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结构变迁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前向关联效应与后向关联效应

本文利用30个省份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共计120张投入产出表，结合双边服务贸易数据测算细分种类的服务贸易附加值，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服务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服务贸易可以显著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前向关联每提高10%，带动服务业TFP上升0.277%；后向关联每提高10%，带动服务业TFP上升0.882%。(2)随着产业结构变迁，服务贸易的后向关联效应依旧可以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前向关联效应则无法为服务业TFP的增长提供支撑。(3)细分行业后发现，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结构变迁诱发前后向关联效应对TFP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因此，降低服务业准入门槛，发挥服务贸易前后向关联效应，对实现长期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服务贸易对服务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OECD国家面板协整检验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OECD八个国家1980—2004年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服务贸易进口总额、服务业增加值和GDP总值的数据,根据面板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检验结果,运用FMOLS和DOLS协整估计方法研究服务贸易发展与服务业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进口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从长期来看,服务贸易进口对于服务业发展具有更显著的促进影响,而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更显著的推动作用。     

服务贸易网络、信息传递与OFDI

文章立足于服务经济的非实体化特征,利用2007～2020年的OECD双边服务贸易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服务贸易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贸易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决策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与网络效应;贸易网络中心度较高的服务企业可以有效地运用信息优势整合服务要素资源提高服务质量,并通过降低信息壁垒克服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外来者劣势”,因此,服务质量提升及信息壁垒降低是服务贸易网络作用于OFDI的有效途径;区分贸易方向和投资模式发现,由于服务外包主要通过进口实现,而不同投资模式的服务企业对当地市场信息的依赖度存在显著差别,因此,进口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的影响显著大于出口网络,且服务贸易网络对绿地投资的影响显著大于跨国并购。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管理效率及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均有利于增强服务贸易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的边际作用效果。     

中国OFDI能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吗？——基于前后向关联视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深刻影响着中国与东道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关联关系。文章基于增加值的双边贸易流分解数据，构建了投资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指数，全面考察了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特征和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具有非均衡特征；（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且相对于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中国OFDI更能提升东道国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该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3）分国家和区域来看，相对于高收入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更能提升中低收入国家和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分行业来看，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造业同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正向促进效应高于服务业，且更能促进东道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4）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价值链生产分工效率来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研究对中国深入推进“双循环”发展战略，打造以中国为主要参与主体的国际价值链体系具有一定...     

中国服务业开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通过使用中介效应检验法,系统考察了中国服务业开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发现中国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促进区域创新。中国服务业开放的研发资本投入效应、服务业开放的研发劳动投入效应、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推动效应在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区域创新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而服务业开放对人均GDP的拉动效应在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区域创新的影响中不存在中介效应。东部地区通过服务贸易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能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通过服务贸易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不能显著促进区域创新。     

多措并举 建服务贸易强国

当前,世界经济与贸易出现了向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倾斜的发展趋势,全球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近70%,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比重近20%。且相关数据表明,服务贸易出口、进口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出口的正效应大于进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仅能够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劣势地位,对于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我国总体创新能力也大有益处。     

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来源:服务进口还是出口?

理论分析表明服务进口和出口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服务进口通过行业内资源再配置效应、内生技术选择效应和竞争效应能够促进服务业生产率提升,而服务出口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综合作用方向不明确。进而采用中国服务业细分部门2004~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在全面控制影响服务业生产率(TFP)的国内和国际因素后,实证考察了服务进口和出口对中国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在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长过程中,是服务进口(而不是服务出口)发挥了显著地促进作用,从而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在控制变量中,只有行业平均实际工资和资本密集度一直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鉴于服务进口和出口影响服务业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差异和实际表现差异,当前我国更应注重服务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但长期来看应始终坚持服务进口和出口的"同时并进"发展战略。     

以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促进贸易发展

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内生是贸易发展的主线。服务业目前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主力军,也是贸易增加值的重要来源。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是国际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服务业尤其是各类专业服务业同时也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支撑。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不足、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开放相互带动能力不强、外资来源地单一,是制约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坚持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发展理念,以其互动共生、协同发展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依托制造业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生态内生力;鼓励制造业“走出去”带动服务业出口,持续增强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服务附加值;打造国际化高端复合人才培养和数字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为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提供良好的要素保障;扩大制度型开放,消减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发展障碍。     

制度差异、累积优势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在98个国家的OFDI数据,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和组织学习理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涵盖政治、经济的综合性制度测度指标,考察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区域分布的影响,检验了OFDI累积优势效应及其对制度差异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和经济制度差异对发展中国家吸收中国OFDI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经济制度差异对发达国家则不显著;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均存在显著的OFDI累积优势效应,并对制度差异的影响都有显著反向调节效应,但发展中国家的上述效应均弱于发达国家。此外,本文还发现双边贸易、东道国贸易开放度、距离成本等也是影响中国OFDI区域分布的重要因素。     

中国OFDI汇率风险研究:基于预期风险与实际波动风险的视角

以2003~2015年174个中国OFDI国家为样本,文章从OFDI投资规模与投资密集度两个维度全面考察了汇率风险的综合影响。利用年度汇率水平变化、年度汇率离散系数衡量的历史波动率和双边日间汇率构建的实际波动率,构建了汇率预期变化风险、预期波动风险和实际波动风险三个指标,以全面反映企业海外投资实际面临的汇率风险。研究发现,企业最关注东道国的实际波动风险,其显著抑制OFDI投资规模和投资密集度;而汇率预期风险对企业OFDI的作用效果并不统一。根据东道国特征和企业类型分组检验发现,汇率实际波动风险均显著抑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OFDI和投资于国家风险度较高的OFDI;汇率升值总体上并未促使企业进行OFDI,相对财富效应不明显,但对以出口为目的企业OFDI影响显著,存在"出口引致效应"。此外,货币互换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汇率目标区的作用,弱化了企业对这些国家投资时的汇率风险顾虑。     

