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驱动乡村社会重构的特征与机制研究——以湖州顾渚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重构的重要驱动力量,乡村社会重构是乡村重构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典型旅游村落湖州市顾渚村为案例地,从乡村居民视角出发,分析乡村社会重构的特征,并通过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旅游驱动下乡村社会重构机制理论模型。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发展改变了乡村居民的原有身份,乡村居民从农民、打工者转变为旅游经营者,实现了社会身份的重构。（2）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了大量外来人员进入乡村,乡村社会关系格局逐渐从“差序格局”转变为“多元格局”,实现了社会关系的重构。（3）乡村旅游发展使乡村居民与乡村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乡村从传统乡土社区转变为旅游服务社区,实现了社会空间的重构。（4）旅游要素的介入是旅游乡村社会重构最重要的驱动力量,乡村经济重构、乡村空间重构、资源环境驱动、旅游市场驱动、政策制度驱动、行为主体参与6个方面分别构成了乡村社会重构的空间载体、物质基础、支撑机制、引导机制、促进/约束机制和引擎机制,各作用机制之间相互影响、动态耦合共同推动了乡村社会的重构。     

基于扩展计划行为理论的乡村旅游经营者从众行为研究——西安市上王村实证

乡村旅游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路径选择。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从众行为能够促进旅游地的规范化与规模化发展,但一味地盲从也必然会给旅游地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理性对待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从众行为对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本文基于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基本框架,引入精英影响感知和模糊情境感知两个变量,对乡村旅游经营者从众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构建乡村旅游经营者从众行为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行为态度、指令性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精英影响感知和模糊情境感知与从众行为意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另外,乡村旅游经营者的受教育水平对从众行为意向存在显著影响,且呈现受教育水平越高从众行为意向越低的趋势。为了进一步发展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建议提升乡村旅游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发挥乡村旅游精英的信息传递与示范带动作用;落实政府的引导与监管职能;防范政府决策层的盲从行为。     

旅游发展影响下农业文化遗产社区韧性感知研究——以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为例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其动态保护关系到遗产地社区的生计选择、农民的生活改善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旅游活动所带来的一系列人为干扰,遗产地社区如何应对关系到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本文以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为例,运用基于地方居民感知的指标测量法,针对社区居民进行旅游发展影响下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韧性感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旅游发展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存在着较为积极的影响;（2）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韧性各个子系统受旅游发展影响程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由高到低分别为社会、生态、文化、经济、制度;（3）各旅游因子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其作用程度由高到低分别为旅游设施因子、旅游形象因子、旅游产品因子和旅游规模因子。本文探究了农业文化遗产社区韧性在旅游发展中受到何种影响,分析其形成原因,以期实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旅游的协调发展。     

成本视角的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研究——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

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测度方法与模型构建是建立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难点。本文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基于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显性和隐性供给成本的视角,综合考虑管理者、经营者、守护者（社区居民）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供给成本和利益诉求,以保障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周边社区生存发展权的公平性和行政管理的可行性为原则,划分核心区、毗邻区和辐射区三级旅游生态补偿空间范围,确立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方法与模型,测算得出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值为5.1亿元/年。研究以期为构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国家公园保护与利用的人地关系矛盾,实现国家公园生态共建、利益共享和经济共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理论指导。     

成本视角的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研究——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

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测度方法与模型构建是建立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难点。本文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基于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显性和隐性供给成本的视角,综合考虑管理者、经营者、守护者（社区居民）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供给成本和利益诉求,以保障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周边社区生存发展权的公平性和行政管理的可行性为原则,划分核心区、毗邻区和辐射区三级旅游生态补偿空间范围,确立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方法与模型,测算得出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值为5.1亿元/年。研究以期为构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国家公园保护与利用的人地关系矛盾,实现国家公园生态共建、利益共享和经济共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理论指导。     

国家公园旅游发展对周边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旅游发展是国家公园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路径与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的重要体现,周边社区居民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与旅游发展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之一,其生活质量影响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黄山风景区门户社区居民调查数据,探讨了处于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和巩固阶段等不同旅游生命周期阶段的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差异及其成因。研究表明：（1）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差异显著,居民生活质量随社区旅游发展阶段演进而提升的现象具有滞后效应;（2）居民生计资本对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差异性;（3）随着社区旅游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对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处于主导地位。     

