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中国家绿色产品出口

文章利用2008～2019年42个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数据，考察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绿色产品出口，并且这种促进作用背后的逻辑在于降低信息成本和推动产业绿色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约束力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高的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更大；当进口目的地为发达国家(地区)时，数字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同生产阶段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存在差异。进一步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检验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中国绿色产品出口，为基本结论提供了外生证据支持。在全球数字化转型浪潮下，文章的研究为发展中国家提高绿色国际竞争力提供一定的思路。     

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铁路提速的证据

自1997年以来,中国实施了6次铁路提速,这可以看做是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改善的一次自然实验。本文选取京广线和京沪线作为铁路提速代表,构造了1994～2006年提速铁路线沿途站点和其他未提速站点相对应的城市一级面板数据,利用倍差法系统考察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铁路提速促进了沿途站点的经济增长。在整个铁路提速期间,相对于未提速站点,铁路提速将提速站点的人均GDP增长率提高了约3.7个百分点;同时,在铁路提速后期,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县域层面如何助推全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试点工作

近年来,受资源要素、环境容量等因素制约,经济发展总体面临着产能过剩、效益偏低、市场过渡竞争等诸多压力.转型升级已成为谋求新一轮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亟需解决的一项课题.文章结合当前浙江省正在开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试点工作和近年来绍兴县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做法与体会,就县域层面能否推进转型升级,如何推进转型升级,以及县级政府如何推进转型升级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以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取得实效,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冲击将深刻地影响实体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本文以2007—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合作创新，但是并没有显著地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并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和增加企业间的研发溢出来实现。分样本回归发现，在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成长期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解发现，底层技术层面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合作创新均具有促进效应，而区块链技术和实践层面的数字技术运用对合作创新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探究了数字化背景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人民币汇率变动、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

经济效率的改善和增进依赖于创新投入及其带来的创新能力的增强,创新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文章基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研究汇率变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尝试从微观层面揭示汇率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驱动模式转变中的重要角色。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强化了企业创新动机,提高了企业新产品产值及其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以1998~2007年为样本区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提高1%,出口企业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将会提高0.098%,新产品产值提高幅度为2.36%。人民币升值引起的市场竞争加剧促进了企业创新,从长期来看,这将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广东省21个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17年广东省21个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各市普惠金融指数,发现广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珠三角区域普惠金融指数明显高于其它地区。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广东省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分区域层面上,普惠金融对区域的经济发展存在"阈值效应",当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时,普惠金融开始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普惠金融对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区域作用最显著,对广东西部、北部中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弱,而在广东东部地区中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未发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在"十二五"规划指导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国家在2011年3月审核确定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明确了今后五年(2011-2015)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所要奋斗的目标,其中在经济方面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文章以此为契机,研究如何扩大内需,以促进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者消费,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通过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来带动经济发展尚存在一些问题,本文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相关情况,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环境审计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手工整理国家审计署层面的政府环境审计数据,以 2007—2019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媒体监督较强时更显著。分析影响机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主要通过环境规制机制和环保补贴机制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其中环境规制机制表现为环境处罚力度提高和环境税收水平提升,环保补贴机制表现为环保补贴力度提高。检验经济后果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视角下的企业绿色创新不仅能够提高其环境绩效,表现出环境有效性,更能够提高其经济绩效和经济效率,表现出经济有效性。研究结论丰富了政府环境审计的有效性研究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制度因素研究,为审计部门完善政府环境审计制度以推进绿色创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能否推动中国企业进口扩大——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积极扩大进口对助推我国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促进贸易平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通过整合2007—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提取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合并，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张，且这一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减特征，对进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最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和生产规模扩张三个途径来促进企业进口，从进口构成上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额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的进口集约边际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出口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中间品的进口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还有助于提升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时间以及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和技术类产品进口份额。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主动扩大进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在数字革命的背景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出口稳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文章基于2001～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和机器学习方法从微观层面测度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并结合对应的上市公司经济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深入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出口的增长,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该影响存在长期持续的正向动态效应,且对于扩展边际和广延边际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和供应链管理渠道影响企业出口。     

“中国速度”的魅力

记得30年前,刚开始改革开放时,我们常说＂日本速度＂,这里的速度是指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和高速铁路的列车运行速度。上世纪90年代我们又说＂深圳速度＂,是指深圳的城市和经济发展速度,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分析

加快经济发展是当代世界各国的共同要求,中国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人间奇迹,但是同时也凸现出资源枯竭、生态恶劣、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及其原因,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源泉、内涵和思路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呼吁将GDP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转变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未来取向

