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风险承担与银行超效率——-基于中国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中国１１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利用ＳＢＭ超效率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ＧＭＭ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下中国商业银行超效率的影响问题。结果表明：样本银行的超效率水平逐年提高且差异不大,超效率水平呈现倒“Ｕ”型变化趋势;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下商业银行的超效率均呈现负向关系且影响显著;风险承担因素对银行超效率的测量十分重要,并且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下的银行超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从促进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时,应在宏观层面审慎监管风险承担下中国商业银行的效率。     

金融科技与银行信用风险：加剧还是降低

利用文本挖掘法构建各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指数,并基于2011—2020年492家商业银行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理论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银行金融科技与银行信用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科技与银行信用风险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金融科技通过自信效应加剧银行风险承担,增加信用风险;金融科技通过信息改善效应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降低信用风险;中小银行信用风险水平受金融科技影响更明显。     

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商业银行信贷结构的视角

通过构建金融科技发展指数,并基于2013~2019年上市银行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融合发展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2）不同商业银行应用金融科技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应用金融科技缓释风险承担的效果更明显。（3）金融科技应用于不同信贷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和偏好具有显著差异性,国有商业银行偏好借助金融科技调整贷款担保结构缓释风险承担,而其他商业银行偏好借助金融科技调整贷款期限结构缓释风险承担。研究结论对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深度融合、优化信贷结构、缓释风险承担提供了重要启示。     

数字金融、风险承担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

本文以2013年-2021年沪深A股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对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提升了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并且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越高,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提高作用越明显。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实现了商业银行资源的精准匹配,节约了组织与客户的沟通成本,打破了地理区位的制约,从而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尤其在风险承担水平高的银行中,这种影响更显著。进一步通过分组回归发现,在大中型银行中,数字金融对银行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对推动数字金融发展、提升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具有参考价值。     

宏观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监管套利行为的影响研究

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商业银行同业业务通过隐匿信贷资产规避微观审慎监管,而宏观审慎监管在理论上能够防止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宏观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通过同业业务进行监管套利行为产生影响。本文通过搜集商业银行财务数据构建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模指标及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压力指标,以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模变动刻画其监管套利行为。首先,分析了微观审慎监管压力对商业银行监管套利行为的影响;其次,在模型中加入宏观审慎监管压力指标,分析了宏观审慎监管压力对商业银行监管套利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宏观审慎监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防止商业银行通过同业业务规避监管,但针对同业业务的资金拆出方和资金拆入方的政策效果具有差异性。     

数字金融能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吗——来自102家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呈现出长足发展态势,作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部门,商业银行在数字金融时代背景下将会面临怎样的风险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我国102家商业银行的样本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GMM动态面板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会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收敛作用,货币政策会削弱其收敛作用,资本充足率会增强其收敛作用,数字金融会通过提高非利息收入和科技投入的传导机制,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监管策略、货币政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上市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测度

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逐步成为各国金融管理改革的重点内容,金融系统性风险由此受到广泛的关注。选取2010—2014年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的CoVaR方法度量中国32家上市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定量分析中国金融行业的风险传染及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整个金融行业的关联度很强,银行体系相对证券业和保险业有更强的关联度;风险传染具有普遍性,但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传染呈现衰减特性;金融机构的风险溢出与其自身经营风险存在较强关联,并非完全取决于资产规模大小。同时,监管部门既要专注微观审慎还应专注宏观审慎,根据系统性风险贡献程度而非规模大小,正确确立中国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名单,构建渐趋完善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基于COPULA-EVT的利率衍生品风险管理

监管层提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分类管理的思路,表明在强化宏观审慎监管过程中,微观个体宏观审慎经营行为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新巴塞尔协议对于银行信用风险的监控和计量有了更加严格的规定,然而对于涉及到衍生品的市场风险只是强调银行要根据自身的交易业务进行合理评估,这样便使得衍生品的市场风险成为了银行整体风险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本文基于极值分布、Copula连接函数和蒙特卡洛模拟理论,获得商业银行包括利率期货、利率期权、利率互换在内的单个利率衍生品的风险度量指标,如VaR,CVaR,EVA,RAROC,EC,并得到衍生品组合的风险度量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帮助商业银行更加清晰地了解自身的潜在风险。同时,商业银行在给定风险容忍度VaR下能得到各种衍生产品的最优配置,从而为银行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理论分析和度量方法综述

国际上普遍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和宏观审慎监管的缺失,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同时,我国的银行体系还具有很大的脆弱性,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和外资银行的进入。银行业竞争势必更加激烈,面临的风险也会逐步加大。如果不加以监管而任其发展,金融系统性风险会不断积累。最终很可能酿成危机。然而。能够有效识别并科学测度系统性风险,是监管当局进行科学应对的重要前提．本文分别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原理和主要的度量方法上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     

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与系统性风险——基于中国32家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立足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现实环境以及不同银行的实际状况,运用国外先进理论梳理我国银行流动性创造影响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机理,探索其政策价值。基于我国32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季度数据,运用非平衡面板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特殊国情下,银行流动性创造会抑制系统性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流动性创造与系统性风险的负相关性由尾部风险驱动。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银行流动性创造对全国性银行、低股东权益银行、低存款银行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审慎监管选择与协调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防止银行脆弱性聚集、金融高质量运行和维护金融稳定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金融科技与银行信贷配置效率——我国143家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全文替换