游客对国家公园功能的认知及其实现路径——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以“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为核心理念,通过游憩功能体现其公共资源属性,促进全民公益性目标实现,是确保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成效的基本要求。为寻求实现国家公园功能的路径,本文基于问卷调查,考察游客对武夷山国家公园功能的认知、对游憩服务的期待以及参与国家公园保护的态度。研究表明,游客看重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游憩和环境教育等功能,但在空间认知上割裂了保护和利用在国家公园内的统一性;游客关注国家公园在游憩机会上的多样化和创新性,关注点受到年龄、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因素影响;游客的生态保护参与意愿普遍较强,但对保护对象并无具体认知。因此,国家公园游憩功能的发展需要从前端导入国家公园概念、功能和管理目标等公益性的基础理念,既需要根据游客多样性需求完善服务,也需要引导游客了解公园区域定位和内部功能分区。研究指出,国家公园需要在增强游客对其功能公益性理解的基础上,探索自然保护地旅游发展的新范式,从而改善游憩体验,促进游客更好地参与生态保护。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红线管控、旅游发展与文化表征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有效协调自然保护地保护与开发的功能定位是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改善民生”三效合一目标的难点与重点。本文围绕如何有效发挥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这一问题框架,系统分析中国自然保护地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旅游发展与文化要素表征3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与障碍因素,通过政策梳理、学理辨析、国内外对比等研究方法提出以上三方面问题的破题策略。本文认为要建设与国际接轨、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需要运用“可接受的改变极限”思想开展红线划定与管控,因地制策、因时制宜、持续监测;需要加大游憩机会谱的研究及应用实践,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相得益彰;需要重视自然保护地内文化景观的提炼识别及其表征、传播,重视国家公园文化认同意义表达。     

共享民宿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以北京市Airbnb为例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共享民宿的科学布局对有效释放旅游市场需求潜力,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以北京市Airbnb为例,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了共享民宿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 Airbnb在空间上呈显著的集聚分布,整体上表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形态,形成4个明显的高密度核心区;（2） 置信度高于99 %的热点区所占比重最大,主要集聚在市中心周围至东四环附近地区,且Airbnb与其他相关地理要素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3） 休闲娱乐设施数量、距市中心距离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等因素的解释力较强,双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均强于单因子,休闲娱乐设施数量对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最大;（4） 在影响机制中,房东作为供给者,其选址行为和主观意愿为基础因素;房客作为需求方,其多样化的需求成为主导因素;政府作为监管者,其宏观调控举措是调节因素;平台作为管理者,其战略决策和市场推广是引导因素。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耦合交互与权衡制约,各类要素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综合作用,最终形成了影响共享民宿空间集聚特征的合力。     

当“灰犀牛”遇到“黑天鹅”——网民对邮轮旅游负面事件的风险感知变化

邮轮旅游因其内在脆弱属性,一直受到各类负面事件的影响。2020年初“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新冠疫情跨境蔓延引起全球网络关注,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邮轮旅游的风险感知及消费决策。本文以知乎网站评论为数据来源,将疫情发生和全球邮轮停运为时间节点,把邮轮负面事件划分为3个阶段,运用词频分析、语义网络分析、情感分析结合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中国网民的风险感知变化。研究发现: “灰犀牛阶段”,邮轮正常运营,网民风险感知聚焦于自然灾害和救援开展;新冠疫情初发时的“灰犀牛遇到黑天鹅阶段”,邮轮逐渐停航,网民风险感知聚焦于邮轮公共卫生安全;疫情全面爆发后的“黑天鹅阶段”,邮轮全面停航,网民风险感知包括自然灾害、火灾、疫情等多个方面,感知内容趋向分散。同时,网民的风险感知空间分布存在差异,沿海地区网民对邮轮负面事件多以正面和微弱负面情绪为主;但内陆地区网民因对邮轮旅游了解程度相对较低,其感知负面居多。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研究内容可为邮轮旅游的疫后市场恢复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影响机理研究--以湖南省女性村官为例

随着我国乡村旅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乡村旅游开发的组织机制问题越发引人关注,女性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女性村官对乡村旅游开发的决策作用日渐显著。因此,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影响机理研究对于深入研究乡村旅游开发组织机制问题,促进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文章在改进计划行为理论（TPB）模型基础上构建乡村旅游开发女性村官参与行为意向影响框架,以282位湖南女性村官的调查问卷为数据来源,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女性村官参与乡村旅游开发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女性村官对于借助旅游开发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参与行为意向较高;（2）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以及参政特征3个变量对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406、0.258和0.250,其中,主观规范影响最大;（3）女性村官参与旅游开发的行为态度对行为意向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参政特征变量间接影响行为意向;行为态度的中介作用变得更为复杂,这与已有计划行为研究不同。     

