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互联网则是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论证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创业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与农民创业呈显著正相关；采用替代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及工具变量法与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之后，互联网使用依然具有"创业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渠道效应、社会资本效应与风险偏好效应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民创业的重要渠道。"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两大要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全面推进互联网进村入户，提高农民互联网使用率，有助于发挥互联网服务农民创业的功能。另外，应继续优化农民创业环境，不断释放农民创业潜力，加速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中国农民创业的制约因素及支持政策研究——来自广东惠东县的调查

鼓励和推动农民创业,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当前的农民创业工作无论是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都面临很多问题,如农民心理素质较低、创业知识和技能缺乏、家庭因素的影响、身份限制、融资困难,以及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政策支持力度不强、治安环境不佳,等等。当地政府要提供相应的创业政策,建立农民创业资本筹集体系,营造农民创业氛围,加强农民创业者创业技能培训,改善农民创业的环境。     

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消费的影响

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是健康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并且其本身也产生众多经济影响。文章利用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的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不同的本地城市人身份认同对其家庭消费水平、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由于身份认同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具有内生性，因此我们在OLS基准回归之外，采用流动人口"本地话掌握水平"及"流出地土地面积"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也进行了替代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以及各种异质性检验。我们发现流动人口不同的身份认同程度对家庭消费水平、家庭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更认同本地城市人身份的流动群体消费更高、恩格尔系数更低。同时，身份认同的消费影响在不同群体间存在一定异质性：这种效应对于年长的流动人口以及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更显著，这些异质性发现也符合预期。文章也进行了影响的可能机制检验，发现认可本地人身份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在本地买房、长期工作生活和落户，减少在老家购房和生活的可能。研究结果对认识身份认同经济影响有一定学术价值；同时，文章的政策含义是，促进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可以促进城市消费活力和居民生活质量。     

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创业特征探析——以广西天等县农民创业者为样本分析

在创业型经济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驱动力的趋势下,以广西天等县农民创业者为研究样本,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创业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试图在较为全面地梳理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创业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对农民创业方式的探索增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实现路径,为切实提升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群体的主体发展能力和科学选择脱贫致富方式提供新的思维视域。     

不平衡时代的创新与创业研究

不平衡是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对于创新与创业而言，正是因为时代的不平衡而孕育了更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创新想法和创业机会，也正是因为时代的不平衡为中国情境下的创新创业研究理论开发带来了更多挑战。在此背景下，首先，客观环境的不平衡来自创业者的主动感知，解决不平衡问题需要提高创业者的创新、创业能力，而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创业认知加工和积极心理资本发挥作用。创业者通过环境扫描进行信息加工从而引发认知变革。创业团队知识和经验异质性带来了积极的心理资本。其次，合法性是创业企业在不平衡时代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心剂"。创业学习、关系网络都有助于企业获取合法性、解决新企业的合法性困境。创业企业战略选择和战略导向对于创业合法性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最后，创业与创新融合下的商业模式创新逐渐成为不平衡时代的研究热点。商业模式创新需要适宜的资源开发、机会开发或机会-资源一体化开发行为支持，且机会、资源的开发还离不开由"环境-组织-个体"所组成的多层次影响因素发挥的联动效应。     

经济精英、社会资本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农村经济精英就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精英,是因为他们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社会资本".农村经济精英的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圈子、财富、技能等途径获取,在经济精英成长过程中,通过提供资金、技术和信息、营销网络为其带来财富的积累,并通过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维护农民利益、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做农民的意见领袖而发展为政治精英,实现社会资本的增值.     

区域创业氛围与内生性经济增长

本文从创业氛围内在决定创业者群体层次的创业意愿、创业冲动和创业行为，又与地区外生创业环境互动的角度，研究区域创业氛围的形成机理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内生性激励作用，为促进西部大开发预期目标的实现提供政策依据。     

农民进城择业的社会资本影响效应——来自全国228村农民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关系到我国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本文根据全国228村的实地调查数据,利用Logit和Tobit模型重点考察社会资本及结构对农民进城择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根植于农民群体内的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在进城择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其中,村域交往、村域信任和村域互惠对农民进城择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村域交往、村域信任对进城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此外,男性、年龄、身体状况、风险承受能力、家庭人均年收入也对农民进城择业有不同影响。     

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构建

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构建是一个动态过程，会随着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变化。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使缩小城乡差距更具现实紧迫性，对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农民收入的总量增速、收入分配结构以及持续稳定性提出了新要求。健全农民增收长效机制，面临农村生产要素配置不畅、“统分结合”制度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农民增收潜能、农民收入市场化形成机制不健全、农村居民家庭非经营性支出增长过快、外部冲击加大等障碍和挑战。为此，应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财产性收入比重、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倍增为主攻方向，构建起成长性、安全性、均衡性“三位一体”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强化惠农政策协同效应、要素改革富民效应、先进技术赋能效应、社会保障兜底效应、城乡一体融合效应，畅通产业振兴促增收、壮大集体促增收、深化改革促增收、优化补贴促增收等路径，确保农民收入继续保持较高增速水平的同时有效化解结构性矛盾，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唤醒农村沉睡资本创新农村金融制度——江北区农村"两权一房"抵(质)押贷款探索和实践

