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制度视角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为例,检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法制化程度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但东道国民主化程度阻碍了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根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本文将总体样本分成四个子样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东道国法制化程度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普遍使用性,但东道国民主化程度阻碍了我国民营企业以及流入自然资源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浅议TRIMs协议与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的关系

在国际直接投资风险的诸多因素中,东道国投资环境,尤其是政策环境对于投资项目、区域的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东道国对外来投资的过度限制——投资壁垒是企业对外投资活动直接面临的障碍。同时由于WTO各成员国引导和管辖外资的权利开始受到以TRIMs协议为代表的多边纪律的约束,东道国对国际投资管制的放松、政策透明度的提高、投资环境的改善,对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海外直接投资必将提供更大的发展和更多的成长机会。     

双边贸易成本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

文章首先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双边贸易成本对母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决策的作用机制,继而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合并后的微观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2000~2007年间中国与全球100个东道国(地区)的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整体和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均表明,中国与东道国(地区)双边贸易成本的上升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几率。上述发现意味着"就近集中权衡"理论关于贸易成本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的预期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并不成立,其背后蕴含的政策涵义是,降低中国与东道国(地区)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应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题中应有之义。     

东道国外资规制政策互动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鉴于传统主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忽视了国家分析视角的重要价值,不少学者开始侧重从宏观实证角度来分析FDI对一国产业、贸易、市场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从微观上看,FDI不仅是一种跨国的资本投放方式,更是一种包含资本、技术、管理等国际经营活动要素在内的“打包型复合产品”,其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是多渠道和多重性质的。在存在溢出效应、信息不对称和政策俘获情况下,文章使用新政治经济学的政府规制分析框架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多个东道国之间配置其投资预算时,东道国外资规制政策国际协调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我国应对跨国零售企业直接投资影响的策略

随着我国于2004年全部取消了外资进入零售领域的限制,跨国零售企业在我国的直接投资进入了新的时期.跨国零售企业在开展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必然会对东道国的很多方面产生影响,充分认识这些影响将有助于我国政府和零售企业制定出合理的应对策略.     

汇率水平、汇率波动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微观层面中国企业数据,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水平并不能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说明汇率水平带来的"财富效应"与"成本效应"对中国企业是相互抵消的。同时,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波动反而能够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说明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着显著的风险偏好特点。另外,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会考虑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东道国资本管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上市企业跨国并购的微观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5年上市企业匹配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道国资本管制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原因是资本管制放松会降低资本使用成本,方便企业在当地融资,而且这种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上。另外,在拥有较高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政府治理水平的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更大。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融资约束紧的企业更适合选择到资本管制较轻的国家或地区投资。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于制度距离的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东道国恶劣的制度环境会降低外国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进而不利于东道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增长迅速,而后者往往制度环境较为恶劣,制度风险比较突出。本文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对中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建议。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决策。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基础上的补充数据，实证考察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提升，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的增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提高；相比来看，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对各类影响因素更加敏感，在OFDI模式选择中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     

信仰的力量:东道国宗教信仰会影响中国OFDI吗？

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及ARDA宗教数据，构造引力模型实证考察东道国宗教信仰多样性和东道国与中国宗教信仰相似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宗教信仰多样性对中国OFDI有促进效应，但东道国与中国宗教信仰相似性对OFDI没有显著正影响。使用1900年宗教信仰结构匹配的宗教变量及1500年东道国与中国的遗传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纠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存在。同时，用控制传导变量及剔除金融危机影响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测试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最后，在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中初步发现，宗教信仰会通过选择偏好效应、信任间性效应和制度介导效应作用于对外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flati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are able to shift investments between home and host countries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hanges in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formalizes a model that allows studying this investment‐smoothing behavior of MNEs facing inflation taxes in both the home and the host country. The MNE is allowed to invest in two economies, home and host, and to finance i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either through domestic or foreign sources. The investment smoothing by the MNE is studied for cases of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FDI. The results suggest FDI is used as a hedging tool, mitigating the effects of inflation taxes even if there are no formal hedging mechanisms. The investment‐smoothing reaction of MNEs depends on the reason for investment, the financing sources of FDI, and the substitutability between factors of production. Finally, this investment‐smoothing possibility (FDI) reduces the real negative effects of inflation.     