迈向可持续目标的中国生态旅游发展研究

生态旅游是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国土空间保护利用、美丽中国等重点生态文明工程建设的重要载体。本文对生态旅游发展研究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迈向可持续发展目标下中国生态旅游发展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研究认为：生态旅游对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实现具有多维促进作用,大众生态旅游在现代化管理制度、技术规范和生态文明的中国话语体系中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当代中国生态旅游发展具有与以往国外后工业化时期生态旅游完全不同的时代特点,外部环境和关联要素正在不断促使生态旅游发展寻求新的发展路径。自然生态、地域功能、承载能力和经济发展共同勾画出当代中国生态旅游的发展图景,未来研究需要建立以资源环境容量为底线、以生态游憩机会图谱和时空匹配为规律、以空间治理和现代化管控为提升、以强约束低损耗的政策和技术标准为配套的四位一体发展体系,从而为中国实现生态环境严格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多元目标提供支撑。     

旅游影响下的乡村重构研究进展

乡村重构已成为国内外乡村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发展趋势,而乡村旅游被认为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有效路径,进而成为乡村重构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对国内外旅游影响下乡村重构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从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分析发现：（1）旅游语境下的乡村空间重构表现为三方面：乡村土地利用变化、村镇体系重构与乡村内部“三生”空间格局重构。（2）经济重构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变化与居民生计方式转变两方面。（3）乡村治理的改善、乡村文化重构是乡村社会重构研究的两个主要方面。此外,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旅游影响下乡村重构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从城乡融合发展、保育乡村性以及不同类型乡村的案例比较三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乡村旅游偏好差异测量研究:基于离散选择模型

消费者偏好分析是进行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的基础,本文运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Multinomial logit(MNL)模型,分析旅游消费者在产品选择过程中,其个人特征及行为特征对某类旅游产品偏好的影响。通过大连乡村旅游消费者产品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表明乡村旅游消费者对不同类别产品的偏好,会随着消费者个人特征和行为特征的不同而发生变化。MNL模型能较为合理地解释乡村旅游者个人特征和行为特征与乡村旅游产品选择偏好之间的关系。     

中国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森林是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旅游景观资源,森林乡村是乡村的重要类型,科学认识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及乡村振兴目标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首批3 947个国家森林乡村为研究对象,借助数理统计方法与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揭示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结合地理探测器技术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 国家森林乡村在空间上呈典型的集聚型分布,总体分布不均衡,以胡焕庸线为明显分界,呈“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2） 国家森林乡村呈现“多核心集聚,连片分布”的特征,形成了太行山豫晋冀交接连片区、苏浙皖交接连片区及粤赣闽交接连片区3个辐射范围最广的高密度集中连片区。（3） 地形地貌、河流水系、森林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及交通区位条件是影响国家森林乡村分布的主要因素,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国家森林乡村主要分布在平原丘陵地区、河网密布地区、森林覆盖率高的地区以及人口稠密、经济发展水平高、交通发达的地区。     

旅游地生态补偿空间选择研究——以云南省玉龙县为例

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是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问题,能够有助于提高生态补偿的效率与合理程度。以位于长江中上游生态脆弱区、旅游业发展迅速的玉龙县作为实证研究区,以社区居民为补偿对象,以不同乡镇为空间单元,以单位土地的机会成本、游憩功能价值以及生态服务功能为标准载体,构建了旅游地生态补偿空间选择模型,对研究区内各空间单元的补偿标准划分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依据人均补偿标准,可将其划分为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中等补偿区、临界补偿区与潜在补偿区5个等级,如果将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与中等补偿区作为补偿的主要区域,补偿面积覆盖总补偿区面积的51.3%,补偿人口覆盖总人口的49.8%。根据该模型科学确定旅游地区域间生态补偿的空间分配标准,能够充分体现社区居民平等的生存权、环境权和发展权,通过补偿资金的再分配解决部分没有机会或能力直接参与旅游业的社区居民在分配中获益极少的问题,促进社区居民在旅游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中的参与程度。     

自驾车旅游者的行为特征及空间效应分析

本文调查分析了自驾车旅游者的基本特征,并重点探讨了他们的消费特性、旅游偏好和消费空间分异特征,绘制了自驾车旅游者的出游意愿与可达机会的普雷德行为矩阵图.从对城市周边旅游地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对旅游接待地服务体系完善两方面探讨了自驾车旅游者行为空间效应,认为自驾车旅游对城市周边的乡村旅游地、度假区的发展以及温冷型景区的升温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对旅游目的地服务水平提高、乡村旅馆发展、旅游购物促进和旅游信息系统建设等起到重要作用.     

可持续旅游开发多中心管理模式研究——以湖泊旅游为例

旅游开发必须建立在科学的管理模式下,才能确保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而作为常见的旅游开发形式,湖泊旅游具有较强的环境敏感性和生态脆弱性.本文以此为着眼点,系统论述了可持续目标下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多中心管理模式,阐明了各行为主体的职能与关联,并就我国当前湖泊旅游开发管理的若干关键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尤其深入地针对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