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常抓不懈

诸暨市共有林地面积20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58．5％，全市主要陆生野生动物有27目29科249种，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诸暨市林业部门从维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重要性，从“四管理、三加强”入手，建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长效机制。     

富宁县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理论与实践的浅析

野生动物是宝贵的自然资源，是生物生态系统的重要部类，它与山林相互依存，共荣共衰，彼此促进，森林为它提供繁衍、栖息、生存的环境，它能抑制森林病虫害的发生、传染、扩散、蔓延，为植物传授花粉，布撒种子，优化森林植物生长发育，对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保护野生动物，维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保护野生动物 森林公安打出“组合拳”

5月22日是世界野生动物保护日暨地球生物多样性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5月21日举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在会上指出,近10年的调查监测数据显示,中国珍稀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的种群已经基本扭转了持续下降的态势,总体是稳中有升,并且一批极度濒危的陆生野生动植物种正逐步摆脱灭绝的风险。     

刍议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经济手段

野生动物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其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这种资源的外部性。针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问题,采用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分析了野生动物资源成为稀缺资源的外部性成因;通过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手段的划分,着重界定并评价了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经济手段。     

生态天平的两端——野生动物的保护与利用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是把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利用摆在天平的两端，使之维持平衡。要达到这种境界，就要求我们正确对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的决定

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对《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作如下修改：     

做好科学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

自20世纪80年代出台《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来,通过30多年的宣传,野生动物保护已经深入人心,但科学合理利用野生动物的宣传明显不足,以至于许多利用野生动物的行为不被理解。《保护法》明确提出：＂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鼓励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论农民再就业的法律保护

再就业和失业是一对相关联的概念,只要有失业问题,就必然有再就业问题。农民进城务工便是农民再就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要渠道。实现再就业的农民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农民再就业问题严重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法律缺位。加强农民再就业的法律保护首先要加强农民再就业的立法工作,其次要加强执法工作,再次要提高法律意识。     

国有林区农民参与管护森林资源的效益与政策需求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启动实施后,结合森林分类经营,以封山育林、专业管护、承包管护经营等形式的森林资源管护工作扎实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效.近期,伊春林区北部乌伊岭林业局针对农林交错特殊区域森林资源管护形式改革,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将国有森林资源管护主体延伸拓展至施业区范围内的农民,突破了长期以来国有森工林业局独立管护的单一体制,新型国有森林资源管护格局正初步形成.     

被征地农民权益司法保护探析——对贵州省清镇市情况的调查

当前,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得不到切实保护已是较普遍现象,完善被征地农民的权益保障机制刻不容缓.在保护被征地农民权益的一系列机制中,司法保护机制具有引导和最终保护的作用,是推进法制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题中之意和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出发,笔者对贵州省清镇市被征地农民的权益保护情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集体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保护的现状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成都市的土地流转走在西部地区的前列,通过对其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流转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总结相关经验,有利于下一阶段进一步发挥农村地区的潜在生产力,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提供增长动力。     

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农村土地制度的完善——兼论农民权益保护问题

土地是农民的衣食之本、生存之源,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其发挥着社会保障的功能.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的特殊形式,是农民权利实现的基本保降,在农民权利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现今的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功能面临着重重困境,阻碍了农民权利的保护.为此,本文提出要从基本权利设置、法律与制度构建、文化环境的破除与重构等角度,多路径选择、多角度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保护好广大农民的权益.     

重庆宅基地退出中农民土地收益保护研究 ——基于比较收益的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理论收益与实际收益比较收益的视角,分析农民退地收益是否存在损失,探讨重庆宅基地退出中农民土地收益保护问题。研究方法:基于重庆市现行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政策,构建退地收益理论模型与实际收益模型,结合实证分别测算农民退地的理论收益与实际收益,计算比较收益,分析农民退地收益是否存在损失。研究结果:(1)理论分析与实证验证均表明,重庆市农民退地比较收益(R_(农民理论)-R_(农民实际))大于零;说明现行政策下,重庆宅基地退出中农民面临土地收益损失。(2)重庆市农民退地理论总收益为21.44万元/亩,实际总收益为14.81万元/亩,农民退地比较收益(收益损失)为6.63万元/亩;退地补偿偏低是造成农民退地收益受损的主要因素,而复垦成本偏高则是造成农民退地收益损失的次要因素。(3)不同区位区县农民退地比较收益(收益损失)存在差异,区位条件与农民退地比较收益(收益损失)呈现反相关,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农民退地比较收益(收益损失)更大。研究结论:应从提高宅基地补偿标准、强化宅基地复垦成本控制,实施区域差异化退地补偿与复垦成本拨付措施等方面完善现行的宅基地退出复垦补偿政策,保护退地农民合法土地收益。     