金融服务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服务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利用2004-2013年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推演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金融服务开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略大于金融服务走出去所产生的作用；从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衡量指标、不同企业所有制等方面对此进行检验均证实了金融服务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正向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和扩展分析显示，创新效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走出去"的推动、垂直专业化效应和本地吸收效应影响着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开放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路径研究

随着内地与港澳更紧密贸易关系安排（CEPA）政策的出台,粤港澳经济合作特别是服务业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针对这一现实,本文从服务贸易自由化等概念出发,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的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模型,根据香港与内地生产者服务贸易特点的相关变量,对CEPA政策实施的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现状、问题及现实路径。研究表明,大力引进港澳服务业,特别是香港的金融服务业,切实促进前海、横琴等试验区发展,全面落实相关政策的衔接以及相应纳税政策是促进三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路径。     

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文章以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探究产业集聚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结论表明:第一,产业集聚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且这种促进作用对市场寻求型OFDI更大,集聚区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开拓市场,并没有造成"产业空心化"的问题。第二,集聚区内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越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高,表明地区-行业内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第三,产业集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要小于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作用,并且对民企和中等规模企业"走出去"的促进作用更大,集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存在于东部地区。第四,生产率提升是现阶段产业集聚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作用渠道,中国产业集聚可能存在国内产业转移、国外寻求市场的发展道路。     

政府监管政策变革对出口消费品质量影响

驱动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以2011-2017年广东12个行业出口消费品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简单线性回归和双重差分法评估政府监管政策变革对出口消费品质量（出口消费品合格水平、市场感知质量）等两个维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监管政策变革显著提升出口消费品质量水平,对实验组样本产品合格水平的正向影响作用普遍好于对照组;同时,政府监管政策变革对出口消费品市场感知质量的影响与行业关联,能显著提高部分行业的市场感知质量,如：家电、照明设备、仿真饰品、信息技术设备、纺织品服装、家具等行业。鉴于此,政府质量监管应结合行业发展特点,创新监管模式,进一步推进"管检分离",大力发展第三方检验检测结果采信等,以形成健康可持续的出口消费品质量发展生态环境。     

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对外贸出口的影响——基于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经验数据

文章选择了出口贸易额较大(约占全国80%)的六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六省市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对出口贸易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对出口额的增长有促进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金融业的产业集群对各省市出口贸易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建议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集群促进出口的增长。     

要素禀赋、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产品多元化的目标国差异——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文章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HS-6出口产品数据,采用洛伦兹曲线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要素禀赋和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迅速增加对出口产品多元化的交互性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目标国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地理距离越近、贸易一体化程度越高,中国出口到目标国的产品多元化水平越高;有形资本对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远远超过了人力资本和土地等其他要素禀赋;而OFDI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出口产品多元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应充分权衡出口多元化与OFDI的关系。     

东道国交通运输能力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基于生产率调节效应的视角

文章将东道国交通运输能力和生产率引入理论模型,并基于宏观和微观层面数据,研究东道国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完成率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交通运输能力国家的企业为中国企业并购所青睐,尤其是水路运输;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的企业对中国资本吸引力并不显著,但东道国交通运输能力与劳动生产率的双向互动却明显促进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而且不同行业劳动生产率的调节效应不尽相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引起的间接调节效应最大,其次是工业,最后是农业。这对于有效促进中国企业成功"出海"并实现全球资本区域结构优化具有现实价值。     

The impac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on producer services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

Do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promote the productivity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what are the channels of the effect? To shed light on these questions, we collect a dataset of 1.46 million producer service firms on the basis of the Second Economic Census of China. We then use the dataset to prove the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SEZs. Guided by a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 we estimate these advantages using the IV model and un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parameter correspondence method. Results imply that agglomeration effect is the source of the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of the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SEZs. This effec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ocal manufacturing scale. A high industrial relevancy between the producer services and the lead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SEZs results in a strong agglomeration effect. The preferential policy in the SEZs reduces the entry barrier for firms and attracts a high proportion of inefficient firms entering with the selection effect. This result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productivity of producer services. The conclusions are robust i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研究——理论与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通过对Hausmann等(2007)理论模型的简单拓展,加入对外直接投资变量后,发现基于比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出口技术水平均呈正相关关系。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同时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有直接促进作用的同时,这种促进作用还受到以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衡量的"吸收能力"的正向促进,受到以资本劳动比、制度因素、地区经济规模、进口技术水平和现有技术水平衡量的地区禀赋状况的制约。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必须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同时注意地区在要素禀赋、制度建设、经济发展、技术积累方面的整体协调。     

比较优势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行业比较优势真的很重要吗

在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2-2011年的企业微观数据,通过倾向评分匹配和倍差法,研究企业转向比较优势行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转向比较优势行业能够显著的提高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结果仍然是稳健的;从企业异质性的估计结果来看,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以及出口产品多样性的企业转向比较优势行业更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企业转向比较优势行业时,全要素生产率随着出口阅历的增加而提高,但是出口强度的影响不显著;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明显,但是人力资本是企业创新要素实现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