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对此,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覆盖广度和发展(使用)深度,且进一步考察户主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中一级维度指标发展深度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稳定;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其仅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     

住房价格与居民风险偏好

基于全国范围的调查数据和省级层面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住房价格对居民风险偏好的影响,发现房价水平和房价上涨都显著提高居民的风险偏好。具体而言,在房价水平高、房价增幅大的地区,居民的主观风险偏好态度和客观风险偏好行为显著提高;当居民没有住房贷款、对房屋具有完全产权时,房价对居民的风险偏好影响更强;居民健康状况和拥有房屋数量对房价与居民风险偏好关系的调节效应相对较弱;区域性住房价格与居民股市参与度的关系,也进一步表明住房价格能显著提高居民的风险偏好。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现状与成因研究

利用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数据,本文细致考察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的现状与成因。描述性统计表明,家庭资产随着户主年龄、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提高而上升,家庭负债则恰恰相反,家庭资产—负债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实证研究发现,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以及家庭收入和人口规模不仅是家庭是否拥有资产/负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也是家庭资产负债额的重要影响因素;进一步研究表明,家庭净资产也主要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因家庭净资产量不同而不同。本文进而研究了家庭资产—负债状况的稳定性,发现户主年龄较小、教育水平较低和健康状况较差以及人口规模较大的家庭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场不利冲击的影响。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我国中老年家庭风险偏好对商业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本文运用Probit模型、Logit模型以及Tobit模型研究了我国中老年家庭风险偏好对商业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发现风险偏好与商业保险购买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三种模型的系数分别为:0.0955、0.1509、0.0353(保费占比)、0.7649(保费支出).结论:在我国中老年家庭里,风险偏好得分更高的家庭商业保险持有度更高.但这不符合传统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反向因果关系、投资型而非保障型保险销售比例高、风险偏好型家庭组的人均收入更高.同时中老年家庭大量购买风险较高的投资型保险,会加大中老年家庭的财务风险,需要密切关注.     

户主受教育水平与家庭旅游消费——来自CFPS2018的证据

<正>“双循环”战略背景下,旅游消费的增长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CFPS2018和年鉴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实证研究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家庭人均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户主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旅游消费;(2)地区间的旅游消费水平差异占家庭旅游消费水平差异的6.9%;(3)交互效应对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旅游消费的正向关系有显著影响。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型加快向消费拉动型调整,     

健康风险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

利用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数据,本文首次实证研究健康状况主观感受蕴含的健康风险信息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同时探讨医疗保险的健康风险缓解和消费促进效应。发现的主要结论如下:户主自身的健康状况感受通常对家庭甚至低收入家庭的消费都没有显著负影响,但老年户主的健康状况感受却是家庭重要的健康风险来源;健康风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主要源于除户主外的健康感受差的成员和老年成员,健康风险大的家庭人均总消费、食品和非食品消费均更低,家庭会通过调整非食品消费来稳定食品消费以应对消费的健康风险效应;医疗保险有助于缓解家庭的健康风险,促进家庭消费,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     

预期社会化、资产选择行为与家庭财产性收入

文章从心理、经济和社会的综合视角,通过提出预期社会化的形成与传导机理,构建"心理(预期社会化)→行为(资产选择行为)→结果(财产性收入)"的分析框架,运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等估计技术,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了预期社会化影响资产选择行为与财产性收入的研究假设.研究发现:预期社会化促进了家庭的金融投资行为,加快了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但是预期社会化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积极效应并非同质,家庭预期社会化水平和能力的差异加剧了家庭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为解释家庭财产性收入积累与差距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而且为预期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农户种植番茄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新疆昌吉市284个农户调查资料,采用统计分析和Logit二元选择模型对农户种植番茄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户主性别、文化程度、劳动力人数、种植面积、种植作物种类、产量因素、价格因素和运输因素对农户种植番茄选择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家庭总人口数、家庭纯收入、是否有非农收入、成本因素、户主风险态度等因素对农户种植番茄选择行为有负向显著影响。     

收入增长、劳动力外出与农村居民财产分布——基于四省农村的住户调查分析

本文在四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讨论了农村居民收入和外出行为对于家庭财产积累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财产分布不均等程度要高于收入的不均等性,金融资产的不均等性尤其要高一些;财产不均等与收入不均等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性,收入不均等将转化为财产不均等。本文的结果也发现,家庭的外出决策对于财产积累,特别是金融资产的积累具有重要影响。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

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发现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家庭住房公积金的参与程度越深，对其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能显著增加有房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但对无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决策并无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住房公积金会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水平，进而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应逐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实行差异化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对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拓宽无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渠道。     

