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关联、外资进入与出口质量——来自中国企业的微观证据

外资合理利用对实现我国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聚焦外资的行业关联从出口升级的视角再次探讨这一问题。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统计数据库和投入产出表的匹配数据,从行业内水平溢出、产业间垂直关联等多个维度系统研究了外资进入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文章发现:(1)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外资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质量提升效应均显著,其中后向关联效应最大。(2)外资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渠道分别通过研发效应、中间品投入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得以实现。(3)异质性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企业的出口质量提升作用更为突出。文章为外资利用与企业出口质量关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微观证据和理论依据,能够为当前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下引资政策调整和优化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贸易转型、技术升级和中国出口品国内完全技术含量演进

提升制造业出口的国内技术含量是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内涵。本文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从贸易转型和技术升级两个维度对出口国内技术含量演变路径进行分解,刻画了"生产率门槛"效应对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机制。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本文提出"复合完全技术含量"和"国内完全技术含量"概念,利用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构建并测算了2002和2007年不同贸易方式、不同企业性质的出口产品复合完全技术含量、国内完全技术含量以及国内完全技术含量指数(国内技术成分)。通过分析贸易转型和技术升级对不同类型行业国内完全技术含量演变的影响,识别出中国出口产品国内技术成分提升的制约因素,并据此从贸易便利化和研发促进两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提质增量”

文章基于多目的国、多产品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利用2001～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就影响机制而言，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国多样性带动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同时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私企、外企、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国企、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且相对于出口到发达国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和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明显。     

我国出口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影响我国出口的因素对出口的作用和影响程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文章从经济增长、劳动禀赋、工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这几个因素,通过计量分析,分析这几个因素对出口的影响作用。得出我国在继续利用好低工资优势的同时,应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技术进步、提升出口产品结构及技术含量,保证我国出口的可持续性。     

进口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的研究北大核心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充分发挥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是建设贸易强国的内在需求。文章基于2001～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企业层面出口国内技术含量指标，检验了进口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进口机器人应用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且该结论通过了对被解释变量进行缩尾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进口机器人应用对交通运输、电子通信及医药行业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进口机器人应用通过生产工艺优化效应、进口中间品节约效应以及国内中间品扩张效应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因此，优先发展应用于生产环节的机器人产业，加强机器人应用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完善机器人产业配套体系是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效途径。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     

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劳动力成本和人力资本视角,本文分析了我国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并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实证检验了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发现：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会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新生代劳动力供给质量提升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最后,文章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性启示。     

企业出口模式与出口产品质量:微观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借鉴Khandelwal et al.（2013）扩展的产品质量异质性模型,构建了一个两国之间产品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并推导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影响产品质量升级的理论框架,再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系统检验。结果发现：（1）直接出口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间接出口企业,"反事实"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依然稳健。（2）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企业,而且中西部地区的间接出口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民营、外资企业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对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均高于国有企业。（3）进一步研究企业出口模式的动态转换效应发现,企业由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并且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通过提升出口固定成本效率而加速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异质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配置效率——基于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1998～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OP法估算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通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特点的深入研究,分析我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的状况：2001年入世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快速的贸易自由化阶段,短期通过企业的退出和进入机制促进了要素在制造业行业内、企业间快速自由流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由此促进生产率提高。但是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没有促进要素配置效率的明显提高,有些行业甚至出现倒退。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最低,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要素配置效率最低,民营企业生产率居中,要素配置效率却是最高的,再次证实了民营经济是我国最为活跃的经济主体。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有更高效的要素配置效率,因而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跟Melitz（2003）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的现象。从东中西区域看,东部地区企业生产率均值最高,要素配置效率也最高,但区域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微观匹配数据,在地区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研究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间品进口通过"竞争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中间品质量效应"以及"中间品多元化效应"机制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提升效果会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中间品进口来源国、技术复杂度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制度环境改善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强化了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中间品进口与制度环境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方面存在互补性;（3）文章进一步从动态视角考察了进口持续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得出二者呈现"U"型关系,短期进口无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持续进口以及适时进入可以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研究为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改善区域制度环境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支撑。     

