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分析框架下地方政府政策的制定——以十六大以来的东莞市农民工政策为例

十六大以来,东莞市政府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服务型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就业、子女入学、入户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体现了镶嵌于经济、社会双转型过程中制度建设的加强,反映了政府政策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型,凸显了政治层面上政府行为目标从GDP至上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变换。运用约翰W金登政策议程的多源流理论对这些政策进行分析,可以揭示东莞农民工政策议程中的问题流、政治流、政策流,从而透视地方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运行逻辑。     

规划：中国政策过程的核心机制

目前中西方对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大都忽略了规划这个核心机制。与西方国家以立法为目标的政策过程不同,中国政府自2003年以来一直努力完善规划机制,希望以此建立起一个可预见的政策过程。通过对中长期规划及其子规划过程的研究,我们发现,规划在中国远远超出一个政策文本或一个封闭的政策过程,而是中央和地方多层次、多主体之间通过各种互动模式,不断协商、起草、试验、评估、调整政策的循环过程。通过规划机制,各个层级不同领域的政策主体相互链接成为一个庞大的网络,输出不计其数的政策文本,引导或干预经济主体的活动,塑造或制约各级政府的行为。规划依附行政层级体系运行,但决定其效率的却是党的干部考核制度。这个特点使中国与其他东亚发展型国家有了本质区别,也超越了现有西方主流解释框架,因此我们呼吁摆脱制度学派的束缚,进行理论创新。     

WTO框架下贸易政策的选择

文章通过政治行为的经济分析研究贸易政策制定的过程 ,以及WTO在其政策制定过程中对当今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运行机制的影响 ,定位中国在WTO体制下 ,如何在政策上制定出既符合WTO原则又反映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     

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更新政策沿革与城市功能变迁研究

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功能转型疏解的重要手段,其政策的制定应吻合城市功能的发展路径.鉴于此,本文以经济快速发展地区——上海市为例,研究上海市城市更新政策与城市功能转型升级关系及其内涵,结果发现:城市更新政策与城市功能转型升级是互为促进的作用,不同阶段内的城市功能不同,其城市更新政策也不同.而城市更新是机制、空间、产业、社会...     

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制度模式探析

生态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制度层面分析了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基本状况、模式特点与成因,并对中国未来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取向进行探讨。中国在生态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中央政府主导型的制度模式,这主要表现在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安排特点、治理权力分配与规制政策工具等四个层面。这种制度模式的形成与中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市场发育程度、公民社会发展程度及政府激励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应更加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社会公众及市场机制在推动生态现代化中的作用,形成国家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市场与行政共同协调治理生态环境的动力机制。     

我国低碳经济政策研究

我国正面临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制定合理的低碳经济政策,有利于我国顺利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政府根据不同经济主体各自的情况,通过低碳经济政策使其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政策在转型过程中发挥导向作用,是成功达到目标的重要保障.     

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研究

中国特色金融资源配置在维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一方面提高了中央层面政府与企业的关联度,导致中央缩减对地方的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另一方面打破了地方层面政企之间的紧密联系,促使政府向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重要关联,中央—地方间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政府—市场间金融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为优化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应当增强政府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维持政策确定性和稳定性;完善并优化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管理职能,探索建立中央与地方双层金融治理体系;着力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有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巴泽尔理论视角下知识产权政策对产业集群作用机理研究——以武汉东湖高新区为例

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间的经济组织形态,近年来产业集群对中国区域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作用愈加明显,知识产权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借鉴巴泽尔的国家理论和产权思想,以武汉东湖高新区为例,对知识产权政策进行制度经济学分析。研究发现,产业集群公共领域的存在和产权约束的需要是知识产权政策发挥作用的理论基础;政府对产业集群内知识资源的产权进行界定可以优化资源配置,避免公共领域内的资源浪费;政府通过"契约"和"非契约"两种机制实施知识产权混合治理,减少知识产权运用的非法及不道德行为并降低交易费用;产业集群内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中介组织与政府共同构成了一个知识产权系统,系统的交易成本与产业集群的规模正相关;知识产权系统存在一个均衡点,通过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政策,理论上政府能够将系统均衡点向着有利于知识产权和产业集群发展的方向移动。     

政策缝隙、风险源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公共政策在中国发展进程中成为经济增长、体制改革和国家转型的依赖工具、手段和路径。政策的后果也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来源。在推进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识别风险源。文章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政策缝隙"概念,用来理解社会不稳定的来源。政策缝隙体现在对实质性利益调整或再分配的过程中,政策文本出现了时间、空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一致现象,而政策不一致即成为风险源。在评估出风险源基础上,实现源头治理的关键是以科学和民主的方式来制定精细化方案弥补政策缝隙。     

地方数字经济监管中的多层级政策学习与监管模式变迁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数字经济监管因外生性社会冲突而呈现出监管模式的策略性变迁。但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内生性的政策学习来识别和转化外生性因素,从而推动这种模式变迁,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文章通过对上海市共享单车监管的过程追踪,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试验性治理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为应对数字经济监管挑战而产生的多层级政策学习构成了其监管模式变迁的根本原因。其中,地方政府通过技术性学习识别了数字经济的总体社会影响,决定了监管目标的设立;通过政治性学习研判了监管权限和能力,约束了监管工具的策略集合;自下而上的倡导和呼吁,以及自上而下的表态和调节则促进了政策知识的垂直扩散,推动了系统性的监管模式变迁。文章有助于揭示外生性社会因素与地方数字经济监管模式变迁中间的微观学习机制,也为突破数字经济监管困境提供了潜在思路。     