农户种植番茄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新疆昌吉市284个农户调查资料,采用统计分析和Logit二元选择模型对农户种植番茄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户主性别、文化程度、劳动力人数、种植面积、种植作物种类、产量因素、价格因素和运输因素对农户种植番茄选择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家庭总人口数、家庭纯收入、是否有非农收入、成本因素、户主风险态度等因素对农户种植番茄选择行为有负向显著影响.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异质性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运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数据,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情况,实证中系统考虑了家庭异质性影响因素。主要的发现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在家庭资产净值达到约170万后开始下降,样本家庭的平均资产净值远离下降点;信贷约束的存在降低了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家庭房产和风险金融资产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健康状况、家庭医疗支出对医疗保险计划的影响至关重要;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在户主年龄达到约58岁后开始下降,样本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接近下降点。这些实证结论为政府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含义。     

居民健康与金融投资偏好

本文使用2012年度中国居民与机构公共卫生行为跟踪调查(CBPHS)数据,研究了健康对居民投资风险偏好的影响;论文特别关注健康指标的选取对于结果的可能影响,分别用主观、客观和主客观综合健康状况来度量。本文发现,首先,健康状况更好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风险性金融资产,并且客观健康状况相比于主观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加显著;其次,较年轻的个体其投资风险偏好受到其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大;再次,在不同收入人群中,健康状况对居民金融投资偏好的影响有所不同:低收入人群的投资风险偏好并不会显著地受到健康状况的影响,而居民的健康状况会显著地影响高收入人群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偏好。     

西部农村人口金融特征的实证研究

论文从西部农村家庭户主的性别、年龄、婚姻、教育、职业以及家庭财产等六个方面实证研究了农村人口与农村金融的关系，发现女性户主的家庭金融需求略大于男性户主的家庭金融需求；金融需求主要集中在中青年户主的家庭，壮年户主的家庭金融供给能力要强一些；除丧偶以外的其他组别的金融婚姻特征不明显；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户金融需求小于金融供给；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农户金融需求大于金融供给；各组别农户职业身份的金融需求都大于金融供给；民间金融需求对农村家庭财产不敏感，但房产价值高的农村家庭其民间金融供给活跃一些。     

产权性质、公司特有风险与企业投资行为

本文利用我国2007²011年上市公司数据,在区分了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公司特有风险水平、管理者风险特质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国有控股公司而言,公司特有风险会显著制约企业投资,而这一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却并不显著;企业管理者风险偏好特质对公司特有风险与企业投资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这一结论仅在国有控股公司中显著。整体而言,国有控股公司与非国有控股公司在制定投资决策时,对公司特有风险以及管理者风险偏好的考虑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论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产权性质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资问题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7-2013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风险偏好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和风险偏好对公司研发投资均具有正向影响;并且管理层股权激励对风险偏好与研发投资之间正向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管理层风险偏好对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之间正向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也显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历水平对旅游消费的影响

摘要:旅游产业的发展对稳增长、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消费升级的推进,对于涉及消费者主观认知的消费行为,消费者的学历水平将成为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本文基于2016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OLS与2SLS方法重点分析了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户主学历水平提高显著增加了家庭旅游消费,家庭现金及存款、净资产、收入增加将显著提高家庭旅游消费,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增加将显著降低家庭旅游消费;相比于低收入组家庭,高收入组家庭户主学历水平、家庭年纯收入提高都将更大程度的促进旅游消费支出;相比于户主年龄为30岁以下的家庭,户主年龄为30～39岁以及60岁以上的家庭旅游消费更高。最后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博弈论在女性劳动供给分析中的应用

共同偏好模型由于无法解决家庭成员个人偏好与共同偏好之间的冲突问题,进而无法解释清楚离婚、家庭内部收入结构、法律关于婚姻财产的规定等因素对女性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合作博弈模型和非合作博弈模型,定义了家庭成员独立的个人偏好函数,并通过博弈的方法分析了包括劳动供给在内的家庭内部决策过程,打开了家庭内部决策的黑箱,为解释女性劳动供给行为提供另一可行的分析框架。     

借贷约束、金融素养与中国家庭股票市场“有限参与”之谜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选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了借贷约束与金融素养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并验证了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会缓解借贷约束对家庭股市参与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1)借贷约束是影响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重要因素。与无借贷约束家庭相比,借贷约束降低了家庭股市参与的意愿,尤其是通过借贷方式参与股市的意愿,同时也降低了股市的投资金额和投资时长;(2)金融素养是影响家庭股市参与的重要因素。户主金融素养水平的改善显著提高了家庭股市参与的意愿、投资规模和投资时长,并增加了家庭股票市场获利的可能性;(3)随着户主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家庭借贷约束对家庭股市参与意愿和参与规模的抑制作用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与消费金融市场改革,提高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引导家庭合理配置股票资产,从而促进家庭财富的不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