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研究

本文考察了我国本土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情况。文章沿袭杨汝岱、姚洋(2008)的研究,构建了一个指标测量HS六位数分类5038种贸易商品的技术含量,并由此量化计算全国及每个省每年总的出口竞争力和本土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整体而言,我国本土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显著提升。基于1993～2005年的全国样本和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子样本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通过经济开发区等政策性区域,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促进了相关本土企业的发展。但是,其在东部地区对产业和出口的带动作用已经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应当从政策上合理引导外资与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金融服务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服务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利用2004-2013年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推演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金融服务开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略大于金融服务走出去所产生的作用；从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衡量指标、不同企业所有制等方面对此进行检验均证实了金融服务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正向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和扩展分析显示，创新效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走出去"的推动、垂直专业化效应和本地吸收效应影响着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开放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出口机会与进口竞争对工业机器人企业的叠加影响：基于出口持续时间的视角

工业机器人企业是中国推动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抢占国际分工制高点战略的主力军,然而其出口持续时间平均不足1年,需引起高度关注。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运用Cox风险模型分析了出口机会增大和进口竞争加剧对工业机器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出口机会增大更有利于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进口竞争加剧则提高了企业的退出率,这一结论在产品多样化程度低、产品核心度低、行业竞争小和市场集中度低的企业中尤为明显;出口机会与进口竞争,主要是通过企业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面对双重叠加影响,工业机器人企业应充分利用产品间的技术关联效应提高出口持续性。     

要素市场扭曲、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企业出口

文章基于Melitz（2003）企业异质性理论构建厂商出口决策模型，利用2005-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从要素市场扭曲角度分析交通设施影响企业出口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倾向和出口数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进入国内市场固定成本大于进入国际市场成本时，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交通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聚焦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可以进一步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非国有部门企业的抑制作用更突出，改善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有助于带动非国有企业的出口。研究结果还显示，交通基础设施和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交通基础设施和要素市场扭曲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出口数量的促进作用比东部地区企业更大。这一结论不受内生性的影响。     

金融危机、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出口国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研究了外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出口国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进口国的金融危机会在两个方面影响其进口行为:政治上,进口国会提高进口产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经济上,进口国居民收入的下降导致对进口产品需求的下降,这两方面在对贸易出口形成冲击的同时都会对出口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一定的正面效应,形成产业升级的"倒逼"效应。以此出发,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证明了进口国的最低质量标准和危机后更具垄断特征的出口市场结构确实会对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激励,但该结论的成立需满足一定的条件和假设。模型结论还显示,技术创新同规模经济的生产技术类似,都可以提高出口国企业的利润,但技术创新更具持久性。     

民营科技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民营科技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健康发展依靠的是其外部环境的逐步改变和内在因素的日益完善。本文分析了新时期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与经济利润

传统宏观经济增长的分解框架仅仅关注微观的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无法识别要素层面的这两种效应以及两种要素的经济利润。为此，文章借助一个新的基于要素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框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以及经济利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是其产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结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产业以及不同地区均适用。中国工业企业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移。（2）企业自身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增进效应贡献最大，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抑制效应大小来看，其抑制作用抵消了企业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具体到资源配置效率程度大小来看，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本配置效率年均恶化程度至少是劳动配置效率的两倍，而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微弱。（3）就要素获取的经济利润份额来看，资本占优，高达3.2%，资本利润是劳动利润的至少四倍，劳动利润的上升极为有限。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中东部地区企业获取了更大的资本利润，而外资获得了更多的劳动利润，体现了外资进入中国的战略取向。东部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说明其反哺中西部地区的必要性。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价格加成率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WIOD数据库,测算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的服务投入增值率与企业价格加成率,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价格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了企业价格加成率的提升。异质性检验表明,国内服务投入、运输、信息和通信,以及专业科学技术服务投入的增强有助于企业价格加成率的提升,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出口企业、民营和外资企业价格加成率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成本降低和技术创新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提高企业价格加成率的可能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