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分析

委托代理关系是指委托人授权代理人在允许范围内根据委托人利益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就我国国有企业而言，其委托代理关系可以用全体公民(初始委托人)→国家(既是初始代理人又是委托人)→国有企业(最终代理人)来表示。     

论重构国企改制公司的委托代理运作系统

目前国企改制公司的委托代理运作系统沿袭了传统国企的旧制,传统国企的弊端仍在继续繁衍。重构和优化国企改制公司委托代理运作系统的初步设想是：深度调整公司股权结构,变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为相对控股;改革国有资本委托代理的传统模式,推进国有资本委托代理系统与社会资本委托代理系统的并轨运行,解决国有资本委托人和代理人问题,构建国企改制公司的委托代理运作系统的最优模型。     

股东、政府及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分析

传统意义上的委托代理理论是指单重委托代理理论,主要用来分析以私有产权和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制企业在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背景下产生的公司治理问题。但在我国,国有企业从初始委托人（全体人民）到最终代理人（管理层）存在着多层的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内所有者缺位,所有权的监督比较薄弱,因此单重委托代理理论不适合用来分析我国的国有企业。运用双重委托代理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中的股东（全体人民）、政府及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分析而得到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比单重委托代理理论更具解释力的结论。对委托代理模型的主要变量进行了讨论,并给出全民和政府分别作为委托人时的最优激励合同、政府侵占全民的租金及双重委托代理的总代理成本。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评价体系重构

一、上市公司财务评价的理论依据 1．上市公司财务评价体系是保证委托代理关系有效性的重要途径。最早提出委托代理概念的Ross强调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代理行为，后来的Jensen等人则强调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他们认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通过契约严格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责任，但这种契约是一种不完备的契约，这就隐含着代理风险：代理人可能会偏离委托人的目标要求，从而产生代理人问题。     

多委托人激励理论:一个综述

当双边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从一个增加到数个时,委托人之间便产生了合作与竞争的问题,此环境下的激励机制设计与传统委托-代理关系相比就要复杂得多。自Bernheim和Whinston(1985,1986)提出多委托人(亦称共同代理)框架以来,Martimort(1996～2004)的一系列论文进一步发展了多委托人激励理论。本文系统梳理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路径:一是共同代理博弈均衡的特征;二是多委托人环境下的激励机制设计原理;三是委托人的竞争与合作对激励提供的影响;四是代理人面临多任务情况时的激励问题。最后论文总结了多委托人激励理论的多方面应用并探讨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代理人为什么接受委托人的损害:“公有关系合约”的注解

“委托人问题”是指面对多任务委托的巨大考核费用,委托人的无所作为损害了代理人利益。在“公有关系合约”中,委托人有信息使得代理人私人信息对于多任务委托合约不具有绝对优势;由于委托人团体成员的搭便车与利益差别,代理人替代了委托人主动地进行多任务委托考核,据此获得一定的谈判控制权作为受害的补偿。委托代理双方损害具有相互性。     

浅议税务代理

税务代理是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委托为根据而发生的民事法律行为。委托人、代理人通过协议书的形成确定双方的代理关系,代理人则以委托人的名义和协议商定的税务代理内容,在税法规定的代理权限内,通过合法的途径,高效、优质的服务,为委托人进行税务事务代理,并承担协议书规定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同时,在这一行为过程中涉及到委托人、税务代理人与税务机关三者     

论建立所有者与经理人的双向激励约束机制

基于对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定义,传统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所有者为委托人,经理人为代理人。实际上所有者与经理人都具有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双重身份,他们之间存在双向委托代理关系,需要双向激励与约束。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和我国的实践经验,实行经理人合同期望回填将是目前我国企业所有者与经理人双向激励约束的理想与现实选择。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审计环境分析

现代独立审计是为减少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代理成本的一种重要外部治理机制。而其本身又存在着所有者与审计委托权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财务会计报告从生成到流向社会公众手中这一过程包括两个重要环节：第一个是财务会计报告的生成环节。此时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取决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第二个是审计环节．在这一环节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间接的取决于审计意见的真实性。后者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有者与审计委托人之间的代理问题的解决。     

谈构建农村合作金融新型的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关系无论是从本质上看,还是从戊式上看,都是一种契约关系,可以说代理经济学是契约经济学的一种,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杰森和迈克林的定义,委托－代理关系是指这样的一种显明或隐含的契约,根据它,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基提供服务,与此同时,授权就是委托人,被授权则是代理人,委托人有权决定支付代理人报酬的规则或方案。①如果我们假定委托,代理双方都是效用最大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两的效用函数并不相同,总之代理是要花费成本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是产生代理成本的基本原因。     

