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电价对城市居民用电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以保定市为例

通过对保定市5个不同收入水平小区的实地调研,利用不同阶层居民对不同档位满意度测评和主成分分析法来分析城市居民对阶梯电价施行的满意程度测评,同时,从用电量、电费支出、用电高峰期城市居民生活的影响等方面来分析阶梯电价对城市居民用电行为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方案措施来完善阶梯电价施行行为。     

关于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依然有很大的差距,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都属于低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研究分析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对于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城镇居民粮食安全保障政策研究综述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粮食安全现状主要表现为营养结构不太合理。由于价格、收入和家庭特征等因素,城镇居民的粮食安全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低收入人群。为此,政府应当对城镇居民中实施保障政策,通过物价联动机制实行收入补贴,优先保障低收入人群。     

阶梯电价,划算吗

"电要涨价,这个夏天,恐怕要省着点儿用。"这是在采访中记者最常听到的一句话。6月1日起,全国居民用电将实行阶梯电价。单一的电价收费模式将被随用电量增加呈阶梯状递增的电价定价机制取代。目前,多个省份已发布阶梯电价听证方案。阶梯电价中,首档用电量标准成     

阶梯电价岂能借梯登高

6月1日起,全国居民用电将实行阶梯电价。因为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要求,阶梯电价中,首档用电量作为基本需求用电,将维持原价;而第二、三档用电量,将会提价。已公开的听证方案中,上海的首档电量最高,为每月260度;陕西的首档电量最低,为每月120度。     

我国电力普遍服务收入补偿机制研究

我国存在着大量的低收入群体,在现行的电价水平下,需要政府对其进行补贴来保证最基本的用电需求。本文针对低收入群体,主要是城镇低收入居民和农村贫困人口,试图构建电力普遍服务的收入补偿模型,为政府提供补贴额度计算的参考依据,并提出政策上的建议。     

居民阶梯电价上路

从7月1日起，居民阶梯电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试行。 阶梯电价亦即阶梯式递增电价，实质上就是累进电价，它将用户均用电量设置为若干个阶梯，分别制订不同的价格标准，超出基础电量越多，超出阶梯级数越多，其电价标准越高。试行阶梯电价之后，全国各省市根据实际情况，原则上分为三档，第一档为基础电量，原价格标准不变，第二档是每度电加5分，第三档是加3角。另外还有一档为免费档，覆盖城乡低保户和五保户，每月提供10到15度的免费电量。     

我国城镇居民金融资产收益与宏观经济波动之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门槛面板模型描述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收益变化特征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对其影响,并比较了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金融资产收益对财产性收入的贡献。回归结果表明,高收入阶层居民的金融资产收益随着GDP增长而有明显提高,低收入阶层的金融资产收益随GDP增长提高的幅度比较小。研究认为,由于金融资产收益在宏观经济波动中的这种规律使得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在宏观经济增长中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从而导致总收入的扩大。而处于现阶段经济下行压力下,低收入阶层金融资产收益会进一步降低,高收入阶层金融资产组合风险则会进一步增加。     

高校扩招与教育回报率的城乡差异——基于断点回归的设计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数据（2007年与2013年）,在断点回归设计的框架下分析1999年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对城乡居民受教育年限、收入及教育回报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使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0.59年左右,使城镇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0.85年左右。第二,在断点回归的设计下,农村居民的教育回报率大约为11%,城镇居民的教育回报率大约为8%,高于OLS的估计。虽然实证结果显示教育回报并不存在城乡间的马太效应,但并不意味者城乡间教育发展与收入差距缩小。第三,高校扩招政策一方面显著促进了城镇居民低收入群体教育回报的提升,有效抑制了城镇居民中可能出现的收入差异扩大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高校扩招政策使得农村居民高收入群体教育回报高于低收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居民收入差异扩大的"马太效应"。     

阶梯电价,划算吗

＂电要涨价,这个夏天,恐怕要省着点儿用。＂这是在采访中记者最常听到的一句话。6月1日起,全国居民用电将实行阶梯电价。单一的电价收费模式将被随用电量增加呈阶梯状递增的电价定价机制取代。目前,多个省份已发布阶梯电价听证方案。     

德国调节国民经济二次分配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根据“十五计划”,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将超过8000元,比1999年城镇居民平均收入增加2112元,年平均增长率大约5.2％,我国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依旧很大,从1994年到1999年分布看,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体占总人数的28.6％,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却占总人数的64.15％,近几年,     