土地征收中农民土地用益物权保护研究——荆州征地政策实践的启示

研究城市化土地征收中保护农民土地用益物权的问题,从保护农民用益物权的角度推动土地征收改革,有助于实现城市建设中土地征收科学化、理性化、和谐化进行。文章以湖北荆州为例,介绍荆州在土地征收中进行的保护农民土地用益物权的改革,其典型特点是回应征地群众的民生诉求,通过给予农民携土地资源用益物权入城的市民身份,并创造农民可以自由择业的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工则工的经济环境,使得失地群众生活有依靠、工作有奔头,从而有效保护了农民的土地用益物权。     

农业生态保护政策目标的农民偏好及其生态保护参与行为——基于重庆十区县的农户选择实验分析

农业生态保护的政策目标是否符合农民偏好,进而是否能够提高其效用水平,是农民生态保护参与行为的关键。本文基于重庆十区县34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选择实验法和随机参数Logit模型分析了农民对不同农业生态保护政策目标的偏好及其生态保护参与行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生态保护的各项主要政策目标纳入保护方案后均能显著提高农民的生态保护参与效用,进而促进农民选择参与保护方案,农民具有社会理性和生态理性;农民的生态保护参与行为还显著受到其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环境风险感知、风险偏好程度、耕种规模、人均年收入、非农劳动力比例、是否参加合作社和离最近乡镇距离等个人和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农民对不同政策目标的偏好程度差异较大,偏好程度最高的是改善水体质量,其次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性和改善土壤肥力,偏好程度较低的是改善空气质量、减少水土流失和增加生物多样性;农民对改善水体质量和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性具有异质性偏好。     

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推动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的调查

位于成都市正西16公里的温江区,抓住成都被列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机遇,把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与推动农民养老保险紧密结合,为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建设成都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探索了路径。     

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理财目标与农民股东利益保护——基于多重叠加、延伸式委托代理的视角

由于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股权结构独特,委托代理关系呈现出多重叠加、委托代理链延伸等特征,农民个人股东因而最容易成为公司各方利益博弈中被侵害的对象。这时,作为体现公司价值取向的理财目标就承载着在理财导向层面引导各级决策者关注农民股东利益保护的重要功能。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理财目标由于能涵盖对各股东集团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同时兼顾农民股东在土地权利上的特殊要求而成为最佳选择。     

切实保护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台安县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工作实践

近些年来，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农经管理部门认真落实党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本着“依法行政，为民维权”的工作态度，依法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途径和方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来，辽宁省台安县共接待涉地上访案件90多起，1000多人次。台安县农经管理部门通过调解、仲裁等，逐步理顺了上访人的土地承包关系，得到了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认可，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西部要保护”也应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与思考

本文论述指出，为了促进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根据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和安全，将我国西部地区的资源条件，开发模式和发展战略不仅放在全国，而且要放在全球的大范围来评价。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保卫资源就是保卫祖国”已成为某些国家的基本国策。事实证明，盲目地开发不一定能发展，而科学的保护也能发展。单纯提“西部大开发”，不提保护，容易产生“只有开发才是发展，只有开发才能发展”的歧义，导致重经济效益，轻社会公平和生态效益盲目开发；容易产生“开发权力大，保护责任小”的恶果，导致短期行为，危及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利益。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对国家环境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保护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资源，西部大开发要适度，并实施国家战略资源储备，保护中国西部，就是保护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核心竞争力。在号召“西部大开发”的同时要喊响“西部要保护”口号，“西部要保护”也应成为国家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