准入门槛、实行注册制等优势,科创板吸引了众多新三板企业的转板,截至2021年底,已有99家企业从新三板转板至科创板。本文以嘉元科技为例,对其转板动因、过程和转板前后财务及非财务绩效进行分析后发现,因新三板不断暴露出信息披露不实、监管力度不够、流动性不足等问题,嘉元选择了转板,而转板后其财务及非财务绩效均得到显著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应加强新三板改革、适当降低投资者持有证券资产门槛、继续完善新三板企业转板制度、优质企业应主动转板等建议。     

科创板企业持续经营能力评价研究——以Y公司为例

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设立科创板。科创板是独立于现有主板市场的新设板块,并在该板块内进行注册制试点。在整个注册制试点改革中,除了“谁来审”“怎么审”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维度是“审什么”,包括发行条件、上市条件以及信息披露要求等。     

红筹企业回归A股市场发行上市的模式分析

红筹科技企业回归A股市场,既有长远意义,也有现实的迫切性.红筹企业回归A股模式,主要有联通模式、IPO模式和CDR模式三种类型.联通模式似是而非,不具有普遍适用价值;IPO模式与CDR模式都是发行制度创新的产物.尚未境外上市的红筹企业发行CDR与直接发行IPO相比,需要满足的行业条件、市值与财务指标都相同;已在境外上市...     

科创板对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其完善对策研究

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之一。然而,大部分科技型中小企业都存在融资难问题,企业生存与发展存在不确定性。科创板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许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但也带来了挑战。文章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重点分析了科创板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带来的挑战。结果表明科创板不仅增强了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还拓宽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但是科创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导致恶性竞争的出现。文章最后提出科创板的完善对策,如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审核制度、探索合理的价值评估模式、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息透明度等。     

代理成本视角下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短板及其优化研究 ——基于《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分析

双层股权结构是一种为了防范恶意资本收购、平衡异质化股东权利、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优化营商环境而产生的特殊股权结构。国外对双层股权机构持有禁止、允许、限制三种态度,而我国科创板突破“一股一权”的固有原则,允许双层股权结构公司在境内上市。但《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表决权差异安排中,双层股权结构的表决权设计,特别表决权股转让限制、“日落条款”时限以及其他方面存在代理成本较高的问题。为了降低代理成本,我国应当采取增加股息优待策略、细化时限性规定、建立独立董事委员会等优化措施。未来可以将研究重点放在防范敌意收购的本土化条款、特别表决权股份现金流权的标准、股东诉讼制度的落实等方面。     

科创板半导体上市公司估值研究——以中芯国际为例

我国半导体行业经过多年发展已取得巨大进步,近年来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华为受美限制等事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芯片产业国产替代步伐加快,政策、资本等多因素共振下国内半导体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科创板的开启也使越来越多的半导体选择在科创板上市,但目前市场对科创板半导体企业的估值方法存在不合理性,如用现金流折现模型并未合理处理周期性因素,相对估值的可比公司选择相对随意等问题。本文主要基于国内市场对科创板半导体企业估值存在的问题,提出以基于非线性曲线拟合方法的现金流贴现模型,与通过PCA降维与聚类分析选出相对估值可比公司的方法,并通过案例分析对中芯国际进行估值。为科创板半导体上市公司估值提供借鉴与参考。     

美国证券域外纠纷诉权新解

2010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结的莫里森案,是美国证券法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代表了全球化背景下最大资本市场在处理涉外欺诈纠纷问题上的转向。以往的行为和影响标准被否定,交易标准得到强调,《证券交易法》第10(b)条的适用范围被限缩,存托凭证和国外基础证券受到区别对待。此后一年间,尽管不无争议,莫里森案判决和交易标准被下级法院广泛援引,并经受住了Dodd-Frank法案的考验。由此释放出的信号包括,美国有意愿加强公共执法和国际多边合作。     

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

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Morrison案中颠覆了由第二巡回法院创立的域外适用证券法的传统,转而采用交易标准。此后不久,国会在《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中又重新引入了效果标准和行为标准,期望以此强化对境内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的保护。为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中国应汲取美国的经验和教训,有限度地推行本国证券法的域外管辖,特别是应模糊证券法的域外管辖问题,将自主权赋予法院。同时,法院应充分考虑和尊重证监会的相关决定。     

