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

一、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的假设基础目前,学者们在对中国财政分权问题展开研究的假设前提是,我国举手投票和以足投票机制作用有限,这是因为高度政治集权和户籍制所决定的。(一)自上而下的官员晋级机制1、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支出的压力。在中国政治高度集权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机制所形成的晋升锦标赛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周黎安,2007)。傅勇和张晏(2007)将中国的财政分权总结为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紧密结合。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制度设计下,中国地方政府间相互竞争的压力来     

对中国财政分权度的研究

以财政分权理论述评为基础,文章构建了支出法财政分权度衡量指标,计算并分析了中国总体和分省财政分权度.研究发现:中国总体财政分权度已接近或达到最优水平;东、西、中部财政分权度依次递减;财政分权地区差异较大,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不均衡现象尤为严重;各地区财政分权度缓慢收敛.文章较客观完整地反映了我国财政分权状况,指明了我国未来财政分权化改革的方向在于局部分权程度的调整而非整体分权程度的扩大.     

财政分权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

近年来,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而研究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章并不多见.基于1995～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MM分析方法,对财政分权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从直接影响来看,财政分权促进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而间接影响方面,财政分权通过拉大居民收入差距使农村居民消费下降;通过提高通货膨胀预期间接地降低了农村居民消费;通过扭曲财政支出结构使农村居民消费下降.     

关于我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财政分权实践的不断推进,以及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试图从财政分权视角来解释我国经济奇迹的文献越来越多,俨然已经成为经济研究的热点。但是,关于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均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利弊的争论持续不断。本文试图对我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作一个综述,希望对后续相关研究有所启发。     

关于我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财政分权实践的不断推进,以及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试图从财政分权视角来解释我国经济奇迹的文献越来越多,俨然已经成为经济研究的热点。但是,关于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均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利弊的争论持续不断。本文试图对我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作一个综述,希望对后续相关研究有所启发。     

中国式财政分权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高度集中的政治管理体制下的财政分权使得中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所产生的激励与西方国家不同。使用2002～2009年数据,对中国财政分权与资本配置效率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了阻碍作用,中国式分权所引致的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等行为扭曲是导致财政分权与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的主要原因。为此,应改革政绩考核指标、完善税收体系、调整财权分配制度。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治理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影响,发现两者间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即在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体制下,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越可能忽视环境问题,没有动力去加大环保治理投资。     

财政分权与非国有制经济部门的发展

分权是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而非国有制经济部门的发展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表现,于是分权能否促进,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命题。本文基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与非国有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财政分权对于非国有制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曲线的特征,说明分权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促进非国有制经济部门成长,但过度的分权也会抑制其发展。本文的结果也为理解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提供了视角。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5—2018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研究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全国层面财政分权和金融显性集权对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作用,但金融隐性分权也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定部分产生正向作用;区域层面金融隐性分权在东部地区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生正向作用,而其他地区则更倾向于财政分权和金融显性集权.因此,需要确立因地制宜的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制度安排,优化各级政府财政体系的建设,大力推动金融改革发展,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政分权的产权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许多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财政分权制度予以了实行或者深化,其产权理论使得“还权于民”、“主权归民”以及“民权共享”成为财政分权的制度取向,对相关权利予以了重新配置,对变迁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取向有一定的启示.文章就财政分权的产权理论对中国的启示进行了探讨.     

中国经济改革与增长中的金融支持

中国的金融制度变迁也服从了渐进改革的“过渡性”逻辑 ,渐进战略较好地支持了中国 2 0年的经济增长。但是 ,由于“双轨”体制的固有矛盾 ,使中国的金融改革在今天聚集到了深层次的金融改革上 ,而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多元化的金融产权关系。中国加入WTO成为中国金融深化改革的契机。摆在面前的来自外部世界的竞争 ,成为推进中国金融业“对内开放”的巨大的外部冲击     

Financial crises: reducing pro-cyclicality

The swing in favour of markets weakened regulation, created incentives for excessive risk-taking, and reduced transparency and diversity. As a result, financial markets became more pro-cyclical. The right combination of regulation and markets is required to reverse this. Principle-based reform should aim to change behaviour rather than forbid activity. Central Bank accommodation has been blamed for the crisis, but excessive leverage due to lax regulation was of a much greater magnitude than any monetary imbalance. Capital's mobility and arbitrage in response to regulation, implies changes must be adopted globally. A diversity of voice and power is essential to enabl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re set of proposals that can make financial markets more robust.     

