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俄产业合作研究

使用2021版增加值贸易(TiVA)数据,采用出口增加值分解、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显性比较优势方法测度并比较中国和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研究发现,由于受到欧美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萎缩”、新旧全球价值链交替过渡期以及国内大循环增强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俄罗斯依托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形成了以原材料、能源出口为主的贸易模式,处于全球产业链上游,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水平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但并不稳定。中俄之间初级产业和制造业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服务业互补性相对较弱。俄乌冲突促使俄罗斯“战略东转”的全球战略布局不断推进,全球价值链“萎缩”“重叠”“断链”迫使中国亟须寻求新的合作伙伴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俄开展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合作前景广阔。传统能源产业可构建生产商或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合作模式,中低技术制造业可采用产业转移模式进行合作,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应采用协同发展现代服务业,共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融合的价值链合作模式。     

增加值核算体系下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分工地位与竞争力研究——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上游度指数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结合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度指数以及基于国内增加值核算下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利用最新版本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从服务贸易整体、服务大类、细分服务部门三维度深入分析我国2000～2014年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分工地位与竞争能力。研究结果表明:(1)在上游度指数层面,我国整体服务贸易出口具有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攀升的趋势,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指数值更大;(2)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层面,我国整体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偏弱,其中生活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强而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弱,资本密集型以及公益服务型两类服务业具有微弱的竞争优势,而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数字产品贸易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基于ICT贸易网络结构的视角

本文基于社会网络方法,采用2000—2018年全球42个国家的双边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贸易数据测算全球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结构指标,考察其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一国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的深度和广度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的深度能够显著提高非高收入国家、非OECD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网络的广度能够显著提高高收入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一国的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结构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实现价值创造提高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世界各国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中国产业现状及竞争力分析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深入调整,贸易分工模式发生变化,同时中国进入产业供给侧结构调整时期。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使用WIOD数据库1995—2011年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从供给层面测算中国整体及货物生产业、服务业增加值输出。并基于增加值测算产业显性比较优势。中国自身增加值90%用于国内最终品和中间品的生产,不足10%用于国外生产;各产业自身增加值用于国外最终品生产的比例大于中间品;传统货物生产业优势下降,而高技术货物生产业不具备比较优势;多数服务业具备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竞争力不足。     

基于贸易国内增加值视角的中国外贸依存度研究

在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价值链深化背景下,按贸易国内增加值来核算贸易额必将成为贸易新统计标准。为此,本文从贸易国内增加值视角,利用WIOT数据库提供的单区域（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提出基于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的外贸依存度测算方法。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中国外贸依存度总体上呈迅速上升趋势,其计算结果高于沈氏公式的测算结果,低于传统公式测算的结果;中国具有出口优势的产业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加入WTO之前,中国外贸依存度仅高于美国、日本、巴西、土耳其和印度,与澳大利亚、法国和墨西哥相近,处于适中水平;加入WTO之后,中国大陆外贸依存度持续攀升,至2008年仅低于中国台湾,2009年虽下降,但仅低于中国台湾、韩国、欧盟和德国。进一步观察发现,在整个样本期间内,中国大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外贸依存度有所下降,而电气与光学设备制造业外贸依存度呈上升趋势,至2009年,仅低于中国台湾与墨西哥。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测度与影响研究——基于价值链分工地位视角

利用拓展的增加值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制造业1995—2011年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低估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成本,扭曲确实存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和贸易伙伴国存在明显异质性;进一步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是有效降低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关键因素。因此,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降低贸易成本、推进贸易便利化是促进中国制造业持续顺利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贸易增长的全球价值链特性及其治理

在全球范围内垂直专业化深入发展和中国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背景下,中国的贸易获得了快速的扩张,出口竞争力也获得了重大的提升,但中国产业的增加值却并没有出现相应的上升而是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一现象的产生起因于中国贸易增长的全球价值链特性。基于中国贸易增长的这一特性,实现要素禀赋的有效积累和提升;加强价值链的治理,谨防跌入＂贫困化增长＂陷阱;注意＂后发优势＂的发挥,这是中国实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并逐步走向可持续增长之路的重要思路。     