金融科技催生的新的金融服务模式能否有效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通过将地区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后,使用2011—2020年我国143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显著促进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使用工具变量、GMM估计及DID缓解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的作用在规模、上市、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合资银行以及东部、西部和经济发达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从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降低贷款集中度等方面能促进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因此,在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应持续推进金融科技发展,大力实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战略,助力信贷配置优化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商业银行资管业务的监管套利难题——以比例原则为方法

分业式金融监管体制、混业式金融经营趋势、堵漏式银行监管制度诱导资管业务“脱法”式监管套利频发。套利创新与银行监管始终处在动态博弈之中,然而适当套利是金融创新的原动力,理应审慎对待。“围追堵截”式去套利努力是当前银行资管业务监管趋势,容易加剧金融抑制。在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金融创新发展并重的改革背景下,如何平衡银行监管与监管套利是亟待解决的两难困境。“比例化规制”银行资管业务监管套利行为是破解银行资管业务监管与监管套利平衡难题的可行方法。本文以比例原则“平衡公益与私益”之内在价值契合银行资管业务监管之需求为出发点,以比例原则分析框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审视当前商业银行资管业务去套利规制的诸多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例化规制”资管套利的应然建构,以期为优化银行监管改革提供可行进路。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风险承担——基于负债成本与信贷选择机制的分析

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其风险承担水平的研究,既有文献多从数字化场景下的信贷市场技术变化与授信模式调整切入,忽视了银行融资市场的影响。区别于此,本文通过商业银行的城市聚类,使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地区性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代理变量,利用城市商业银行2012—2022年面板数据,从“融”与“贷”两个维度分析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论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表现为信用风险(信贷不良率)与经营稳定性风险(收入波动性)的共同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的风险积累通过成本冲击效应而实现,信贷选择效应并不显著,说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所形成的风险积累,实际源自“融”而非“贷”。商业银行缺乏通过信贷溢价释放负债成本压力的能力,导致负债成本的增加最终形成风险积累。此结论可为商业银行更为精准地选择风险控制与管理的业务切入口提供启示。     

绿色金融之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是“双刃剑”吗——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基于中国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2005~2017年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会增加其破产概率，但是，基于动态性检验可发现，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滞后的正效应；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政治级别越高的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越大；相对于非上市银行，上市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更大。此外，没有证据表明农村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有显著的差异。     

绿色金融之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是“双刃剑”吗——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基于中国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2005~2017年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会增加其破产概率，但是，基于动态性检验可发现，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滞后的正效应；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政治级别越高的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越大；相对于非上市银行，上市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更大。此外，没有证据表明农村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有显著的差异。     

存款保险制度、银行资本监管与风险承担行为——来自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存款保险制度引入银行资本监管对风险承担行为影响的分析框架,借助2007-2019年中国475家商业银行数据,实证检验银行资本监管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及其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监管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且在危机时期对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比正常时期更大;在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后,资本监管与存款保险制度会相互作用进一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银行资本监管和存款保险制度除了对总体的银行风险承担存在协同作用,还会相互作用使银行资产端风险和负债端风险都得到显著降低.在控制银行层面和地区层面观测值的异质性影响后,研究结果依然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完善银行监管以及发挥资本监管与存款保险的协同作用,共同管理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现代金融系统性风险新特征与宏观审慎监管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将现代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新特征展现无遗,因此,后危机时代各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发展趋势是: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并将其与微观审慎监管进行有机结合。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包括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控制杠杆率、解决流动性错配、提取适时拨备等。中国应完善逆周期的货币信贷动态调控机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加强国内宏观层面的协调机制,保证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宏观审慎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研究

基于动态非平衡面板系统GMM模型,对我国已上市的26家商业银行2004—2016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存在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两者之间的互动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受制于经济发展、行业结构以及银行个体特征,如资产收益水平、流动性比率、投入产出效率等,尤其是受到资本充足率的影响,资本充足率不同的商业银行对于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应健全资本充足评估及风险预警机制,适时调整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建立更加严格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以有效促进货币政策传导,增进货币政策效果。     

香港对商业银行进行集团式监管的框架及启示

金融集团是由若干公司实体通过所有权形式联合组成的集团,主要提供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服务.2008年底,香港金管局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对香港注册商业银行的集团式监管办法英文草案,征求业界意见.本文在翻译了香港金管局正在征求意见的英文版集团式监管指引的基础上,介绍了金管局对三种不同金融集团架构所采取的监管模式,提出了对我们的启示:(1)次贷危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加强金融集团监管的重要性,而且我国的发展现状也对加强金融集团监管提出了迫切的需求;(2)与银监会的<银行并表监管指引>相比,香港金管局的<商业银行集团式监管办法>更注重从整个金融集团整体角度进行综合监管;(3)在对单个金融机构独立审慎监管和对金融机构与其所在金融集团关系的审慎监管的基础上,突出对金融集团的整体审慎监管,避免银行集团的风险传染和风险蔓延;(4)各金融监管机构应在按照业务进行"主监管"的基础上,加强对金融集团公司的协同监管;(5)人民银行应发挥在"一行三会"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各金融监管部门对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和跨市场的金融产品监管上的有效配合.     

宏观审慎视角下的商业银行行业信贷供给实证研究

商业银行行业信贷供给既受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也受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使用微观的行业信贷数据,从“机构记忆”假说视角出发,将影响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因素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在控制主观因素变量基础上,使用Panel-VAR模型对商业银行信贷供给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商业银行经营者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教训”,对信贷供给以控制导向为主。但是客观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流动性风险和资本充足率对不同行业信贷供给的影响各不相同,中国房地产业和建筑业风险非常高,却吸收了大量银行信贷。因此,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要发挥其精准化调控特点,避免“一家有病、大家吃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