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字塔控股结构与金融化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样本数据,考察金字塔控股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金字塔控股结构加剧了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机制检验表明,金字塔控股结构通过为企业实现过度融资便利加剧了金融化程度;进一步研究表明,前述效应在货币政策较为宽松的时期、竞争强度相对较小的行业、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中更加明显;经济后果研究表明,金字塔控股结构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程度,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该研究结论对于加强金融市场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提供有益参考。     

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金融化:抑制还是促进?

文章以烙印理论为基础,使用2007-2017 年中国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 察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从军经历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且 董事长从军经历和总经理从军经历均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区分金融化方式后发现,高管从 军经历对企业房地产金融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调节因素考察后发现,当企业为国有企业,这种 正向影响会加强;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这种正向影响会减弱。传导路径探索后发现,高管 从军经历通过提高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和企业战略激进度,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考察 后发现,高管从军经历弱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发展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深化了 企业金融化的动因认知和丰富了管理者特质的经济后果研究,在实践上为提高高管自身决策效率 和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企业存在最优金融化水平吗？——基于主营业务经营风险的考察

本文以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企业是否存在最优金融化水平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企业以追求主营业务经营风险最小化为目标时,存在最优金融化水平,且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最优金融化水平相对更高。检验表明,当企业金融化不足时,金融化通过提高研发投入降低主营业务经营风险;当企业金融化过度时,金融化通过提高金融资产收入占比增大主营业务经营风险。由此可见,企业应依据经营决策目标不断调整金融投资比例,以实现最优金融化,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股票流动性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企业价值在这一关系中承担着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企业金融化的利弊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过度金融化对股票流动性的危害，引导实体企业回归主营业务，也为实体企业提高股票流动性提供决策依据。     

银行金融科技与企业金融化：基于避险与逐利动机

本文识别了中国商业银行2010-2020年的金融科技专利信息,并将其与企业贷款信息结合后考察了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能有效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该结论在排除银行金融科技属性对优质企业的“选择效应”和遗漏变量偏误等影响后仍然成立。银行金融科技不仅能通过促进银行信贷规模扩容、减少抵押贷款依赖有效弱化企业风险规避动机,还有利于降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缩小实体与金融投资利差,从而弱化企业投资逐利动机。此外,银行金融科技主要通过底层数字技术类专利对企业金融化发挥作用,重点影响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而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对具有较高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影响效应更为明显,并有利于引导企业资金回流促进实体经济创新。     

高管激励与企业过度金融化：路径机制与实证考察

近年来,我国企业为获取超额收益而过度配置金融资产,导致金融投资规模不断增加,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高管激励作为一种中长期激励机制,能够弱化股东与高管的利益冲突,影响企业过度金融化水平。为此,以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高管激励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路径机制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高管激励能显著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的行为,股权集中度会弱化上述负相关关系,同时非国有企业的抑制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     

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基于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内部控制对曲线关系发挥调节作用,使曲线变得更加平缓且曲线整体水平上移。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在金融资产占比高、融资约束程度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内部控制五要素中的风险评估、信息沟通与内部监督发挥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为实现上市公司持续经营提供理论依据。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以及Zephyr和fDi Markets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和规模,且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金融资产种类和经济周期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也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实体企业金融化通过缓解杠杆压力、补充现金流和降低融资约束,有效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降低了OFDI的非效率水平。金融化与OFDI的交互作用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并在过度金融化的企业中效应更强。在目前企业“走出去”加快和金融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双重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引导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资产配置情况合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理性配置金融资产,并为企业提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金融支持。     

金融科技、企业金融投资动机与“脱实向虚”问题——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证据

金融发展是企业进行资产配置所考虑的核心因素。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的供给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这势必会对企业金融投资选择带来影响。文章以中国企业微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金融投资动机视角，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而非预防性储备，金融科技发展会加剧投机性逐利动机，促使企业偏好金融投资活动，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该核心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的正效应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大更显著，而且金融科技发展对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促进作用越大，企业金融投资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被再次验证。此外，检验影响机制后发现，金融科技发展通过改善金融投资收益增强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问题。本研究从金融创新角度挖掘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相关治理措施，深入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有助于厘清并验证中国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动机，进一步梳理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问题与治理逻辑，为政府合理引导金融科技发展、...     

内部控制、法制水平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审慎开放，中国金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实体经济则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增速放缓，实体企业基于“蓄水池”效应和“投资替代”效应而不断扩大金融投资，使得企业金融化现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系统研究内外部治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有利于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将其金融资产占比连续3年及以上增加界定为金融化，从内外部治理视角探究其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最终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并且法制水平增强了内部控制质量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最后提出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建议。     

企业ESG实践的价值创造效应研究——基于外部压力视角的检验

提升企业价值是企业进行ESG实践的目标和根本动力。文章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ESG实践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并以市场竞争程度、机构投资者、媒体监督为切入点,分析外部压力对于企业ESG实践价值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实践初期会降低企业价值,从长期来看,ESG实践对企业价值存在正向的滞后作用。当企业面临的外部压力越大时,市场竞争可以显著提升ESG实践的价值效应,机构投资者和媒体监督会削弱ESG实践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也进一步说明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外部压力不能必然地转化为治理机制。     

金融化影响金融、非金融行业收入差距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的实证分析

随着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金融行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要高于非金融行业,金融行业与非金融行业收入差距增大存在市场的合理解释,但金融行业具有顺周期性,加大了资产价格波动,食利了非金融行业的部分利润,存在着不合理收入。实证发现在金融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化扩大金融、非金融行业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强,建议金融行业从中长期激励及顺周期拨备的角度进行薪资改革。     

企业金融化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选取2013—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企业金融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总投资及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会显著抑制创新研发投入,特别是探索式创新研发投入,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显著,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抑制效应。研究结论对抑制企业“脱实向虚”现象、促进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贯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2015—202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企业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呈“U”形关系，并且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路径影响企业价值，即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了部分正向中介作用。进一步选取产权性质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产权性质在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中的价值效应，结果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对非国有企业价值的作用更显著。     

银企关系的信息价值与企业金融化趋势的冲击——来自贷款公告市场反应的证据

文章采用一种更加综合的银企关系度量方式,从贷款公告市场反应的视角,首次检验了银企关系强度与企业金融化对银行缓解信息不对称能力的影响。基于A股市场数据,研究发现银企关系越亲密,贷款公告的市场反应越正面,表明亲密的银企关系有助于提高银行缓解信息不对称的能力,但危机后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会削弱亲密银企关系的信息价值。文章深化了银行信息生产领域的研究,为银企关系的信息价值以及信息在金融市场中的传递机制提供了新的证据。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金融化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

为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解决低效率和金融化的问题,文章选择国有制造业上市企业2008-2017年间的样本数据,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金融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引入非国有资本提高了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却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挤出效应,在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弱或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中挤出效应更明显。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非国有股东会基于套利目的,带动金融化程度的提升。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建议进一步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制度,改变企业资源配置方式,矫正资源误配格局,在帕累托改进的路径中推进改革,保证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公司治理视角下的动态战略管理模型

公司治理通过战略管理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战略管理是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关键中间变量,管理者的战略选择行为受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约束。文章认为,需要从公司治理的层面对企业的战略管理进行审视,注重企业文化环境的营造和组织学习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