目前,农村创业融资渠道缺乏和金融产品缺少一直是影响农民自主创业环境和制约农村长远发展的瓶颈问题.文章以江北区农村"两权一房"抵(质)押贷款为案例,侧重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从促进农民"资产"变"资本"方面分析思考,探索和实践创新农村金融制度的时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创业风险投资网络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创业风险投资是科技企业获取权益资本融资的一项重要金融制度安排，在粤港澳大湾区和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国家战略规划下，大力发展创业风险投资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进一步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与支持作用。文章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通过构建大湾区创业风险投资城市联系网络，从投资金额、项目分布、整体网络密度、核心-边缘结构等方面分析大湾区创业风险投资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大湾区创业风险投资发展顺应宏观环境的波动，城市群内部形成港深广三大集聚中心，存在显著的空间、阶段分布不均衡的特征；港深广形塑了大湾区创业风险投资的网络关系，网络规模、联系日益加强，并呈现出"东密西疏"的放射状格局；港深广的集聚效应显著，边缘城市之间的投资联系仍较弱；经济环境、创业企业、创投机构、制度因素对大湾区创业风险投资联系有显著影响，其中经济及制度作用强度占主导。     

产权缺损与创业资本的制度创新※

苏州创业资本发展的最大制度特征是产权缺损，使得创业资本组织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受管制产权人通过获取非货币收入来弥补创业资本权利外溢的损失，以此实现新的均衡，从而导致创业资本的配置效率损失。对策是进行创业资本组织制度的创新，疏通创业资本的退出路径，并通过积极引进国外创业资本培育创业投资环境。同时，还要通过设立引导基金、加强融资支持和培育市场主体等途径，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创业者社会身份认知与新创企业创新

创业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活动,创业者社会认知如何影响其创业战略决策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区分创业者达尔文主义、社群主义和传教士主义三种不同社会身份认知对新创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达尔文主义身份认同感促进创业者为积累个人财富而选择不确定性较低的商业模式创新;社群主义身份认同感使创业者为提供真正造福社区的产品和服务而积极开展技术创新;而传教士主义身份认同感促进创业者开展一切提升社会价值的创新活动,包括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且创新网络关系强度通过提供创新所需的资源与信息在上述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借助社会认同理论,将创业者社会身份认同感进一步引入新创企业创新决策的驱动因素研究中,深化和拓展了创业者创新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     

我国反贫困的经济法制度设计

一、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 （一）推动经济增长的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首先，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经营法律制度．探索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创新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将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的经营权和收益权赋予了农民，为家庭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推动力。这一制度安排的产生和维持，是在现有其它条件约束下“农民公共选择的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体现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交易费用的降低更有利于责任制的落实。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经营制度的安排和实施，农业生产力得以迅速提高，较快地遏止和减少了农村的贫困现象。但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该制度设计的土地增产效应已经锐减，土地的生产潜力在该制度框架下已经达到边际最大值，几乎没有进一步扩张的空间。然而，在目前国家相关制度束缚下，似乎还没有更好的制度选择，只能从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手，同时探索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创新，来寻找更为有效的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模式。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方面，需要将现有的政策性制度安排转化为法律性制度安排，依法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他们的预期，保证他们可以放心地增加投入以努力提高土地的产出率，至少要保持土地的现有产出水平。探索土地经营制度创新方面．可以考虑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赋予农民可以依法转让、设定担保的权利，改变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盘活存量土地的流转市场，     

欠发达地区应加大利用资本市场力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日益强化和突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已成为加快地方经济的重要战略和培植经济增长内生因素的前瞻性选择。资本市场资金融通、价格发现、制度创新功能以及财富效应为资本逐利游戏搭建了高效运转的平台．引导理性经济人将各自拥有的资源如土地、资金、技术、管理等源源不断地投向相对优势的企业、产业和地区。     

全球疫情冲击下的我国央行最优货币政策选择

在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下，外国需求降低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了冲击，文章通过构建包含贸易和非贸易两部门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和福利分析研究央行"双政策双工具"下的最优货币政策组合。结果表明："保增长"的利率政策和"稳汇率"的汇率政策，能够更好的缓释新冠疫情带来的外部冲击，在"保增长"的利率政策下家庭福利水平高于"防通胀"的利率政策，而在"稳汇率"的汇率政策下家庭福利水平高于"稳货币"的汇率政策，因此，通过确定"保增长"和"稳汇率"的货币政策短期目标更有利于缓释外部环境对于本国贸易部门的冲击。     

制约农民企业家成长的因素与对策研究

丰裕的企业家资源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大量崛起的农民企业家正在成为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农民企业家在区域经济中发挥着农村经济发展的源泉、农村城市化的催化剂、农村特色产业的缔造者、农民创业示范效应的作用。但是,目前仍然存在很多制约农民企业家成长的因素,造就高素质的农民企业家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农民工返乡创业助力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意义探析

近几年我国逐渐形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潮。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正逐渐成为新型农村生产力的代表,发挥着其"以创业带动就业"的作用,提高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并且不断推进农村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完善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帮助改善了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条件,对农村经济体制结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了农业发展方式。同时返乡创业者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引领者,传播了现代城市文明,促进了农村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对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推动农民创业促进新农村建设持续深入开展——纵深推进宁都县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将农村建设成为农民安居乡土、乐不思迁的幸福家园。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农村经济发展是基础，农民创业是关键，推动大批农民扎根本土创业和发展是促进新农村建设持续深入开展的一项意义深远的重要工作。     

数字经济发展、阶层向上流动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降低社会不平等，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文章从收入阶层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在共同富裕目标中的作用，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截至2018年，我国仍有68.67%的家庭处于低收入阶层，“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缓慢；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三，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理财参与和就业水平提升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显著，并且与城镇和低人力资本家庭相比，这种促进效应在农村家庭和高人力资本家庭中更强。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