宁波市居民收入差距演变趋势分析

近年来,宁波农民收入增长明显加快,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良好态势。但是城镇居民内部、国民经济各行业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已成为拉开居民收入差距的症结所在。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三农”扶持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等措施,将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收入水平、老龄化与营养摄入——基于广东省城镇住户数据的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居民面临营养不足与营养过剩并存的双重挑战。文章基于广东省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运用门限模型对样本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和高低收入样本的划分,在此基础上开展了高低收入样本下收入水平和老龄化对城镇居民营养摄入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样本中城镇居民营养摄入存在显著的收入门限效应;低于门限值样本的能量、蛋白质和脂肪需求的收入弹性分别为0.816、0.848和0.840,而当人均收入跨过门限值后,对应的收入弹性值减小为0.666、0.507和0.481;同时,老龄化对高收入组样本的营养摄入有负向显著性影响,但对低收入组样本的影响不显著。可见,在制定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食物与营养政策时,有必要采取差别化的干预措施,引导科学合理膳食,改善食物与营养结构;把重点人群作为突破口,开展老年人营养监测和膳食引导。     

转轨时期我国城镇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兼谈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和不确定性

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转轨时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之后运用1992-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七个不同收入组数据及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的过度敏感程度,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过度敏感性,且不同收入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不同,低收入者的消费敏感性较强,高收入者的消费敏感性较弱.在引入不确定性因素后,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过度敏感性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不确定性尤其是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重要原因.     

新疆吐鲁番地区城镇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面临的困难及对策建议

为了解当前吐鲁番地区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国家统计局吐鲁番调查队根据全地区城镇住户抽样调查资料,结合居民消费价格(CPI)监测资料,对2010年吐鲁番地区低收入居民家庭收入、消费、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问题进行了实地调研分析,研究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影响程度,社会保障水平是否完善等问题,最后提出了一些提高吐鲁番地区城镇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建议。     

中国1991～2006年收入分布的动态变化:基于核密度函数的分解分析

本文使用多年微观家计调查的数据,利用核密度估计分解方法,分析1991～2006年间收入分布变动的差异,通过分解差异的不同来源考察其所代表的不同的福利含义,并试图回答改革过程中增长与不平等对于分布变动的相对影响。研究发现,这十五年间收入分布的显著变动主要体现在中等收入组分布密度的下降以及中低收入组向高收入组的流动,同时分布多年呈现出双峰或多峰形状说明了异质性群体的存在。分布变化的首要原因为均值效应(增长),其次为方差效应(不平等),残差效应(异质性群体)的效果最小。分布变动主要源于收入的增长和福利的改善,不平等效应虽然也起到很大作用,但整体效果小于均值效应,而异质性群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低收入组,且重要性相对较小。不平等削弱了增长的福利效果,使得部分低收入家庭受损,又可能使得部分高收入家庭获益。城乡虽然都享受到了收入增长的益处,但乡村地区经历了更为显著的收入分化,且异质性群体的作用更为明显。     

中国居民消费与资产收益的跨收入组分析

本文利用按收入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数据考察了是否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模式比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模式与CCAPM更为一致,结果表明：收入约束假说并未得到支持,中国居民消费波动对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是有限的,我国利率和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并不明显。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代际传递性分析

本文通过对父子收入代际弹性和家庭收入代际弹性的研究,发现子女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到父亲收入或家庭收入的影响,证明了中国居民收入代际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传递效应,特别是低收入群体。通过内外因分析,可以发现教育成为影响中国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现象的重要因素。教育是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个人教育水平提高和教育环境的公平可以使低收入群体有机会流向更高收入阶层。     

我国低收入群体的现状及增收对策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越来越严重,国家统计局发表的<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字,1990年城镇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3.27,到2001年扩大到1:5.39;1990年,农村高收入户的居民收入与低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6.7,到2001年上升到1:9.3;若将城乡居民的收入加总,然后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总收入的比重方面来考察,可以发现过去十几年里,农村人口所占收入比重由1990年62.2%下降到2001年48.5%,而城市居民所占收入比重由37.8%上升到51.5%,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来看,还有不断增大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高收入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迅速上升、低收入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城市人口占有的收入份额不断扩大、农民占有的收入份额不断缩小,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而随着我国居民不平等状况的加剧,目前在我国的居民中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三个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     

山西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

从"八五"到"十三五"二十年间,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品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章利用山西省1994年和2017年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山西省城镇居民二十年来的边际消费倾向、基本消费需求以及需求收入弹性进行估计并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其消费水平逐步提升,消费结构由传统的温饱型消费转向现代性的品质型消费,同时城市最低收入群体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