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投资强度与上市年龄——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研发数据,在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采用混合数据OLS回归检验研发投资强度与上市年龄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特征。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上市年龄对研发投资强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年轻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呈现“倒U型”特征,出现“创新衰退”效应,新兴行业更加明显;中老龄（老化）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呈现“正U型”特征,出现“转型”效应,传统行业和中小型企业的“转型”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投资绩效的影响分析

家庭如何利用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实现家庭投资绩效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中国家庭投资多样性和投资绩效都还不高,家庭风险-报酬比也远远低于国外。所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投资绩效的影响就显得较为重要。通过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4年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家庭投资绩效与投资多样性的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家庭投资过于偏好投资性房地产,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还不充分。这为中国深化金融改革、扶贫攻坚战略提供了部分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效应，在改善企业投资不足的同时会刺激企业过度投资；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投资不足方面无显著的所有制差异，但在过度投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更易导致民营企业过度投资；机制检验发现，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分组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缓解”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加剧”作用主要体现在小规模企业。研究结论为进一步约束企业投资行为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数字化转型、高管认知能力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

数字化改造已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最重要路径,现有研究加深了社会和企业家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但是尚未有学者关注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文章以2012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同类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专业化发展的中介效应和高管认知能力的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效率存在“倒U”型影响,现阶段大多数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尚未达到投资效率最大值对应的数字化转型深度,说明“倒U”型的右侧负效应主要来自少数极端值。专业化发展在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之间承担了显著的中介角色,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发展,专业化发展与投资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高管认知能力对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关系存在调节效应,但主要发生在二者正相关阶段,高管认知能力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的正影响越强。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仅存在主动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被动实施数字化转型无法改善企业投资效率。     

普惠金融对投资效率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基于湖南省2008年-2013年87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实证研究了普惠金融等因素对投资效率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对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存在明显的门限特征。在门限值前后,普惠金融发展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由降低转变为提高。预算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等因素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因受到普惠金融发展的制约,在门限值前后也都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效应;经济发展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始终是正向的,只是在门限值之后,经济发展提高投资效率的速度会变缓。     

家庭结构对金融资产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微观数据分析了家庭结构各维度对家庭金融资产的影响。分析发现,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金融资产有不同的偏好和需求。家庭平均年龄与家庭存款量呈倒“U”型关系;老年型家庭对金融产品有规避倾向;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金融产品的普及;家庭金融资产在城乡间有很大差别。文章提出了丰富居民理财知识、提高居民受教育程度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借贷约束对于中国家庭投资组合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1734个家庭的样本数据,采用probit、tobit等计量方法分析了借贷约束对于家庭投资组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借贷约束抑制了家庭股票、基金和理财产品等风险资产投资,不同渠道的借贷约束对于家庭风险资产投资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银行渠道借贷约束的影响最大;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提高了家庭股票、基金和理财产品投资参与和深度,有助于缓解信贷约束,优化家庭资产投资组合;整体借贷规模对于股票投资的参与决策产生了负向影响。     

参与成本、异质性与股市投资——基于城镇家庭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2年的CHIP数据分析了我国城镇家庭的股市投资行为。考虑到参与成本和异质性,本文使用Heckit模型来考察家庭股票数量与份额的决定。结果表明,家庭股市参与的概率与家庭的总财富水平、户主的收入以及教育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户主的年龄呈倒U型关系。收入、财富水平和年龄对于家庭购买股票的数额也有类似影响;但教育水平的影响有所减弱。而对于股票在家庭总资产或金融资产中的份额,年龄和教育的影响在大部分模型中不显著;财富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     

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管理

随着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增加和资产种类的不断丰富,家庭理财意识日益强化,人们对家庭金融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近十年来,家庭金融理论研究逐步兴起,并成为国内外金融学者研究前沿领域之一。在2006年美国金融学年会上,Campbell提出将家庭金融作为与资产定价、公司金融等传统金融研究方向并立的一个新的独立研究方向。本文首先探讨家庭投资组合中广为研究的两个不解之谜,然后分析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管理的主要因素,最后讨论对我国家庭金融发展的启示和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路径.研究发现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提升本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但对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会产生总体上的负向影响.一方面,区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削弱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对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区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本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对周边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正向影响,但该作用途径并不显著.     

