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司经理权法律制度探析

建立良好的公司经理权法律制度是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我国公司法关于经理权的规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这不利于公司经理职能的发挥,并极大地影响了商事交易的效率与安全。因此,如何完善我国公司经理权法律制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浅析经理人制度

经理人是一种典型的商辅助人，受商人的委托或支配，在法律上处于从属地位。经理权是经理人制度的核心，该文围绕着经理权的内容展开，着重对经理人越权的行为后果进行分析，最后，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立法现状予以完善。     

我国公司经理制度研究

本结合我国立法和实践,对公司经理制度的法律地位、经理任免制度有及经理的职权等三个方面的问题作了研究。作用比较法的分析,分析了我国现行经理制度的一些特点及缺陷。     

简论公司经理权力的约束

经理由于其在公司内部的特殊地位,享有广泛的权力。而由于“经理问题”的存在,使经理权具有被滥用的可能。因此须对经理权力进行约束,其机制是复合的,包括经理权的授权约束机制、行权约束机制和滥权行为的补救机制。     

经理权的滥用与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委托—代理制” ,由此产生的公司经理权日益得到扩张和强化。从完善公司治理角度而言 ,建立行之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显得十分重要。建立良好的经理市场竞争机制、监督与考核机制对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尤为关键。     

论公司机会的期待权法律性质

明确公司机会的法律性质,准确地将其予以法律定位,是目前实现公司机会规则法理突破的关键。公司机会作为公司取得财产权利的可能性,并不等于财产权利本身,是一种取得权利的权利,即期待权。但是,公司机会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期待权,只能对抗公司董事等人,是以机会利益与忠实义务为基础的新型期待权。     

经理股票期权行权定价问题

经理股票期权(Executive Stock Option,ESO),也称作经理人员股票期权,它不同于人们通常所说的作为金融衍生工具的股票期权,是公司对经理人员(或高级管理人员)实行的一种长期激励制度,具体而言是指公司授予经理人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按规定的价格(行权价格)购买一定数量本公司股票的权利.     

略论我国消费者反悔权的确立

我国消费者反悔权的变迁趋势是从约定权利状态发展到法定权利。消费者反悔权的确立有其必然性,它不同于产品"三包规定",消费者反悔权已超越民事权利范畴,它属于经济法权利范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时,可考虑确立消费者反悔权,内容包括消费者反悔权的适用范围、消费者反悔权的行使方式和法律效力、消费者反悔权的法律规制。     

论女大学生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障

平等就业权不仅是当代人权概念的重要构成内容,是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应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同时也是现代男女平等的一项基本内容。因此,深入了解平等就业权的内涵,探讨和分析制约我国女大学生平等就业权实现的成因及从法律上保护其权利实现的问题,对女大学生就业乃至对全社会女性就业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双层股权结构法律问题研究

公司股权制度是研究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我国《公司法》在股份公司股东权利保护方面,强调保护股东的利益,"一股一权",禁止"同股不同权",更是禁止采用双层股权结构及其衍生股权结构的公司在中国上市。但就目前国内公司发展形势来看,"同股同权"股权结构,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先阶段我国公司的发展。对于只是缺少资金,却掌握创业理念和核心技术的公司来说,"一股一权"可能会使创始人因为融资而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双层股权结构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因此,对于双层股权结构法律问题的研究极为必要。本文借助分析京东的双层股权结构,探究"同股同权"股权结构和双层股权结构的优缺点,最后对我国公司股权结构的立法和实践提出建议。     

商事侵权行为概念研究

目前的法学界没有明确提出商事侵权行为这个概念．但是．商事侵权行为由于具有其自身特点，如果不将其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相区别，将不利于被侵犯的商事权利的保护。文章从商事主体具有营利性的特点出发，分析了商事侵权行为所应当保护的客体——商事人身权的内涵和外延，最终提出了商事侵权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未来中国私法调整模式的构想——以分析商法为角度

文章从建立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的构想出发,认为商法是否独立不能从其调整对象本身具有哪些特点来考察,而应从功利角度出发,看其独立后是否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法律调整模式的运行,因此,不应将商法视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我国未来的法律调整模式里不应有商法典的存在,而应将传统商法内容进行分解,部分归入民法典,部分归入经济法,都不能归入的,作为民事特别法存在,从而建立起“民法典———经济法———民事特别法”的法律调整模式。     