东道国社会信任能降低企业跨国经营的不确定性吗?——以海外子公司所有权结构设计为例

理解东道国制度环境并选择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对企业跨国经营获得成功具有重要影响。现有文献侧重于分析东道国规制制度和认知制度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对规范制度研究较少。基于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东道国社会信任数据以及中国上市公司2009—2018年在海外设立的6 921个子公司的数据,本文探讨规范制度的核心维度——东道国社会信任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海外子公司的管控。本文提出东道国外群体社会信任和内群体社会信任影响企业跨国经营所面临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水平。此外,文化距离和母公司跨国经验是东道国社会信任效应的重要边界条件。本文通过揭示东道国社会信任影响海外子公司管控的理论机理,不仅增进了人们对于规范制度及其对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的影响的认识,还对企业评估东道国规范制度环境、科学地设计海外子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投资是东道国内部冲突的抑制剂还是催化剂

随着国家内部冲突取代了国家间战争成为集体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对内部冲突中国际维度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以国际投资为代表的全球化与跨国企业的影响。从理论上看,国际投资可能会引发冲突,也可能会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OFDI)国,但研究中国OFDI对东道国内部冲突影响的实证文献几乎没有。作者基于2004—2016年中国对115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而全球第一大OFDI国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则不明显。在影响机制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的失业率,有助于增加民众参与武装冲突的机会成本,降低叛乱行为的合法性与成功率,进而减少东道国内部冲突的爆发。以上发现体现出中国投资对东道国内部稳定性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市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2003-2018年16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文章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了货币互换协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密集度的影响,并通过PSM-DID方法和证伪检验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对货币互换政策的金融市场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货币互换协议对我国OFDI规模与密集度均有显著积极影响;预期汇率风险是货币互换协议促进我国OFDI的重要影响机制,中介传导而非调节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而利率市场的影响机制尚未发挥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一研究对我国进一步推动国家间金融领域深化合作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跨国房地产公司的投资规律与核心竞争力研究——以新加坡CapitaLand为例

21世纪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从传统的本地市场逐步转型为跨国市场。本文以亚太区最大房企CapitaLand为例,深入分析其近七年的国际投资规律,包括在东道国选择、投资规模、投资产品类型和投资利润方面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跨国房地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高科技企业OFDI速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总体创新、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视角

文章采用2008-2017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依据海外子公司投资动机计算企业基于深度和广度的技术寻求型OFDI速度,并此基础上以投资速度对企业总体创新、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研究为中心,实证检验吸收能力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无论是基于深度还是广度的技术寻求型OFDI速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均呈现倒U型关系;（2）吸收能力对企业OFDI速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3）从投资地区异质性看,高吸收能力的企业无论在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可通过快速技术寻求型投资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但低吸收能力的企业更适合以较低的投资速度进行技术寻求;另外,在发达国家的OFDI尤其可以帮助企业提升颠覆式创新绩效。     

The impact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domestic innov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versal technology spillovers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on Chinese firms. Combining a uniquely merged database of Chinese firm-level OFDI and patent data and applying the Propensity-Score-Method-Difference-In-Differences (PSM-DID) methodology, we find a positive causal effect of OFDI on invention patent applications. Some estimations of heterogeneous effects show that OFDI promotes invention patent applications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but has mute impact on state-owned and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With respect to OFDI host countries, OFDI toward developed countries is more effective for promoting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a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ee potential 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OFDI are empirically tested: direct technology purchases, access to high-tech inputs,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personnel. Lastly,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raised for China’s “Going Out” strategy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driven by innovation.     

中国对东盟各国的投资合作研究

中国经济走出去,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遭遇的政治、经济以及金融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近5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开始快速发展,在分析了对东盟投资的主要特征基础上,研究指出投资活动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整体投资力度偏弱、投资布局不均、投资层次偏低,融资渠道不畅,管理人才资源匮乏以及东道国政局不稳带来的政策风险等。鉴于以上分析,本文从金融扶持、政府功能以及发展思路上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