长株潭低碳旅游试验区构建路径研究

为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构建＂绿色湖南＂、＂美丽中国＂,在长株潭碳排放量突出、碳锁定严重形势下,构建长株潭低碳旅游实验区,需要从旅游相关政策、旅游交通、旅游住宿、建筑和游览等路径入手。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全球体系与力量转换理论的探究

作为新兴的全球性经济和地缘政治大国,中国对于一些大国而言,不论是在全球体系上,还是在次全球体系（区域）上都是一个政策性的困难抉择。对于如何构建与这些在中国外交总架构中居于＂关键＂地位的全球性大国的关系,中国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提出了无论是在国际关系理论上,还是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实践上都具有创新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这一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论断的逻辑性结果,也是在中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实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作出的蕴含着中国古代哲学＂和而不同＂和战略智慧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性选择。这一构想有助于中国坚定和平发展的崛起新路径,同时也为其他新兴大国共同参与全球体系重塑和世界新秩序的构建打开了便捷之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有可能使美国在中国经济外交与外交攻势的双重作用下,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的理念,弱化视中国为安全与战略＂威胁＂的观念,从而有利于世界力量的和平转移与全球体系的和平转型。在此层面上,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无疑有助于打破人类几千年历史上大国崛起与战争形影相随的宿命,对推动全球力量的和平转移有着深远的意义。     

为什么鼓励更多人创业是一项拙劣的公共政策？

政策制定者们常常认为，创建更多新公司将改变经济萧条的地区，促进创新，创造就业。这种看法令人质疑，因为新建公司不具创新能力，创造不了多少就业机会，也生产不了多少财富。通过创业获得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不是一种数字游戏，它是要鼓励高品质、高增长公司的形成。政策制定者应停止资助典型新公司的创建，把重点放在有增长潜力的公司上。虽然政府官员不能“挑选赢家”，他们还是能够甄别出无力创造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建公司。通过减少对这些低能力公司的创建激励，政策制定者们能够改善新生企业的平均绩效。     

WTO框架下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发展趋势

WTO的《农业协议》规定了三个基本的农业政策,即"黄箱政策"、"绿箱政策"以及"蓝箱政策"。"黄箱政策"明确规定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达到的关于粮食补贴的水平,而我国加入WTO11年来,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仍然与WTO的规定有着一定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立法和完善政策等方式弥补差距,是促进我国农业生产、保证粮食安全以及实现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     

自由经济与国际分工：剖析全球城市个案

经济全球化的相关进程促使世界各个大城市生化联结而成一个相对有机的体系,令城市产生新的经济活动特征和产业结构调整,并使城市的中枢地位与影响力变得更突出。＂全球城市＂的衍生是全球经济发展与全球化进程深化的结果。全球城市既是国际经济全球化的空间依托、区域经济集团的支撑点、各类＂经济圈＂的核心,也是国家实现与国外经济联系的桥梁和基地,故此对＂全球城市＂的形成及其发展进行研究便具有积极意义,也将对＂全球化＂现象具体作用于经济实体的过程提供一个独特的诠释视角。据此,尝试检视＂全球城市＂这一概念框架,继之指出香港正是全球化时代中的一个全球城市,并进而剖析香港城市衍生为＂全球城市＂的背后动力因素。     

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机遇与中国创新政策转型

新技术革命为我国带来了新的技术赶超机遇,但也加剧了国家间的技术竞争。“中兴事件”暴露出我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短板。根据佩蕾丝、弗里曼等对技术革命浪潮的研究,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技术-经济范式转换阶段,处于技术赶超机遇期。美、德两国在19世纪下半叶赶超英国的经验给我国的启示是,以追踪世界新技术-经济范式为导向的创新政策是我国实现技术赶超的必要条件。要抓住技术赶超机遇就必须反思目前我国创新政策缺陷,通过创新政策转型和创新,营造促进民族企业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从而引导创新环境特征转变、促进向世界新技术-经济范式转换并跻身于并跑和领跑行列。因此,加强金融规制、系统性支持民族创新企业、培育民族高技术产业创新集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和鼓励人才流动等成为我国创新政策转型的重要内容。     

杭州生态环境建设的成就及其动因

生态环境保障体系的确立、生态保护的法制建设、城市生态工程建设以及营造城市的生态文化等城市治理措施是取得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成效的重要保证。当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杭州生态环境建设形成了经济、社会、环境＂共赢＂的局面,其原因与城市治理理念、城市发展战略及城市人文精神相关。     

安徽省物流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

物流产业被喻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是连接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桥梁。为了更清晰地反映物流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文章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安徽省物流产业发展与安徽省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的新经济刺激方案

本文介绍了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重点对2009年4月10日,日本政府出台的名为《经济危机对策》进行介绍。详细阐述了日本政府克服经济危机的基本方针、雇佣对策、金融对策和中长期的科技对策。最后,对日本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特点进行总结。     

中国对日外交在20世纪60年代的转型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为抵制日本政府敌视新中国、拒绝邦交正常化但唯利是图的对华政策，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切断经济交流并厘定日本政府必须停止反华政策等政治原则作为重开贸易的条件。但由于日本民间组织、在野党和重视对华关系政治活动家的推动，更由于发生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外交挫折，中国虚化政治原则而重开中日贸易，并尝试联合日本反抗苏联；对日外交形成了经济和政治实用主义的两条路线。60年代对日外交的转型发展或可谓应付时局的选择，但偏离中日关系主题，因此衍生了影响深远的负面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