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文化生态适应性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化生态适应性量化评价是判别传统村落文化生态适应能力、应对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基础与前提。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本文从评价指标筛选、影响因素识别、分析方法匹配等方面,完善文化生态“失衡-适应”分析框架,并以宁德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文化生态失衡是文化生态系统应对内外部冲击所产生的暂时性失调现象,其本质是文化适应生态环境能力的下降;文化生态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应体现文化生态的形态、内容、传承3项适应性,评价对象既要包含居民、游客、非遗传承人等适应主体,也要包含土地、传统建筑、基础设施等适应客体;从实证区域看,传统村落文化生态适应性呈现“强适应性-无失衡”“中适应性-单项失衡”和“低适应性-多项失衡”等特征,在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影响分析中,发现自然因素中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人文因素中的到县城中心距离与地域文化等影响最为显著。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红线管控、旅游发展与文化表征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有效协调自然保护地保护与开发的功能定位是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改善民生”三效合一目标的难点与重点。本文围绕如何有效发挥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这一问题框架,系统分析中国自然保护地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旅游发展与文化要素表征3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与障碍因素,通过政策梳理、学理辨析、国内外对比等研究方法提出以上三方面问题的破题策略。本文认为要建设与国际接轨、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需要运用“可接受的改变极限”思想开展红线划定与管控,因地制策、因时制宜、持续监测;需要加大游憩机会谱的研究及应用实践,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相得益彰;需要重视自然保护地内文化景观的提炼识别及其表征、传播,重视国家公园文化认同意义表达。     

旅游发展中传统村落向小城镇的空间形态演变

依托传统的村落形态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许多传统村落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旅游促进乡村地区城镇化,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时推动了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形成有别于其他产业主导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如在空间形态方面,既要保护和利用好原传统形态,又随着保护与开发出现新的形态变化。从近30年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看,传统村落向小城镇的演变是较为明显的,以周庄为例,其在1984年还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岛屿上的传统村落,现在已发展为一个水陆相通、功能完善的小城镇。     

基于乡村旅游的传统村落保护与文化探究

传统村落在我国的历史较为悠久,其可衍生出多种文化产业,受国情影响传统村落在某段时间内出现衰落迹象。随着国家对传统村落与乡村旅游的重视,此形态焕发出了生机。本文将详细介绍传统村落主要的旅游价值并通过当前村落的发展现状,提出加强保护理念、保障其建筑、文化及资源等多种措施来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水准,借助乡村旅游为依托,利用乡村旅游,提升传统村落的整体价值。     

对贵州传统村落大中村的调研及思考

大中村被列入中国第三批传统村落名录,是贵州地区特有的屯堡村落的典型代表。本文从村落基本信息、村域环境、传统村落格局、传统建筑四个方面,对大中村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由此挖掘出大中村的民族文化特色。以大中村为例,本文阐述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应该以该村落蕴含的文化特色为依据,以村落的发展要求为脉络,制定适合每个传统村落的保护规划。     

武陵山片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研究

武陵山片区是我国传统村落建设的重要地区,在这个地区具有较多的中国传统村落。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村落的发现和开发都没有完全,这个地区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活动和生活,需要加强当地居民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积极的发掘农业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生活中来,既能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发展,又能丰富现代生活。加强武陵山片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是当地的相关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重要的活动。     

国家公园生态银行模式构建——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为例

自然保护地生态资源向生态资本转化过程中,生态信用买卖双方主体确认、交易步骤、额度分配等一直是实践难题。本文在借鉴国外生态银行机制模式与运行经验的基础上,尝试从组织结构、信用标准、交易方式3个方面,构建基于生态资源评估的发起者、开发者与第三方监管参与的生态银行运作模式。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为实证案例,参考已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当量因子修正等研究成果,对2005、2010、2015及2018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发现,河渠、滩涂、林地的生态信用最高,水田、旱地、建设用地生态信用最低,以此提出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的生态信用下限,以期为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和其他自然保护地构建生态银行机制和确定生态信用标准提供参考。     