食品安全之私法救济机制的完善

有鉴于食品安全事件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现状,本文深入探讨了食品安全的私法救济机制,即通过消费者提起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的方法。目前,在诸多防止食品安全的机制中,私法救济机制被忽视了,然而其作用恰恰是最为重要的,私法救济机制可使受到损害的消费者获得充分的救济,剥夺不法厂商通过生产不安全食品而获得的不法收益。因此,应充分利用侵权责任法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发挥公司法中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功能,让控股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同时让食品生产企业的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民商法视野中的合作社

从民商法视角看,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的组织,是平等的自然人、法人等主体之间的联合;合作社的内部制度设计以法人治理结构为基准,但与一般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并不完全相同;合作社的经营活动具有两重性,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交易具有非营利性,而与其他非社员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易则具有营利性,因此在对外交易活动中必然要受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的约束。     

虚假会计信息成因及其监管的理性思考

对上市公司虚假会计信息的成因及其监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认为委托代理制度下所派生的利益不一致是虚假会计信息产生的经济诱因,信息不对称是虚假会计信息产生的客观环境,而会计信息监管中存在的诸多误区是虚假会计信息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进而提出应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推进会计师事务所体制改革、健全民事赔偿机制等方面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管机制。     

商业企业集团集约经营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我国商业企业集团的集约经营是提高集团效益和核心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其以提高效益为目标,以资源流动为核心,以科学管理为基础,以科技进步为支持。目前,我国商业企业集团在产权制约和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应采取规模界限化、组织连续化、经营国际化、管理现代化等措施,提高商业企业集约化经营。     

我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战略性机遇

研究表明,追随客户的全球经营是跨国银行形成的关键所在,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各跨国银行已成长为资信卓著的全能型金融服务集团。相比之下,除中国银行能称为跨国银行外,我国其它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业务正处于起步阶段,且受到产权制度等问题的困扰,跨国经营仍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然而,在“走出去”战略推动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跨国公司不断成长,为我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提供了战略性机遇。     

中国商法国际化的制度困境和发展路径——以民法典编纂中的国际化得失为镜鉴

商法国际化是对经济全球化下商法国际趋同的制度回应,亦是商法自我发展和民商法体系内部完善的客观要求。受限于商法传统,中国在过去商法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立法理念错位、法律移植障碍和国际化效果欠佳的制度困境,而当前民法典的编纂则进一步加剧了商法国际化所面临的复杂环境。民法典国际化立法所引发的体系矛盾、司法障碍、立法滞后等问题值得商法所镜鉴。在此背景下,构建商法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应围绕法体系、法理念、法技术三个角度,体系上通过《商法通则》立法来弥补现有民商法体系中商事一般法的缺位问题,理念上通过强调商法的自治属性来为国际化立法提供指导理念,技术上通过拓宽法律移植的对象范围来实现商法移植技术的转型。     

提高会计中介机构监管成效的研究

会计中介机构的监管包括行业监管、政府监管、市场监管和立法监管等几个方面。针对当前会计中介机构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要提高会计中介机构的监管成效,应从行业监管模式、审计业务委托模式、公司治理模式、审计技术模式和民事法律惩罚机制等多方面入手,进行系统整治。会计中介机构监管的重心是独立性,监管过程应具有层次性和协调性,监管的思路是系统性。     

In Lieu of a Sovereignty Shield,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Harm They Cause

Som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recent decades to articula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nd, more recently, to associate CSR with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of human rights. This progress continues to be hampered, however, by the ability of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MNC) that violates human rights not only to shift liability from itself to a nation-state but even to win compensation from that nation-state for loss of profits due to restrictions on its business activities. In the process, the nation-state’s sovereignty is diminishing; and, in effect, though still attributed to nation-states, it is being transferred to the MNC. The main aim of this article is (1) to draw on normative considerations to claim that this MNC proto-sovereignty should be modified and (2) to contend that this can eventually be accomplished by adding to corporate adoption of CSR guidelines a regimen of global human rights enforcement. I base this contention on expectations abou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rporate criminal law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general and of NGOs in particular. I consider various jurisdictions but I focus on US jurispru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