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GVC分工特征及贸易互补性研究

通过对"金砖国家"全球价值链长度的测算与分解,从垂直生产结构视角探讨了2000～2014年"金砖国家" 56个行业相关产品生产所需阶段数目的变迁。继而,基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框架,借鉴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国内增加值出口的国际比较,探讨了"金砖国家" 56个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现状与国际地位差异。借助贸易互补性指数测算以明确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强弱。研究表明:中国全球价值链长度与增加值出口规模均居"金砖国家"之首,"金砖国家"共有19个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为接近,但对于多数行业而言,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存有一定差异。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互补性较强,合作空间极为广阔。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服务业比较优势:核算与比较

在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和产业融合的背景下,本文采用服务业附加值出口的RCA、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收入的RCA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服务业RCA三项指标,基于OECD-Ti VA的附加值贸易数据对2005~2015年13个服务行业进行研究,通过三项指标的核算与比较综合评估分析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较优势状况。结果表明,由于未能核算包含在其他行业出口中的服务业附加值,传统RCA指标总体上低估了我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以服务业附加值出口的RCA核算,金融保险业是我国2015年唯一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也是2005~2015年间比较优势提高幅度最大的服务业,在G20中已居于前列。以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收入的RCA核算显示,我国各项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都呈比较劣势,我国制造业部门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相对较多的价值链收入,服务业部门获取的价值链收入也在增加。我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间接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获取,2015年金融保险、运输仓储、电信业、膳宿业和艺术与文化娱乐五个行业具有比较优势,2005~2015我国服务业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RCA迅速提升,也带动了各服务业附加值出口RCA的提高。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结构分解

垂直专业化指数可用来衡量一国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迅猛发展的今天,仅仅计算垂直专业化指数的大小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考察垂直专业化的结构特征。本文利用最新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将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各部门出口产品的垂直专业化分解为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以及来自国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各部门的垂直专业化结构特征和变动趋势,为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真实地位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研究

降低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是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表征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首先基于Eora 26数据库,测度了2000—2015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环境成本,然后使用结构分解法和回归分析识别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因素和内在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且碳排放强度存在国别差异与行业差异;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主要是由直接碳排放系数的变动引起的;离岸外包程度、国际市场占有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投入服务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显著降低中国各行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最后,本文提出推动重点行业的深度减排、推动企业进行离岸外包、推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进行价值链升级等政策建议。     

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双循环格局研究——基于国内和全球价值链的考察

利用中国碳核算数据库提供的2012、2015、2017年31省区市42部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MRIO）,分“京津及北部沿海”“东南沿海”“中部”“西部”“东北”5大地区,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为代表,基于对地区产业总产出增加值的完全分解,刻画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双循环发展格局,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初步形成了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数字产品制造业国内分工程度较高,参与国际循环程度也较深,国内价值链主要由东南沿海地区主导驱动,通过“大进大出”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相对独立性尚待提高;数字技术应用业以国内循环为主,地区间循环更为紧密,主要依靠本地增加值流出和出口参与国内和全球价值链。畅通的国际产业链循环促进了数字产品制造业国内循环升级,国内分工水平提升也促进了其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数字产品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相对下游位置,需要加速构建安全稳定的高水平产业链供应链。     

中美两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比较分析

全球价值链下,越来越多的服务通过物化在商品中实现了可贸易,一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不仅包括服务本身跨境流动价值,还包括商品跨境流动中所隐含的服务价值。基于贸易增加值角度,测算1995—2011年中美两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及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及发展趋势,研究表明：中国总出口中的服务含量（尤其是境内服务含量）明显低于美国,而境外服务含量高于美国,中国服务出口增值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有待提高;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出口服务含量最高,除电力、煤气和水供应业外,中国各行业出口的境内服务含量均低于美国;中国总出口中的境外服务含量主要源自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服务处于行业价值链的相对低端位置;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中美两国在出口服务含量整体收缩的同时境外服务含量相对上升,其服务国际化的步伐并未受到阻碍。     