基于文旅融合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利用对策研究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化的结晶,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较强的文化旅游开发价值。我国已建立起针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机制和管理机制,有效缓解了传统村落快速消亡的趋势,及时保护了大量文化遗产,明显改善了传统村落的生产生活条件。但与此同时,人为导致的传统村落建筑破坏、人文价值逐渐消失的现象仍然存在,传统村落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仍然是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七十二泾红树林生态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正>红树林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文章以广西钦州七十二泾红树林生态文化旅游开发为研究内容，采用SWOT分析法，得出钦州七十二泾具有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红树林环境保护举措得当等优势，同时存在生态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少、旅游设施建设不完善、交通不便等劣势。据此，文章提出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红树林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挖掘红树林的文化内涵、探索性开发红树林生态文化旅游产品、增强七十二泾红树林旅游的可进入性、加大红树林生态文化旅游宣传推介力度等相关对策，以期促进七十二泾红树林生态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乡村文化生态建设分析

乡村旅游不仅促进乡村经济发展,还有利于营造良好的乡村人居工作环境,实现乡村地区产业布局的优化。乡村文化生态将乡村文化、自然环境相融合,为保持相处社会的稳定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目前来看,乡村文化生态系统固有特性影响,乡村旅游开发理念的错位、乡村旅游开发技术层次不齐等催生了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问题。本文对乡村文化生态建设失衡原因作了分析,提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乡村文化生态建设对策,为促进乡村旅游开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乡村旅游开发中农业景观特质性的保护研究

农业景观的特质性是农耕活动千百年演变积累下来的人地关系,表现为所在地域自然环境特征与人文地理特征叠加的土地形态,是具有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的景观系统.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若缺乏对农业景观特质性全面、深入的认识,盲目采用城市景观建设方法来指导农业景观的建设,将导致农业景观特质性核心价值的消失与乡土特色的丧失.农业景观资源的科学旅游开发利用已经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农业景观特质性保护和开发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然后依据农业景观特质性的“三生”功能,提出整体性、资源可持续发展、地域分异与协调共生原则以及农业景观特质性的系统保护模式,并以广东南海西樵旅游开发中西樵山七星村的传统特色农业景观“桑基鱼塘”有机再生为例,分析如何在旅游开发中实现农业景观特质性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Fijian 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a focus on the ecological and social interconnectednes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and adaptive nature of Pacific Island communities is a growing yet relatively unexplored area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aking an ethnographic research approach,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over 40 year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have led to complex and multi-scale changes within an Indigenous Fijian village. The study establishes that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a range of ecological shifts that have, over time, spurred far-reaching changes within the embedded sociocultural constructs of the communi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viti Resort, a water catchment dam, a causeway and a man-made island have created substantial changes in totemic associations, livelihood approaches,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s within Vatuolalai village. The emergence of internal adaptive cycles, and new behaviours, practices and values that redefine the cultural landscape will be discussed.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interconnectivity of nature, society and culture within Indigenous communal systems and asserts that ecological changes introduced in one part of a community stimulate complex, non-linear responses in other elements of the socio-ecological system of a Fijian village.     

沿海地区传统渔村产业转型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

产业转型是传统渔村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过程,也是实现渔村产业振兴的必由之路。受乡村统计数据不足的长期影响,传统研究通常采用居民收入构成等指标间接衡量乡村产业转型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基于乡村产业转型理论,采用企业属性数据构建传统渔村产业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以福建省沿海地区22个渔村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传统渔村产业转型过程、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989—2020年,福建省传统渔村产业转型可以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3个阶段,各阶段企业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无主导产业型渔村逐步消失,且渔村主导产业呈现逐级递进特征;按产业转型特征划分,约60%的渔村属于待转型,已转型渔村占比仅为31.8%,未转型渔村面临难转型的困境;传统渔村产业转型主要受资源（渔业资源）和市场（人口规模）因素共同影响和作用,政策因素的强化和环境因素的优化也有利于推动渔村产业进一步转型。本研究结论可为沿海地区传统渔村产业转型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离析现代化与旅游对民族社区的文化影响——西双版纳三个傣寨的比较研究

旅游发展会对民族社区的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却鲜有研究将民族旅游的独特影响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整体影响中剥离出来、辨清机制。文章用西双版纳三个旅游发展阶段不同的典型傣寨构成＂自然实验＂,对傣寨文化逐层逐项进行横向、纵向比较。研究表明：（1）三傣寨物质文化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绎,但精神文化内核都得以传承。（2）物质文化和部分制度文化的变迁主要源于整体社会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挤压。（3）在外部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推力把某些民族文化特质推离传统的当代,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的内生动力反而是把其拉回原形的拉力。（4）在不可抗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旅游社区能否持续发展,在内需要社区精英的带领,在旅游场域的多方博弈中自下而上对自身文化进行扬弃,在外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关怀和规划引导。     