从瑞幸事件看新证券法下强化财务造假监管

证券法此次修订大幅提高了对财务造假行为的惩戒力度,并新增域外效力条款,将证券法管辖范围延伸至境外发行和交易活动。对于中概股财务造假,管辖权的主张应在遵守国际礼让原则的前提下,结合境内市场和投资者利益受影响程度审慎为之。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下,提高发行上市企业质量的关键还是在于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特别是要提高民事和刑事追责力度,积极推进退市市场化、常态化。     

地下钱庄需求侧打击模式探索:山东实践

对地下钱庄交易对手进行查处,实现对地下钱庄供需两端的全面打击,有助于根除地下钱庄滋生土壤。但从需求侧打击地下钱庄面临实践经验少、跨区域执法管辖权不明等问题。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通过探索重大案件授权督办制度、深化汇警合作联动机制等措施实现了对地下钱庄交易对手的有效打击,为从根本上打击地下钱庄犯罪行为提供了有益借鉴。     

ST公司并购现金支付方式决定因素研究——基于并购方与目标方双视角

采用 Logistic 模型,基于 ST 公司分别作为并购方和目标方双视角,考量中国资本市场并购活动中决定支付方式的市场因素、公司因素和交易因素。结果表明,市场因素中商业周期指标越积极,并购双方越愿意选择非现金支付;市场利率越高,越倾向于以现金支付。ST 公司为并购方时支付方式选择受到管理者控制权、分析师数量和交易态度等因素的决定;ST 公司为目标方时支付方式选择受到公司财务杠杆、公司成长机会、分析师数量和交易态度等因素支配。不同的并购支付方式会对并购后企业产生不同的效应。     

控制权与公司绩效：中国民营上市公司ST化的合理解释

从股权结构的角度对控制权指标进行选定和度量,以主营业务收益率、管理费用除以主营业务收益的比率作为公司控制权在经营绩效上的反映,建立了一个股权分散、控制权弱化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因果模型,并以中国ST民营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的ST化与股权的制衡化以及第一大股东对董事会、总经理的直接控制能力下降(控制权弱化)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现代企业应该强化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权,控制权转移应和股权转让相一致,才能有利于我国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     

我国上市公司主动设立独立董事的动机分析

在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部分上市公司出现了主动设立独立董事的"自愿行为"。针对引发自愿行为的动机进行理论分析,并以沪深两市主动设立与非主动设立各5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主动设立独立董事的"监督的动机"和"顾问的动机"。该研究为我国上市公司从强制合规到步入主动守规的自主治理阶段以及如何改革独立董事制度等方面提供了经验支持。     

我国证券域外管辖规则构建研究——以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为切入点

我国新《证券法》增设了域外管辖条款,适逢中概股瑞幸咖啡因财务造假已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强制退市处理,瑞幸咖啡损害了我国部分投资者权益,但《证券法》并无具体管辖规则对其进行追踪。为摆脱证券域外管辖权行使的失语困境,应当在遵循国际礼让原则的基础上借鉴美国证券法的“效果测试标准”,当境外证券违法行为达到对我国境内产生“具体、重大、直接及可预见”的程度时,引入“合理管辖原则”对其进行理性限缩,构建我国证券域外管辖规则,实现域外管辖权适用,确保监管效能。     

上市公司股份代持的法经济学分析

从法律供求视角,结合相关典型司法裁判案例和执法案例,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份代持制度的供求现状,研究发现:应当增加股份代持制度供给.并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研究如何增加制度供给.针对股份代持的制度设计,在《公司法》中要建立健全股份代持的基本规定,包括股份代持的效力、形式以及信息披露等;同时,在《证券法》中要完善股份代持的配套规定.     

中国证券公司内部治理影响公司经营效率的实证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中国证券公司内部治理对公司经营效率的影响表明:中国证券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经营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经营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国有控股性质有助于提高公司经营效率;中国证券公司的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经营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效率;监事会规模、监事会独立性与公司经营效率负相关,但均在统计上不显著;中国证券公司管理层规模、管理层报酬与公司经营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