注资与国有银行改革的深层次思考--基于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分析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注资与国有银行改革的几个相关问题。其主要观点大致有：(1)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在资产部分，在微观基础未能得到有效改善的前提下，对银行的资本金结构进行单方面的改革注定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2)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是国家声誉与居民储备之间的一种奇特资本联盟，国家声誉的“入股”使得居民的核心存款变为附属资本，因此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是充足的，注资没有必要；(3)国家声誉的不可分性使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必须保证国家对银行的绝对控股，国有银行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不能一味否定。本文的政策结论是，国有银行改革应和微观经济基础的改革结合在一起，从中国长期的制度变迁角度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并在股份制改革上市过程中保持国家的绝对控股地位．片面追求短期效应的单方面注资是不可取的。     

赋予国有资本经营者内生资本化人格

国有资本有内生和外生两种人格，内生资本人格即所有人格，外生资本人格即经营的人格，内生资本人格是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和利润最大化的真正动力，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中应变经营的外生资本人格为内生资本人格。     

试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是国有银行商业化的关键 ,也是实现中国银行业与国际接轨的必要准备。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基础是实行股份制改造 ,即实行产权主体多元化 ,选择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安排 ,并在此基础上 ,设计代理权竞争、股权激励、融资结构等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以保证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顺利实施。     

提高国有增量资本运营效率研究

国有增量资本是国有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营效率影响及制约着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纵观当前我国国有增量资本运营状况,普遍存在着增量资本投资管理欠规范,增量资本投入与存量资产管理相互脱节等问题。鉴于此,必须采取规范国有增量资本投资的管理,强化国有增量资本运营各环节的财务监管等措施,以提高国有增量资本运营效率。     

民族资本是经济全球化的生命线

推行经济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为全体人民谋求福祉，提升国家实力。当原有机制、体制成为发展障碍时，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当缺少发展必需的资金时，在保证经济安全和独立的前提下，既要厉行节约，自我积累，又要吸引外来资金。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使得各国的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体，但一国的经济首先具有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其关键就在于国家是否拥有自己的民族资本。我国国企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机制和体制的问题，效率日下，国企改革成为必然，但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避免重现东欧各国改革中的失误，特别是跨国公司对其民族资本的掠夺，东欧的教训很值得反思和借鉴。     

中国国有经济改革的最新进展和矛盾分析

中国国有经济垄断性行业改革有所启动,民营资本开始进入,但“破垄”难度很大,要加大改革力度,突破垄断性行业的传统格局;竞争性行业国有资产重组正在推进,但推进艰难,应继续推进,寻求国有资本的合理布局。国有企业自身的制度改革,要点有三：一是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二是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三是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中央和省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已经建立,介于国资委和国有实体企业之间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模式正在探索,国有资本“出资人角色”有待理顺;我们不仅要建立健全工商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而且要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及自然资源资产的监管体制。     

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研究——基于民生财政视角

只有向民生财政倾斜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才能体现国有资本收益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然而,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实质上仍用于＂国企内再循环＂,并无民生倾向支出。对此,本文认为福建省国资预算支出应当在省属出资企业与省民生建设共赢的原则下向民生倾斜,从法律层面对国资预算的民生支出加以保障,从实际执行层面对具体民生支出加以确定;并且,加快健全和完善福建省国资经营预算制度,以实现制度耦合等方式,保障全省人民都能享受国资收益的成果。     

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改革路径与措施——对上海市国有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调研思考

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必须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对上海市国有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调研表明,当前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管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从监管主体看,国资委定位不明确,监管组织体系层级多且权责关系不清晰;从监管对象看,国有企业微观运行中市场化与行政化的矛盾依然存在;从监管环境看,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依然存在,配套改革匹配度不足。因此,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上到下进行顶层设计、从下到上完善基础环境。上海市应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明确国资委的定位和权责关系;优化底层制度安排,化解国有企业微观运行中市场化与行政化的矛盾;协同推进相关配套改革,完善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制度环境。     

国有企业分红比例的评估与再思考——基于资本成本的国企理财目标

以资本成本的国有企业理财目标为研究视角,从兼顾股权资本成本及企业可持续增长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可持续分红比例模型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分红比例进行估算,并通过聚类分析评估现行分类执行的比例标准。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现实分红比例低于可持续分红比例,现有的分类标准并没有将资本成本及企业可持续增长纳入考量指标。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国有企业分红制度的政策建议。     

完善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调整资本结构

银行资本结构特殊性就在于其资产和负债本身，在存在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中，其资本结构的特殊性必然影响其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从而使银行的治理结构也表现出某些特殊性或者说某些结果与效应。政策含义是：通过调整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即股权结构与债权结构，可以达到完善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提升其治理效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