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增强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是一国拓展国际市场份额、挖掘国际竞争潜力的重要举措。选取2008—2021年全球67个经济体面板数据，实证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技术创新能有效抑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智能化转型水平较高组中，技术创新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调节作用更强。因此，提出营造稳定有序营商环境、加快产业智能化转型、强化技术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期冀为增强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优势提供经验证据。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产品出口的数量、质量效应——基于自由贸易协定的政策背景

基于中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政策背景,试图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新视角来解释中国的出口扩张以及出口升级。通过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引入到质量异质性模型,推理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扩张及出口升级的关系等式,运用2002—2014年高度精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利于促进出口扩张和出口升级,OFDI是发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自由贸易战略是我国应对当前“逆全球化”国际局势的重要对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为我国维持出口扩张和实现出口升级提供了新思路。     

目的国服务业开放、数字化服务转型与中国企业出口

服务要素作为企业出口过程的重要投入,其供给成本会影响企业出口绩效.本文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目的国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的国服务业开放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规模;分行业而言,金融服务开放对企业出口促进作用依次大于通讯、运输和商务服务;分政策领域而言,监管透明度领域开放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依...     

利用福费廷业务开拓出口融资新渠道

由于出口退税率和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国家相关出口政策的变化以及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钢铁出口一改近年来的良好涨势，出口数量急剧减少。2005年7～8月，我国已由上半年的钢净出口国变为钢净进口国。受国际钢材市场和国内政策的影响，从2005年5月开始，宣钢的出口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宣钢原来的客户主要集中在韩国，受韩国经济疲软的影响，出口订单大减，这时候仅靠低价策略不仅会扰乱市场，还会损坏企业自身的利益，必须寻求新的支持手段扩大出口。宣钢对出口市场进行了战略定位，利用手段——目的理论（Mark E．Perry的战略营销管理理论。在战略策划时从传统的以产品为导向转化为以客户为导向，首先识别对潜在客户可能会产生影响的利益。）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外部融资的萎缩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其对微观企业行为以及宏观经济产出的影响是当前热点话题。本文以2000～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公司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水平越低,且股权融资减少的幅度更大。通过细分债务融资结构,我们还观察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使得短期债务融资相对于长期债务融资降低的程度更显著,导致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发生变化。进一步检验发现,产权性质及股权集中度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融资水平的负相关关系产生影响,具体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债务融资减少在非国企中更明显,而股权融资的减少则在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此外,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企业融资规模缩减的部分原因是融资成本的增加。     

出口退税对纺织品出口的经济效应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出口退税为我国一项重要的促进贸易发展的政策。江苏省是纺织品出口大省,但近年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出口退税政策在促进纺织品出口方面变得更加重要。论文从纺织品出口的需求、供给关系和贸易小国出口退税政策的福利效应两个方面探讨了江苏省纺织品出口退税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为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结果显示,出口退税政策对促进纺织品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部门应积极推进实施此政策。     

文化特征如何影响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

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能够彰显一国的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而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文化特征对于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的影响。本文基于1996—2016年中国HS六位码大样本微观文化产品数据,以及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文化特征以及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指标,采用多种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共同宗教以及高民主程度对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出口目的国信任度水平、个人主义、外国语言接受度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负向抑制效应;不同文化产品种类中,视听类、其他视觉品和手工艺等核心文化产品以及非中间品文化特征的影响较为显著;不同文化距离以及贸易持续期样本中,文化距离越小、贸易持续期越长,文化特征的影响越强。此外,本文还探究文化特征视角下出口品质对贸易联系持续期可能的影响机制。基于上述分析,要积极利用多种途径提升核心文化产品的贸易联系持续期,尤其重点关注出口目的国的文化特征影响,降低由于出口目的国文化禀赋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而提升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出口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估计

本文通过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了中国的前沿出口水平以及出口潜力,并将影响中国出口的因素分为自然决定因素和人为决定因素,分别估计了这些因素对于出口的影响程度,由此确认了中国出口的需求拉动特征。同时,中国出口处于低效率状态,说明其所受的人为贸易阻力较大,随着世界贸易环境的改善,中国仍然具有较大的出口潜力。在当前外部需求减弱的情况下,通过短期政策促进出口企业产能具有重要的危机应对意义。从长期而言,出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注意开发国内市场,启动内部消费,适当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赖程度仍然是经济政策的重要指向。     

贸易信贷对我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贸易信贷作为一种外部融资方式,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从贸易信贷现状出发,分析其对我国出口影响的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贸易信贷对出口有重要促进作用,我国应加大贸易信贷对出口的促进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波动与出口:一个经验分析

现有的中外文献已经对发达国家间的汇率波动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做了很多相关分析，但就汇率波动与贸易之间的关系没有取得一致性的结论。本文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波动与出口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论是：汇率波动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但对某些新兴市场国家出口的影响并不明显，其影响程度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和开放度的差异而有所区别。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Across Countries and Industries: New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This paper uses a translog approach to estimate intra‐ and inter‐industry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transmitted through input–output linkages, distinguishing R&D and other (remainder) spillovers. For a panel of 12 OECD countries and 15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rom 1995–2005, first, we find that the estimated elasticity with respect to ‘own’ R&D amounts to 0.25 on average (which would be estimated to be lower if R&D were assumed to be additively separable from other inputs). Second, there are sizeable intra‐industry and relatively small inter‐industry R&D spillovers. Third,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mainder spillovers, which are mainly of the intra‐industry type and substantially amplify idiosyncratic technology shocks.     

Public Manag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bstract

Ten years ago public manag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 reaching the end of a period in which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model of a small state was dominant, with downsizing and privatization as its key mechanisms. With reform programmes in disarray and NPM an inadequate replacement, the subsequent decade has been one of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 with management dislodged from centre stage by a concern with the domestic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reform. We have also seen the return of a poverty agenda, featuring education and health in central roles, to which management specialists have yet to respond fully. This review suggests the need for public management specialists to absorb a political analysis before returning to perennial management concer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