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正处于有效复苏的状态。按照需求,不断提高数据的调查分析水平,根据金融知识的基本内容,投资经验标准,合理的判断家庭实际投资资产的选择标准影响水平。按照金融结构形式,合理的分析实际掌握的基础关系量范围,分析实际有效融入金融市场的方法和形式。按照家庭的实际风险投资规范标准,影响水平进行分析。文章针对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的选择进行分析,开展有效的系统研究,分析诸多相关因素,研究对金融投资的重要意义。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风险及其防范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我国居民财富的不断积累,金融资产已经成为居民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目前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受我国金融市场制度不健全、国民投资行为不规范、个人承担风险能力较弱等因素的影响,家庭金融投资无疑包含着较高的风险和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因此,本文结合后危机时代背景,针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思路和对策。     

母国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对污染避难所效应的一个解释

文章在Naughton(2014)提出的概念性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企业FDI决策模型,在合理的假定下得到了提高母国环境规制对企业FDI会产生倒U型影响的结论。母国环境规制的加强会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和停业效应,两个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母国环境规制对FDI的倒U型影响。文章利用2000~2010年24个国家对中国进行FDI的数据,使用引力方程模型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验证了这种倒U型关系的存在。     

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关系——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利用江苏省1998-2013年的统计数据考察人力资本投资对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在江苏省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力资本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不同的影响,在经济起步阶段,人力资本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扩大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了后期则会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从而呈现出倒U型的趋势。而经过实证分析,目前江苏省正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端。     

区域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基于中国情境探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意义重大。基于2005—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和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数据,分析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①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②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投资不足”企业和“投资过度”企业的投资效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行业竞争能力越强以及股权较为集中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企业投资效率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金融发展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论文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指出,东道国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竞争效应和融资效应两种渠道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且两种效应的作用相反。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金融发展所产生的融资效应要大于竞争效应,且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门槛系效应,只有当行业的融资需求达到一定水平,这一促进作用才存在。另外,金融发展对于技术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加明显。     

健康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健康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地减轻这种影响;同时就分指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一级维度中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二级维度中的信贷、保险、货币基金以及支付这四个子指标均显著地平滑了冲击下的家庭消费。就作用机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强化非正式社交网络来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对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影响还与冲击的程度正相关,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在这部分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家庭福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积极作用。     

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对双边投资的影响

文章通过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评分,检验协定中该类条款的设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产生影响;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促进了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不同类型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具有异质性影响,"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对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产生了正向影响;"南-北"型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降低了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和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提升能够提高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对外商直接投资双边流动的正向影响效应。     

R&D投资与制度:一项跨国数据的研究

使用21个国家1981-200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关注制度如何影响国内R&D投资的总体水平.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一个国家的R&D投资水平具有非线性的显著影响,呈现倒"U"型的关系.这意味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在超过某一临界点之后,反而会弱化对R&D投资的激励.也发现了R&D投资水平与其他制度因素具有正向的线性关系,比如财产权、教育质量和经济自由度等.因此,制度差异是影响国内R&D投资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     

R&D投资与制度:一项跨国数据的研究

使用21个国家1981—200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关注制度如何影响国内R&D投资的总体水平。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一个国家的R&D投资水平具有非线性的显著影响,呈现倒"U"型的关系。这意味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在超过某一临界点之后,反而会弱化对R&D投资的激励。也发现了R&D投资水平与其他制度因素具有正向的线性关系,比如财产权、教育质量和经济自由度等。因此,制度差异是影响国内R&D投资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