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赵庄和麒麟村的个案考察

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能够相互促进相互影响,而探索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实现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是实施农地流转的关键。但农地流转也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土地集中能否带来规模效益以及规模效益能否持续下去、土地集中后无地农民能否得到非农就业机会以及非农收入增长是否持续稳定都成为影响和制约土地持续规模经营的潜在威胁。     

广东农村的劳动力流动、补贴与农地流转

文章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背景下,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了广东的土地流转状况,解释了为何土地流转难以发生的原因,指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已经对农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为保证农业安全需要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但是前提是政府必须保障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并且对粮农进行补贴,否则可能导致农业安全面临更大的危机。     

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制度支持与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突破劳动力就业的制约因素。根据我国农村产业和劳动力的特点,统筹考虑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良好的条件,意义重大。     

基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研究

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生产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内的农村产业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传统农业已经朝着现代农业发展,这就让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镇的各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进行就业。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中,科学技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农村生产开始实现规模化以及专业化。当前需要正确的把握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直面挑战,让农村劳动力能够实现更好的就业,文章基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分析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回流问题研究

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对我国经济影响巨大，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和外向型企业，几乎受到致命性打击。而这些企业是吸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力军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阵地。因此，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遭遇空前困难，出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失业和回流现象，直接影响到我国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和城市化的进程，采取有力措施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回流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选择

一、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分析 （一）河北省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据资料统计,2009年底,河北省总人口达到7034万人,其中乡村人口395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56.3%。农村劳动力2944万人,占乡村总人口的74.4%。2009年,河北省乡村从业人员数量达到2789.7万,比上年增长10.5‰。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行业仍以第一产业为主,但比重不断降低,由1990年的75.5%降为2009年的52.6%;大量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入二三产业,同期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却由24.5%上升为2009年的47.4%。其中,加工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及住宿和餐饮业分别是第二、三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行业。     

我国农村劳动力回流的本质特征与实际效应分析

本文从地域角度、人口学角度、所从事的职业角度、观念角度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回流农村劳动力这一群体的总体特征;从城市及乡村两个方面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回流的正负效应。通过分析,了解这一群体的总体概况及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从而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或减少其消极影响。     

农地制度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经之路

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基础的农地制度推行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就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而言,现行农地制度的某些缺陷又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效率性、功能性、市场性制约。为此,我们应当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构建农地财产权新框架,培育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促进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     

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差异性分析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自然转移从农业流向工业和服务业,并最终实现三次产业间流动的动态平衡状态。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中,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驱动因子。河南省不同区域经济的增长对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二、三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域影响较弱。加快二、三产业发展,重视教育,建立城乡统一的制度体系是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就业的重要保障。     

试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劳动力城镇化转移的长效机制

对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政策实践和理论研究更多重视了向大中城市的转移,很少考虑向小城镇转移的问题,更少考虑具体的转移机制问题。因此,应尽快建立包括导向机制、动力机制、信息传导机制和保障机制在内的各项机制,用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思路来指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把农村劳动力城镇化转移工作纳入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来,要因地制宜地搞好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和农村信息化建设,着力完善各项政策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城镇化转移。     

“稳就业”还是“毁就业”？ 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

在"数字中国"和"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数字经济释放就业效能被社会寄予诸多厚望,但其在理论文献上缺乏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278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采用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克服实证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正向效应。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尽管正向影响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但在影响效应上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当数字经济为中等发展水平时,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边际效应达到最佳。这意味着今后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需遵从"适度"原则,需谨防过度数字化带来的"就业无效"和"就业低效"问题。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新生代"、"高技能"、从事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作用更明显。本研究为目前国家倡导"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就业提质扩面"提供了实证支撑,结论对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风险规避与农地租约期限选择——基于广东省农户问卷的实证分析

长期且规范的合约安排是降低要素市场交易风险和保障参与者预期收益的重要基础,但农地租约却普遍存在缔约短期化问题。其中,农户的风险预期是影响其农地租约期限的重要因素,而风险预期既可能是源于缔约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可能是合约本身的不完全。因此,文章重点考察农户风险规避对其农地租约期限的影响,并从信息不对称和合约不完全两个维度阐述农户农地流转中风险的形成及其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户对承租方了解越多,尤其是与亲友邻居更可能基于关系信任而形成短期租约,而租约中的违约惩罚条款则能够弱化机会主义行为,有助于激励农户选择长期租约。由此,进一步阐述了目前农户农地流转受到社会关系与市场影响,导致其缔约行为兼有差序格局与商业交往的双重特征。     

