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R&D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

本文通过构建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国防R&D活动在私人部门R&D投资以及整个社会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探讨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结论是:国防R&D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国防R&D投资总量、不同投资方式所占比例,以及国防R&D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的分布。     

金融创新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而经验研究也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本文基于全国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8-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并不能确定,而金融创新通过促进金融发展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具有显著的时滞效应,且该效应呈东部、中西部递增趋势,表明良好的经济基础和金融发展环境是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进一步研究证实,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间趋势效应,即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为深入认识我国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有益参考.     

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稳定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2001-2020年的动态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不同实体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及作用机制。通过构造金融稳定指数,进一步论证金融稳定对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不同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有所不同。机制检验发现,居民杠杆、企业杠杆和政府杠杆分别通过“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渠道影响经济增长;金融稳定性的提升能够正向调节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高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上述结论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杠杆调控具有一定政策启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部门杠杆异质性,细化实体杠杆的调控方向,进一步优化杠杆结构,以期实现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双重目标下的动态平衡。     

金融发展、企业创新与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银行部门,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模型的理论分析表明,在均衡状态下,金融发展可以提高经济中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缓解信息不对称,有效降低了研发部门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并推动经济实现更高速的增长。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中国31个省份2008—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相关结果表明:(1)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2)在工业化程度、外商投资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政府支出水平较低、人才资源相对短缺的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3)企业研发创新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且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揭示了“金融发展—企业创新—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传导机理及其在中国的体现,从而为金融支持创新型经济增长的改革逻辑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和经验基础。     

金融适度发展的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文献述评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双刃"影响,保持金融适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增长视角,梳理了金融适度发展的宏微观理论机制,并对相关实证经验证据进行了归纳总结.从微观机制来看,金融过度发展有损于企业实体部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积累、研发创新活动和企业风险管理.从宏观机制来看,金融过度发展有损于产业结构、产业集聚、金融创新的正面意义与宏观系统风险管理.国内外实证经验证据普遍支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作用,在跨过一定门槛前后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这种门槛效应随着不同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周期阶段而表现出差异.此外,经验研究证据显示金融适度具有规模适度、效率适度和结构适度三个层次,并且与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相适应具有循序渐进的路径.最后针对保持金融适度发展提出了三方面政策建议.     

论中国的“金融超发展”北大核心CSSCISSCI

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毋庸置疑,但若金融发展超过实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是否反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金融超发展"的概念,意指当金融部门发展相对于实体部门发展"超"过一定程度,会带来资源的次优配置,并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不利于经济的增长。通过修正的AK模型,本文对"金融超发展"的机理进行了阐述,并选取不同区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FD-GMM)方法对中国是否存在"金融超发展"现象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之后,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若金融部门超过实体部门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作用。     

金融自由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基于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的比较研究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金融自由化通过刺激金融创新,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基于金融风险的认识差异,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重大差异。金融发展对珠三角的经济增长贡献极其有限,且不具统计上的规律性;在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自由化背景下,在利用金融创新提高经济竞争力方面,珠三角被长三角抛在了后面,也不如环渤海。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及政策思考

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金融规模效应渠道和金融结构效应渠道。本文基于跨期最优化条件,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分析了金融发展、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合1994－2009年的数据,运用门槛回归（ TR）方法,实证检验了不同渠道下我国农业投资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受我国农业组织形式相对落后和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等因素影响,在不同渠道下我国农业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即当金融影响渠道超过“临界值”时,农业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显著降低。因此,积极探索和创新农业组织形式,加快培育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强化农村金融供给,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基于EGARCH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指数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EGARCH)框架内探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滞后性;只有金融规模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不明显,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2005年金融发展改革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等。由此提出保持金融规模适度增长,注重金融体系效率提升,按照需求构建最优金融结构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双循环背景下如何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了数字金融指数,从理论和经验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地区创新程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但对于地区平衡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通过提高信贷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促进经济增长,可通过提升技术成果的市场化转化程度和提高非国有经济占比促进地区创新,可通过提升市场环境与中介服务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可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和消费升级而推动产业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在不同发达程度、不同境外投资占比和不同国际化程度的地区存在异质性影响。拓展性分析表明,政府关注程度的上升对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系统性风险

本文利用2007—2018年间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财务数据和基于尾部依赖度量的系统性风险,分析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在经济上行时期会降低系统性风险,在经济下行时期会增加系统性风险;第二,按照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来看,在经济下行时期,商业银行衍生金融负债业务、理财及代理业务创新会增加系统性风险,而衍生金融资产业务和信贷业务创新会降低系统性风险。本文对实证结果提供了可能的经济学解释,并基于实证结果及原因,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监管措施和政策建议。     

The Impact of Bank and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n Loc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is paper provides evid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e and growth in a fast growing country, such as China. Employing data of 27 Chinese provinces over the period 1995–2003, we study whether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two different typ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 banks and non-banks — have a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mpact on local economic growth.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banking development show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economically more pronounced impact on local economic growth.     

