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消费品质量评价体系及其实证研究——以2012年度广东为例

商品质量评价体系研究为跨学科的新领域。利用专家咨询法,本文构建了包括满足标准、产品合格、顾客满意及社会责任4项一级指标25项三级指标的微观质量评价体系,以及包括行业的结构水平、质量水平、市场竞争力、社会贡献力4项一级指标20项三级指标的中观质量评价体系,之后取得宏观质量评价指数。进一步遴选有代表性的12个出口行业,利用3600家出口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得到2012年度广东出口消费品微观质量指数均值为0．771,宏观质量指数为0．730,总体上符合“微观质量满足标准,宏观质量有所提升”的一般判断。本文认为,基于安全为质量的底线,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质量应由市场甄别,政府监管的指向在于宏观质量安全。     

商品质量、市场信心如何影响出口绩效?——基于2013-2018年广东出口消费品企业的抽样调查

商品质量、市场信心与出口贸易关系是近些年学界及实务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面对不断增加的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因素,落实"质量强国战略",走提质增效及可持续发展的出口贸易之路,客观上要求构建科学有效的出口评价体系。文章导入绩效评价理念,融合财务、战略、质量、信心等维度,建构出口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这一体系,对2013-2018年广东出口消费品行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出口商品质量显著正向影响出口绩效,出口市场信心对出口绩效存在正相关,并在前两者关系中产生正向中介效应。同时,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商品质量与出口绩效相关性更大,超大型企业和微型企业质量与出口绩效相关性更强。由此,追求出口绩效提升,宏观层面应出台导向性对外贸易政策,强化政策的可预期性,以增强企业对出口市场的信心;中观层面应提高出口商品质量标准,加强出口标准服务与质量监管;微观层面应引导出口企业更加注重国际标准的认知和执行,坚持与兑现顾客满意的市场理念。     

“断直连”背景下第三方支付与消费品价格现状探究

为加强对第三方支付平台及其备付金的监管,政府出台了第三方支付平台与银行直连业务断开的相关"断直连"政策,这可能会对商家、消费者以及消费品价格产生相关影响,针对"断直连"背景下对消费品价格的现状调查,探究"断直连"背景下第三方支付对消费品价格的影响,以便为消费品市场提供有价值的对策建议。     

减少监管分歧会促进服务贸易增长吗?

随着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进,各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监管分歧逐渐扩大并形成主要的贸易壁垒。文章利用扩展的引力方程对2011～2015年度44个国家15个行业的双边服务贸易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如果进口国或出口国具有很高的服务贸易壁垒,那么服务贸易壁垒将削弱监管分歧的影响。除此之外,文章还对行业的分样本、不同政策类别以及国家分样本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监管分歧对法律、保险、商业银行、电信、邮政和信使这5个行业影响较大;减少在外资进入、人员流动、竞争壁垒、监管透明度这4个方面的监管分歧会促进服务出口。研究表明,有效降低监管分歧能够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服务贸易逆差,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的平衡发展。     

行业异质性视角下环境规制的出口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04-2012年27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我国出口贸易关系,并从环境污染程度以及研发水平两个维度,探讨了环境规制对我国不同行业出口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环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外贸出口,但影响不大,我国工业行业出口优势更多来自规模经济、企业成本和能力;环境规制的出口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对高污染、低研发水平行业出口具有负向效应,对低污染、高研发水平行业出口具有正向效应.政府应对不同行业制定弹性环境政策,鼓励企业从事研发创新活动.     

中美两国对CPTPP成员国商品出口波动特征研究

以中美两国对11个CPTPP成员国的出口贸易数据为考察对象，借助CMS模型交叉分解了出口波动因素并探讨贸易转移效应。研究表明：中美两国对CPTPP成员国商品出口规模及市场占有率的差距以协定生效为界逐渐缩小；中国对越南等发展中成员国以及消费品、资本品的出口竞争力显著提升，但供需契合度的不足削弱了增长持续性，且该特征在后CPTPP时期更加鲜明；CPTPP成员对美国的出口转移效应源于其对加拿大、墨西哥市场的绝对依赖以及资本品、初级品等优势产品的供给份额下降。中国应巩固与发展中成员国的出口联系，进一步扩大对日本、加拿大等发达成员国消费品的出口份额，加强中间品、资本品的竞争力，提升对国别需求的适应性，实现对CPTPP成员国高质量出口以加快CPTPP谈判进程。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中国十大制造业出口质量的研究

本文基于外资溢出效应的视角研究外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作用。本文主要从外资溢出效应的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三个方面来分析它们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经验层面,选取我国2001-2012年十大制造业行业作为样本,以出口质量指数衡量出口质量水平。实证结果证明:对于这十大制造业而言,总体上外资外溢效应为正,对出口质量有着促进作用,正的外溢效应是由于正的人员流动效应大于负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的结果。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如培育具有研发激励机制的良性循环机制。     