社会网络与民工工资：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基于来自中国22个省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利用的不同社会网络对于不同的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并不是利用所有的社会网络都能够提高所有民工的工资水平。首先,只有利用亲友关系找到的工作才能够得到更高的工资;其次,即使亲友关系也不能提高利用它找到工作的所有民工的工资水平,而只能显著提高女性和已婚民工的工资水平。所以,在研究中忽略社会网络和民工的差异性会导致错误的研究结论。本文有助于帮助理解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及社会网络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     

安徽省农村土地流转分析——基于460户样本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县（市）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评价全省农村土地的流转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安徽省农村土地流转呈现流转方式多元化、流转过程市场化且日益规范化、流转价格日益合理等趋势。虽然农村土地流转提升了农业经济效益、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率、增加了农民收入、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等,但同时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如土地产权不明、缺乏有序的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土地流转形式过于分散、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为此,本文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促进安徽省农村土地科学合理有序的流转。     

社会资本、农地流转与农户消费扩张

中国农户消费转型升级引发各方关注,但鲜有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及其微观作用机理。文章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农地流转通过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和生计策略调整对农户消费的传导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面板数据,定量评估了农地流转对农户消费影响的社会资本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农户消费基尼系数总体呈缩窄趋势,但农地转出农户相比农地转入农户具有更高的人均消费支出及消费不均等程度;(2)农地流转能够影响农户关键自然资本改变和生计策略调整,从而显著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且参与农地流转农户相比未参与农地流转农户具有更高的消费动机;(3)社会资本在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过程中对农户消费存在微观中介效应,即社会资本越高的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越大,且能够通过提高农地转出户非农就业机会和扩大其多元化收入来源,间接提升农户消费水平。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协同背景下,应积极有序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地转出户非农就业,并强化农户社会资本建设,提高农户多元化收入,从而全面助推农村消费转型升级。     

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农村非农化与中国农村经济增长

文章通过在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能够较好地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进行模拟和解释的理论模型.整个模型将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划分为传统农业阶段、非农产业发展阶段与"反哺"阶段三个时间段,并着重分析了农业剩余的出现与非农产业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最为重要的一段时期.文章最终认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促进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协调发展,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干旱区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新疆农户样本数据

我国干旱区的农村土地流转在全国来说相对较为缓慢。为研究其原因,本文以新疆北疆地区、东疆地区和南疆地区的389户农民的有效问卷数据为依据,通过建立Logit回归模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新疆农户农地转入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生产条件、家庭人口、农业收入、农业优惠政策等;影响转出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家庭人口、非农收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因此,要推进干旱区农地流转。必须从政策方面予以支持。     

从业经历与农业经营方式选择:生产环节外包的视角

从业经历丰富的回流农村劳动力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依靠力量，对促进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加快农业服务市场发育有重要作用。文章讨论的核心议题是不同从业经历是如何影响农业经营方式选择的，并尝试建立了"从业经历—个人能力—农业经营方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此，本文首先在一个简单理论架构下，对从业经历影响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作用机制进行归纳分析，之后分别利用probit模型和OLS模型，实证分析了务工、务农、经商经历对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选择的影响，并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模型（PSM）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期为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提供参考。结果显示：务农经历固化了传统农业经营方式，不利于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务工经历有利于农户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利用提高，促进了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经商经历对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选择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农地细碎化抑制了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采用PSM最近邻匹配进行检验，结果仍然稳健。因此，中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要考虑农户从业经历的多样性，鼓励部分有志于农业农村的农村劳动力回流，使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务工期间所获得的资本和能力在乡村更好地发挥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同时，应加快农地流转，降低农地细碎化程度，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提供基础条件。     

农村承包地调整：困扰与化解

农村承包地的调整变动困扰着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和三权分置的完善,调整的根据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于生存保障公平地获得承包地的观念和机制、成员享有要求集体分配土地的民事权利即包地权的理论,以及农民集体应当拥有调地权能的主张。本文认为,均分土地保障生存的观念和机制等已不能适应当下的治理格局和法治背景;包地权不是民法上的权利,而应当是宪法性权利;承包经营权应当立足农业市场化、规模化、现代化来进行定位和保护,农民集体不应调整已发包给农户的土地,农户的土地经营权不应被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