“乡财县管”改革、基层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

县乡两级政府处于我国政府层级的最末端，是大量公共事务的最终承担者，科学合理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保障。2004年以来，我国一些省份相继推行了乡财县管改革，由县级政府直接管理并监督乡镇财政，乡镇财政管理权被大幅度上收到县。本文利用2000-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乡财县管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乡财县管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机制分析显示，乡财县管减少了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抑制了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膨胀，降低了税费负担。这些结果表明，加强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财政管理与监督，有助于改善治理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本文也发现，在地形较为复杂的人口大县及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县，由于改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县级政府获取信息的难度，不利于发挥乡镇政府的积极性，乡财县管对经济发展的提升效果相对较弱，这说明，乡财县管不宜“一刀切”地实行。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金融创新研究

经过近多年的改革,我国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因素,主要是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低、农民贷款难、小额信贷发展不足、邮政储蓄资金严重外流、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可持续性差、政策性金融不到位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我们认为,解决当前农村金融服务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必须以中央农村金融改革的方针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思路,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构建一个多种形式并存、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适度竞争、可持续发展的多元的、竞争性、开放性的农村金融体系,采取全方位的政策措施来构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强大金融基础。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兼论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

本文利用1979～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把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占GDP的比例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对三大地区人均GDP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在我国同样成立;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均不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停留在增加资本积累上,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不大;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将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     

次贷危机对新资本协议实施的影响

本文以风险管理为切入点,讨论次贷危机与新资本协议之间的关系,试图回答业界对新资本协议制度合理性的某些质疑。与1988年资本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建立了更具灵活性、适应性和前瞻性的资本监管制度,赋予资本充足率更加丰富的风险管理内涵,为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提供了正向激励;次贷危机不仅未否认新资本协议的合理性,反而进一步凸现了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重要性;新资本协议应顺应金融创新的趋势,吸取次贷危机的教训,做出适应性调整;虽然实施新资本协议不可能阻止金融危机再度发生,但可以提升银行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至少可以缓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破坏力,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论我国房地产税改革的目标及思路

房地产税的改革目标应是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透明的收入来源,完善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地方财政体制。因此,建议循着新思路,通过对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来实现。     

中国金融改革面对的产权问题思考

我国金融运行在长期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已日趋显现 ,深化金融改革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是明晰产权制度 ,但对于产权的确切定义和我国目前金融体系的产权制度安排缺乏深入的研究 ,目前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股份制改造 ,建立民营银行来改进金融体系产权结构 ,但笔者认为 ,单纯形式上的改制 ,如没有配套的产权保护机制和与之相关的经济法规 ,无法达到改善银行治理结构的效果 ,必须在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下 ,强调股东的控制权 ,使经营活动受到具体的排他性 ,独立性和绝对性的财产所有权约束 ,才能建立真正的商业银行体系。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特征及趋向

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30多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进行了分析,认为30多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具有浓厚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具有特定的历史必然性。但随着我国进入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阶段后,未来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趋向应以有效满足＂三农＂多元化金融需求为目标,更加注重诱致性制度变迁。     

农村金融机构、居民贷款可得性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基于银行网点设立和家庭信贷选择的视角,研究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对城乡居民贷款可得性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根据我国2000—2018年县域经济、金融机构网点和CHIP2018家庭调查等数据,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表现出良好的支农支小效果,缓解了农村地区信贷约束,比较而言,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表现相对偏弱。具体来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网点扩张提高了农村居民的贷款可得性,进而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研究为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提供了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