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学模型的黄金投资风险研究

本文主要根据1975年到2013年国际黄金市场日收益率、黄金投资的风险特征等进行研究、分析,并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来刻画黄金投资风险的适用性,评估黄金投资的动态,预测黄金投资的风险。     

基于DEA的选股策略在投资组合中的实证研究

针对沪深两市股票筛选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尚无前人基础,选取两种DEA模型构建以效率优化为准则的股票筛选器,实现从原始股票池中筛选优质股票并优化投资组合,利用实证数据检验筛选效果。实证结果表明:即使在随机投资比例下,基于DEA策略产生的基金产品在期望收益与风险控制上均优于现有市场发行基金,进一步对入选股票建立均值-方差模型,确定投资组合的最优资金分配比例。相关方法提供便于操作的选股决策支持和投资组合方案。     

基于CvaR和RAROC的投资组合优化模型

RAROC(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是商业银行用于经营管理的核心技术手段之一,用经过调整后的收益与风险资本的比值对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评估。在本文中我们用CVaR来度量风险资本,提出了一个新的投资组合优化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分析。并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     

REER变动对浙江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基于1994-201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首先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浙江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二者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此后又结合浙江的实际情况分析为何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浙江出口额仍保持增长态势,并得出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对浙江出口的影响不大,最后对浙江外贸的发展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走高,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却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针对这一现象,本文采用我国30个省市2003²009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影响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差异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从全国层面总的数据看,制度因素和金融发展对我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的影响;从地区内部层面来看,制度对东部地区省市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受制度的影响;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QFII投资组合构建的合理性研究——基于风险与收益匹配性的一般原则与最优原则

QFII是我国证券市场上唯一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受到广泛的关注.文章依据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一般原则和最优原则,通过构建衡量风险与收益匹配状态的模型以及判断投资组合合理性的判别标准,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对我国QFII投资组合风险与收益的匹配状态以及合理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市场上QFII的投资组合在总体上是比较合理的,QFII能够战胜市场.     

基于风险因子的风险平价投资策略及实证研究

近年来风险平价策略逐渐引进我国证券市场,而基于该投资理念的全天候基金取得优异的业绩表现,但目前我国对该领域的研究较少。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引进风险因子,对风险平价投资策略进行实证研究。建立相应模型,并给出有效算法,得出风险平价策略的各标的权重和预期风险贡献度。最后在控制各标的资产对组合的风险贡献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对历史数据进行回测,发现风险平价投资策略在夏普比率、索提诺比率、回撤、市场相关性等业绩指标上均优于同等条件下的股债60/40组合等。风险平价策略具有风险均衡、收益稳定的特点。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实证研究——基于2002-2012年面板数据

借助衡量产业结构水平的三个指标,以浙江省2002-2012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协整理论就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城市产业结构基础存在差异,杭州、宁波、舟山等城市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湖州、丽水、绍兴、台州等城市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浙江绝大部分城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促进作用,但舟山市却起到抑制作用;湖州、嘉兴、金华、绍兴等城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较大,杭州、宁波、衢州等城市相对较小.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大对“走出去”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和扶持中下游城市经济创新转型发展、继续发挥上游城市的引领作用等促进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产品内贸易程度的影响——基于2001~2011年工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hummels等人估算垂直专门化(VS)比率的方法,对2001~2011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工业行业产品内贸易程度做了分年度计算,并以产品内贸易程度为因变量,以相应年份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流量为自变量建立计量模型,进一步作出计量分析,得出结论:美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产品内贸易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中国外贸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研究——基于1982—2011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是国际经济交往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本文将根据1982—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结合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中国出口贸易发展将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而中国进口贸易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没有因果关系。     

基础设施投资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经济转型期二者因果关系的检验

本文在现有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际数据,针对基础设施投资与外国直接投资(FDI)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发现:二者之间不仅存在协整关系,还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FDI是带动基础设施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而基础设施投资并不是引致FDI增加的格兰杰原因。本实证检验还用事实证实了目前许多地方政府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来吸引外商投资的盲目性。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关系的研究——基于1991～2012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美国是中国重要的投资和贸易合作伙伴,研究其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的关系对于处理中美投资合作与双边贸易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选取了1991~201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分析方法,对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是一种正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进口均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产生创造效应。     

我国债券市场投资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2002-2008年的月度数据

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蓬勃发展,金融危机背景下扩大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研究债券市场的投资效应意义重大.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对我国2002年-2008年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债券市场对投资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获取alpha收益的数量化投资组合策略研究——基于沪深300指数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目的是以沪深300指数及其成份股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有效的量化投资策略来构建投资组合,使得这个组合策略的收益能够稳定战胜沪深300指数收益,从而通过投资该策略取得alpha收益。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调节-中介”效应的视角

文章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以对外贸易开放为视角,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选取我国2003—2020年外商直接投资和碳排放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文章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FDI影响环境的三大因素进行了简要分析,随后构建两者关系的理论框架系统。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内人均生产总值AGDP这两个中介变量将两者联系起来,分析了我国FDI对碳排放影响的单一作用路径和协同作用路径,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文章的研究表明,我国FDI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中介”效应。同时,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即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的持续快速增加会推动我国碳排放的不断增加。     

民间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

通过借鉴Erden和Holcombe(2005)的模型,构造了一个研究中国民间投资影响因素的计量方程,并运用2006-2014年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行业整体角度看,影响我国民间投资的主要因素是产出增长和可用信贷量,国有控股投资没有对民间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入挤出效应",宏观不确定对民间投资的影响表现不显著。对行业进一步分类研究表明:产出增长影响民间投资的"加速效应"受行业回报率的影响,行业回报率越高,产出增长的"加速效应"越显著;在限制进入行业及对资本、技术、资源要求较高的行业,国有控股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入"效应;可用信贷量对于民间投资的影响则在低回报率行业和竞争性行业较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并且已初具规模。然而伴随这个过程的国内产业结构是否与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相关关系,已经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的注意。文章结合中国产业结构以及对外投资的发展现状,并且利用其1979年～2008年相关数据,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三产业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第二、三产业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而第一产业与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关系。     

跨境风险投资的联合投资模式与投资绩效评估——基于中国情境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情境阐述了跨境风险资本联合投资、本土伙伴和联合投资网络位置特征与投资绩效的内在关联和作用路径,并对其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跨境风险资本联合投资比率与投资交易数间呈倒U型关系,本土伙伴数对投资交易数的影响为正,网络中心位置对投资交易数的影响也为正;(2)跨境风险资本联合投资比率与投资专业化程度间呈U型关系,本土伙伴数对投资专业化的影响并不显著,网络中心位置对投资专业化的影响为负;(3)跨境风险资本联合投资比率与投资退出的关系不显著,本土伙伴数对投资退出的影响为正,网络中心位置对投资退出的影响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