Exploring Fijian's sense of place after exposure to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ism, Fiji's largest foreign exchange earner, is growing rapidly. Remote and less developed villages in Fiji's Yasawa archipelago are experiencing some of the greatest tourism growth and impacts on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This paper uses photo elicitation to address the meanings that residents attach to their “place” (i.e. villages). Photo elicitation provides residents with a “visual voice” and gives researchers insights into the social o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llage believed to be integral to sustainabili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esidents value the Fijian village and way of life,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associated with traditions, and also new technology and its impact on daily life. They also spoke of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s central to the continued maintenance of their traditions and lifestyle as well as tourism. These findings would not have been apparent had traditional methods been used to capture the meanings of sense of place. They lend support for the notion that sense of place is multidimensional, and make evident factors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by planners and market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products and services.     

成本视角的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研究——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

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测度方法与模型构建是建立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难点。本文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基于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显性和隐性供给成本的视角,综合考虑管理者、经营者、守护者（社区居民）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供给成本和利益诉求,以保障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周边社区生存发展权的公平性和行政管理的可行性为原则,划分核心区、毗邻区和辐射区三级旅游生态补偿空间范围,确立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方法与模型,测算得出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值为5.1亿元/年。研究以期为构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国家公园保护与利用的人地关系矛盾,实现国家公园生态共建、利益共享和经济共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理论指导。     

成本视角的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研究——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

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测度方法与模型构建是建立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难点。本文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基于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显性和隐性供给成本的视角,综合考虑管理者、经营者、守护者（社区居民）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供给成本和利益诉求,以保障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周边社区生存发展权的公平性和行政管理的可行性为原则,划分核心区、毗邻区和辐射区三级旅游生态补偿空间范围,确立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方法与模型,测算得出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值为5.1亿元/年。研究以期为构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国家公园保护与利用的人地关系矛盾,实现国家公园生态共建、利益共享和经济共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理论指导。     

山西省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旅游是传统村落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方式。本文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响应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ArcGIS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析不同空间尺度的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山西省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总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中部、东南部高于北部的空间特征。（2）县域尺度上,旅游响应度差异明显,中等响应度县域约占80%;地市尺度上,呈现了传统村落数量较多的晋城市、晋中市与传统村落数量最少的太原市旅游响应度较高的非均衡特征;区域尺度上,太行、长城、黄河3个旅游板块的旅游响应度表现为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而汾河流域旅游响应度则呈现出中游>下游>上游的空间分异规律。（3）不同尺度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的主导影响因子具有差异性,传统村落集中度、旅游发展水平和区域景区优势度对县域尺度的影响明显;旅游发展水平与接待规模对地市尺度的指示性较传统村落集中度显著;从区域响应度影响来看,除传统村落集中度外,传统村落历史价值和区域乡村旅游组合对3个板块响应度的支持力明显,区域旅游发展环境对流域旅游响应的作用显著。（4）综合不同尺度影响因子发现,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对传统村落资源禀赋、区域资源组合和旅游发展环境较为敏感,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影响较弱;传统村落集中度对旅游响应度的影响具有普遍意义。研究结果可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和乡村旅游重点区域旅游开发空间布局提供参考。     

传统与复建历史文化街区文旅融合特征与路径——基于符号学视角

历史文化街区既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地标,也是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由此成为新时期文旅融合的重要实践载体。本研究基于符号学视角,选取黄山市屯溪区毗邻的屯溪老街和黎阳in巷分别作为传统与复建历史文化街区代表,基于扎根理论构建历史文化街区文旅融合的符号学理论框架。实证分析表明：传统与复建两类历史文化街区均形成了主题定位、文旅功能、空间布局、物质载体、业态产品、旅游服务六方面的文化和旅游符号,前者以传统文化符号居多,后者以现代旅游符号居多;两类街区文化和旅游符号融合的独特性、凸显性、融合性和适应性等特征差异明显,前者偏向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后者偏向旅游介入的适应性。据此提出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趋向”和复建历史文化街区“文化趋向”的文旅融合路径,两类街区在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中应加强文化资源符号化、资源功能多元化、符号空间整合化、文化符号全景化,促进文化产品价值化、旅游服务品质化,以实现历史文化街区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