2020年,中国迎难而上,果断抗疫,精准复产复工,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0年,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出口在全球贸易萎缩的背景下实现正增长,消费由于疫情导致的就业尤其是服务业就业减少、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等因素出现了明显放缓。展望中长期发展,应积极培育需求,打造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具体而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通过推动经济地理再布局,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在产业有序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产业升级;保经济安全底线,重点关注产业链、能源和金融三个领域的安全问题;优化互联网平台监管。     

基于经济影响度模型的上海世博影响力预测

从经济角度切入,以2000年世博申办委员会成立为界,综合分析了2010年世博会中办前后上海市历年三大产业生产总值、世博参观人数、机场客运吞吐量等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灰色预测、组合预测分别构建了世博长期、短期、综合经济影响度模型,运用Excel、Matlab软件得出上海世博会经济影响力定量化的结果。2000年起长期经济影响度逐年递增,2010年1月到8月短期经济影响度呈现出跳跃增长,且在5月跃度较大。这些结果表明世博对上海的经济发展存在着长尾拉动作用。最后结合相关资料,本文总结了上海世博对经济的影响具有多元性、阶段性、带动性、非均衡性和长效性等特点,并对上海市建设提出合理的建议。     

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及世界经济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GTAP模型和等递归动态法,针对中国与印度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以及在此基础上可能形成的其他不同区域合作方案,对中国的贸易规模、贸易结构、GDP、福利水平和生产格局等将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了一般均衡模拟分析。研究表明:在不同区域合作方案下,中国福利损益有差异;中国的贸易规模及除服务业之外的各产业的进出口增长都比较显著;服务业是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薄弱产业;"10+6"方案对中国最不利,而中国-印度自由贸易区和中国-印度-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方案对中国较为有利。中国的优势方案是争取在印度、澳大利亚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而避免东盟、日本等的加入。     

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实证模型,利用1997-2010年我国离岸服务外包额与GDP数据对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离岸服务外包之间存在长期趋势,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并且离岸服务外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大,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进而提出发展离岸服务外包的建议。     

时空压缩下的企业双元创新投资——来自高铁通车的证据

文章从新地理经济学视角,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分析了高铁通车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以2010-2017年沪、深两市A股高新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PSM-DID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铁通车显著促进了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对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高铁通车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仅体现在位于中西部和低人力资本水平地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从而进一步验证了高铁通车加速了创新的人、财、信息、技术等资源的跨地区流动和转移,通过降低信息沟通成本、促进信任和企业社会网络的形成、降低企业高风险特质的探索式创新的融资约束与风险、进而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内在机理。     

海西经济区县域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分析

以海西经济区的144个县市为研究空间尺度单元,选取人均GDP等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后结合ESDA分析其县域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结果表明：海西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在全局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效应,但在省域内分布不均衡,部分县市呈局部空间自相关,其中以温州市辖区为中心点呈现H-H型集聚,而围绕福建省的浙江省、江西省、广东省部分县域呈L-L型集聚,建议根据中心-外围理论以福建省为中心带动这些县域的经济发展。     

Workers' Remittances,Capital Inflows,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Asia and the Pacific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economic growth, us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s a case study. Using data for the period 1993–2013, our results show that remittances only generate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economic growth if they reach 10 percent of GDP or higher. A remittances‐to‐GDP ratio of below 10 percent could still impact growth negatively, but the effect is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The present study finds some degree of substitutability between remittances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but not other types of capital inflow,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economic growth. Other traditional growth engines, including education, trade openness,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are crucial in promoting growth in developing Asian and Pacific nations.     

AN ANALYSIS OF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SOUTH AFRICA

This paper analyses long‐term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 Africa's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and discusse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untry'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 database covering national accounts data, railways, roads, ports, air travel, phone lines and electricity was established for this purpose, and may facilitate further quantitative research. PSS (Pesaran, Shin and Smith, 1996, 2001) F‐tests are used to identify directions of association between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se indicate long‐run forcing relationships from public‐sector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fixed capital stock to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from roads to GDP, and from GDP to a range of other types of infrastructure. There is also evidence of potential simultaneity between specific types of infrastructure and GDP.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ree main findings. Firs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appears to run in both directions. Inadequate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could create bottlenecks, and opportunities for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could be missed. Secondly, South Africa's stock of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has developed in phases. Policymakers should focus on choosing or encouraging the right type of infrastructure at the right time. Thirdly, the need for investment in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never goes away. The maintenance and expansion of infrastructure are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supporting economic activity in a growing economy, provided that individual projects are chosen on the basis of appropriate cost‐benefit analy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