数字贸易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

提升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是增强一国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深度剖析数字贸易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在作用机制基础上,利用TiVA、UNCTAD和WDI等数据库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贸易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呈倒“U”型关系,数字贸易水平超过阈值后,其引发的负外部效应会逐渐显现;相比于发展中国家,该倒“U”型特征在发达国家更为显著;科技创新在数字贸易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应进一步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推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997～2007年中国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运用1997、2002、2007年中国33个部门的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和进口对中国GDP的形成和增长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两者对GDP形成和增长的贡献程度都比较接近;1997~2007年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对GDP形成的贡献率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资源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服务业出口对GDP形成的贡献率则保持了持续上升的态势;资源资本密集型产业进口对GDP形成和GDP增长的贡献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且贡献率还在不断提高。     

中美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比较

服务业在全球经济和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GVC)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比美国低。2000—2014年美国服务业GVC地位指数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服务业则是先下降后上升。从细分行业来看,美国大多数细分行业GVC地位都高于中国,但中国"c31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的GVC地位指数一直高于美国。2000—2008年中国服务业整体GVC参与度高于美国,2009—2014年低于美国。2000—2014年中美两国服务业整体的增加值RCA指数都大于1,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     

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评估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下的增加值贸易视角,运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计算出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部门的GVC地位指数,以准确评估出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较低,特别是住宿餐饮业、租赁与商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下游环节。中国服务业的国内价值增值、国外价值增值的明显偏高导致中国服务业国际分工地位难以提升。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研究

采用1999—2014年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分为7个地区,在测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1类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综合评价其国际竞争力及变化趋势,进而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潜力主要在于“旅游业”“建筑业”和“其他商务服务业”,其次是“交通运输业”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还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竞争性合作和产业内贸易;而中国的“金融服务业”“保险业”“通讯业”“版税和许可证费用”“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业”和“政府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出口潜力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互补性合作和产业间贸易。     

金砖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与动态变化

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模型,可以比较和测度金砖国家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的贸易利得。研究结果表明,在制造业增加值总量和结构方面,金砖国家在高技术制造业上表现出明显的区分度,在其他的技术密集度制造业表现类似,说明高技术制造业已经成为金砖国家以后发展的重心。同时,在全球价值链收益方面,来自外部需求的贡献率也呈现稳中上升的趋势,金砖国家均获得了大量的贸易利得,中国尤为显著。因此,在全球价值链收益角度,中国制造业已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中国应该积极推动制造业的国际化、市场化,改善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地位,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技术,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     

中国八大区域供需双循环与双重价值链分工——利用IRIOT—WIOT投入产出表的价值链分析

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相应年度世界投入产出表构建IRIOT—WIOT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八大区域的增加值供给偏好指数、增加值需求偏好指数和双重价值链地位指数,展现各区域的国内国际增加值供需双循环状态及国内全球双重价值链分工格局：8个区域增加值供给流向和需求来源的国内地区占比均高于其他地区占比,其中沿海地区的增加值供给偏好其他地区,内陆地区的增加值供给则偏好国内地区,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增加值需求偏好没有明显的异质性;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和需求流向均具有明显的“邻近性”特征;内陆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更多地（直接或间接）流向沿海地区,增加值需求也更多地来源于沿海地区;沿海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更多地流向相邻的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增加值需求则更多地来源于内陆地区（尤其是中部区域）;内陆各区域处于国内价值链上游,沿海各区域处于国内价值链下游,但8个区域均以下游位置嵌入全球价值链;各区域的国内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正相关,且国内价值链地位指数均高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1997—2012年,中国沿海地区的增量生产供给主要用于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而内陆地区的增量生产供给主要用于满足沿海地区的增量生产需求,国际市场需求成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进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表现为：国内价值链循环为沿海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循环提供资源和产业支撑,沿海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循环带动国内价值链循环升级。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从“利用国际市场的‘外循环’带动国内经济的‘内循环’”转变为“通过国内经济‘内循环’的提质升级促进国际市场‘外循环’的优化拓展”,以国内有效需求的扩大和需求层次的提升推动国内供给质量的提高,进而以国内供给质量的提高拓展和创造国际市场更高层次的需求,使国内需求层次和供给质量的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转化为：以国内价值链循环的升级推动全球价值链循环的拓展,利用全球价值链循环为国内价值链循环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和更大更高层次的市场。同时,还应进一步强化中部区域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