合格评定互认与区域贸易发展——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合格评定与贸易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热点话题,为研究合格评定互认对区域贸易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和新西兰签订的《关于电子电器产品及其部件合格评定的合作协定》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这一协议对一国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将研究期间内MRA协议中84类、85类、94类产品的出口情况作为研究样本,以其中出口至新西兰的贸易行为作为处理组,以出口至挪威的贸易行为作为对照组,研究得出,中新贸易协定对扩大出口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中新贸易协定的签订对中国相应出口存在积极正向影响,其中双边互认协议的作用明显。基于此,建议稳中求进,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在合格评定领域,加强国际合作,推行国际互认。     

电动自行车规制事件情境下消费者感知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以网络新闻跟帖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电动自行车规制事件情境下,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电动自行车规制事件情境下,经济状况、电动自行车重要性、对政府政策及行为的信任、政策执行部门的行为等都对消费者感知风险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分析这些影响因素有助于相关政府部门、企业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消费者感知风险。     

社会责任视角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价研究

文章以2014～2016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中披露的环境信息为研究样本,旨在构建社会责任视角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从政府监管、利益相关者、企业自身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基于我国微观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和分析了我国服务业O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经研究发现：第一,服务业OFDI通过吸收东道国先进技术经验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和避开东道国服务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企业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第二,我国服务业OFDI显著提升了企业服务贸易出口的二元边际,具体而言,整体上服务业OFDI会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增长4.82%,同时会提升企业的出口概率;第三,我国服务业OFDI"出口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和行业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5.68%和3.52%,而公共服务业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区域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4.97%和3.56%,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上述研究结论对化解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困境和完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福建省外贸行业供给侧改革效应分析

供给侧改革正式提出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供给侧改革的热潮,它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焦点。经过几年的改革发展,供给侧改革在运行中颇有成效,福建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也取得了明显的改革效果。而外贸行业作为福建省的主要行业之一,增速相较于福建省的GDP来说是比较平缓的。为了了解供给侧改革为福建省外贸行业的发展带来怎样的效应,采用巴拉萨模型和逐步回归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供给侧改革引起的是贸易转移效应;在进出口贸易结构改革中,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境货物、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和设备、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的改革效应较为突出;而在外资的投资结构方面,服务业与工业是外商直接投资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影响因素。     

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有效路径

十多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自发到自觉、从局部到全局的发展阶段,尤其是最近几年,文化产业在全国各地呈现更加迅猛发展的态势,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是下一个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经过多年发展,文化消费品的数量与消费者的真实需要之间,以及文化消费品的质量与消费者的精神期待之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与脱节。应通过文化产业政策、文化产业组织、文化产业市场、文化产业技术和文化产业品牌等多个方面的升级,实现文化产业供给能力与水平的提高,加快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与集聚化发展,推进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进程。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征的政策动态调整机制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复杂性、集成性和动态性等特征,其发展在技术、组织和市场等方面存在多重不确定性,需要政府建立有效的引导、协调、激励与约束机制。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政策呈现"碎片化""粘性化"现象,缺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动态演变进行持续性跟踪和控制。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特征,政策主体应在政策管理实践中分析研究产业技术政策、国际合作政策、产业投融资政策和市场培育政策等在技术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敏感性,发挥不同类型政策的协同作用,提高整个政策体系的动态适应性。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的公共政策研究——以江苏物联网产业为例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协同创新发展和演进过程中需要政府建构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对其激励和规范。公共政策对物联网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导向、统筹、激励和监管作用。以江苏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公共政策为例，在分析其特点与不足的基础上，从完善国家层面政策体系、增强区域政策的可操作性、增列产业发展的专门政策，以及强化物联网产业发展的监管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Entrepreneurial Planning in a Regulated Environment: the U.S. 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 and the Maritime Industry

Entrepreneurs exploit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innovate to achieve or maintain strategic advantage over their competitors. In the absenc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entrepreneurs are free to focus on improving satisfaction of customer wants, for example, by enhancing current goods, supplying new goods, or supplying established goods at lower cost. In a regulated market, entrepreneurs focus on satisfying regulatory authorities, for example, to earn rate increases, subsidies, or tax benefits. Economists normally conceptualize regulation as restricting entrepreneurial choice over prices charged, including general prohibitions against price discrimination, or as imposing additional costs on business enterprises through mandating actions entrepreneurial planners would not otherwise have chosen, or prohibiting actions which would have been freely chose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of a specific regulatory agency, the 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 and its regulatory oversight of the maritime shipping sector. Business strategy and public policy implications will be developed, as well as implications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ipping industry. The history and natur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maritime sector will be reviewed. The presence of a regulatory authority at least partly substitutes a kind of bureaucratic sovereignty over the consumer sovereignty of an unregulated market. Regulated firms compete for favors from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and in a regulated environment strategic advantage is directed away from entrepreneurial planners to political entrepreneurs.

Peasant supply response in rationed economies

When peasants do not have reliable access to goods on the black market, government price controls may result in rationing of peasants' demand for consumer goods. We show that supply response is then perverse and that the economy may collapse, as exports fall and rural shortages intensify. Such a crisis may initially be disguised as peasants sell export goods to build up money stocks. We consider the policy options for governments facing such probl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