绿色金融、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可持续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减排技术内生化,建立带有环境约束并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绿色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制。这一理论得到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中介效应分析的支持。本文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建模提供了新的思路,推进了绿色金融的“功能”理论,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绿色创新渠道”,这意味着绿色金融不限于对少数清洁行业的支持,针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内部环保技术升级的金融服务也至关重要,是未来绿色金融政策需要关注的问题。     

银行业竞争、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专利申请数据与银监会公布的金融许可证数据相匹配,考察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竞争的加剧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提升其创新能力。在弱化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企业,中小、民营企业,以及位于市场化水平高和法治环境好的地区的企业,银行业竞争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其创新的效应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竞争能更好地推动企业创新。因此,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体系,能有效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困境,激发创新活力。     

金融自由化、技术促进与国家创新能力: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对中国金融自由化变迁进行了量化分析。使用1992-2005年的数据,以FDI和外贸的技术外溢效应等为控制变量,实证分析了金融自由化对于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金融部门在快速实现自由化的同时,也显著促进了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成为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积极因素。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央行担保品政策视角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陆续出台且支持力度不断强化,政策效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将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转型纳入可持续投资(ESG)资产定价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风险资产均衡收益和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绿色债券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这一准自然实验,分别从企业融资成本和绿色创新两个角度实证检验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降低绿色债券的信用利差为绿色企业提供融资激励,同时通过提高棕色债券的信用利差给棕色企业的绿色转型带来倒逼促进作用。(2)这一影响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作用更为显著,但随时间推移逐渐弱化。(3)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融资途径显著提升了棕色企业的绿色创新,倒逼棕色企业绿色转型。     

人力资本偏向金融部门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增长？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银行和生产性企业的两部门增长模型,本文系统考察人力资本偏向金融部门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增长,并利用2008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2003-2015年地级市数据及201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开展实证检验。理论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在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之间的配置结构对实体经济增长存在两种效应,依次为资本“挤入”效应和创新“挤出”效应,进而导致人力资本配置情况与实体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随后,计量结果为上述理论推断提供了系列经验证据,且机制检验证实人力资本配置到金融部门有助于促进信贷规模扩张。特别地,反事实框架的测算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有效配置将提升实体经济增长率约0.45%,而且贡献率随经济发展更加凸显。本文结论表明,应理性看待人力资本向金融部门的不断聚集,不以简单线性关系进行判断,要综合权衡资本“挤入”效应和创新“挤出”效应的相对重要性。     

Real effects of financial market integration: does lower home bias lead to welfare benefits?

This paper proposes equity home bias as a proxy for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the ongoing empirical debate o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integr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integrated markets, investors are expected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potential for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The extent of equity home bias (i.e. overinvesting in domestic stocks and foregoing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provides a relevant quantity-based measure of financial integration. Using different techniques to compute home bia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countries with lower home bias experience faster economic growth. Additionally, the analysis extends to the link between (decreasing) home bias and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financial integration, proxied by the decreasing equity home bias,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At the same time, it appears that higher financial integration pairs with higher income inequality.     

金融资源配置、技术进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及内外部条件的变化,科技创新已成为新时代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以金融驱动技术进步的视角,构建内生增长DSGE模型,分析金融资源配置、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佐证了我国技术创新的逆周期性,并发现金融资源在企业生产性投资与创新投资之间的分配,可以通过改变生产要素投入规模和技术进步率两种途径影响经济增长,且这两种影响之间存在“跷跷板”关系,但后者更具主导性。在此基础上,诠释了金融、技术与经济的动态传导机制:经济扩张期,企业生产规模扩张,金融资源对生产性投资的支持增加,对创新的投入相对减少,技术进步率放缓;经济收缩期,企业缩减生产规模,金融资源对生产性投资的支持减少,对创新的投入相对增加,技术进步率提升。本研究的政策启示为,面对当前发展新矛盾、新挑战,应把握发展新格局、新机遇,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机制,鼓励创新投资,充分发挥股权市场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支持作用,并辅以稳健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企业创新提供良性的宏观环境,激活企业创新需求,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