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分化

文章以中国珠三角地区实地调查数据为例,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整体的收入流动和群体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与程度。研究发现:当前农民工群体呈现收入分化的趋势。从年度纵向上看,"整合型"社会资本无助于农民工整体收入的提高;"跨越型"社会资本能显著提高其收入。从农民工群体内部横向上看,"整合型"社会资本会显著减小农民工群体内的收入差距;"跨越型"社会资本则会显著拉大群体的收入差距,尤其对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贡献大于中低收入组。此外,研究还发现了教育对农民工收入差异的影响。在排除自选择因素和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家户储蓄率上升

本文在二元经济框架下,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探讨中国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为此本文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家户的消费储蓄决策,将总储蓄率分解为城市居民、农民工和农民三类群体的储蓄率。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异,农民工的边际储蓄倾向比农民和城镇居民高。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持续转移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随着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而不断扩大,其高储蓄行为也推动了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上升。     

腐败、反腐败和中国县际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紧密相联。虽然目前大部分研究文献都用经济因素来解释这一问题,但文章认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力度也是影响地方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通过利用中国县级横截面数据以及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文章发现,反腐败力度越大的县的收入水平越高。利用最近发展起来的夏普里值分解法来量化各个解释变量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文章还发现,反腐败是解释中国县际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动态预算约束下农民工弹性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

农民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工非农群体,本文认为目前把农民工纳入全社会统筹养老保障体系是不现实的,在过渡时期必须把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区别对待。政府在确定农民工养老保障的政策变量时,应当从以下方面综合考虑。第一,农民工的缴费率与农民工收入预算约束之间的关系;第二,农民工的流动性与社会统筹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提出了在动态约束下的农民工弹性养老保障制度的构想,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简单的模拟分析说明该制度设计的合理性。     

农民工生活质量与保障制度的考察——来自重庆市农民工样本的调查

农民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工非农"群体,对这一群体的研究还十分欠缺。本文在对重庆市农民工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生活质量的现状及特征,揭示了农民工生活质量不高的外在原因与内在矛盾,揭示并提炼出影响农民工生活质量诸多因素中的制度因素,以其作为问题分析的关键,指出建立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与改革户籍制度对提升农民工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一个简要的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城市农民工群体.关于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问题,国内众多学者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现状及演变趋势、收入差距的成因以及如何缩小这种收入差距等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总结.     

城市扩张剧烈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

农地作为人类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的基础,其数量和质量的特征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分析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途径入手,基于增长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构建了有限分布滞后模型,并应用北京地区1987-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北京市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显性贡献率为8．42S,表现在每年农地非农化产出弹性系数达0．0659,滞后期为三年。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隐性贡献率为24．73％,表现在其对催生非农劳动力的弹性系数达0．0465,滞后期为2年。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及收入水平的影响——基于9省市的调查数据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具有时代特征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就业收入与其所接受的教育文化程度和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息息相关。利用对广东、福建、上海等9省(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与农民工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培训与其就业收入影响都是成正比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相则应的收入水平就越高,参加了培训则相应的收入水平就越高。为此,提出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加强农民工培训等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对各类人群收入分配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必将对各类人群的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其他群体相比,尽管中国低收入群体收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但是由于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低,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差,金融危机对其影响仍然巨大。因此,文章提出要以罕见的金融危机为契机将我国的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的范围,建议在当前形势下通过采取以下措施来调节收入分配:一是通过改变当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保障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三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通过就业实现收入保障;四是加大税收制度改革力度,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五是加大财政对民生领域的投入。     

就业优先战略下乡村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研究

“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乡村农民非农就业是当下重要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文章将农民工分为老一代与新生代两类，构建了农民非农就业决策行为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乡村创业影响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决策的逻辑分析显示：（1）乡村创业通过减少就业需求和增加就业供给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2）乡村创业通过价格机制、信任机制和创新机制影响农民非农就业的行为决策。其中，乡村创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对农民工的经济条件、透明性担保改善显著。（3）除了追求经济条件，由于新、老农民工的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等的差异性，表现出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政治参与、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而老一代农民工更注重防护性保障。文章的主要政策含义有：促进乡村创业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改善农村地域的社会机会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重要手段。同时，增强对农民的防护性保障力度，尤其需要关注老一代农民工，这些措施对农民工的自由发展与回流就业起到有益作用。     

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分析我国现行城市化模式制约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渠道,建立区分农村居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三类居民的理论框架,证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会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等渠道,推动我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增长。在此基础上用CGE模型模拟了这些作用机制及影响,结果显示:每年多市民化1000万人口(700万农民工加上其抚养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而且农民工市民化将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可以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经济结构,因此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是促进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中国农民工发展趋势与展望

本文在对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选择性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城乡流动和人口城市沉淀模型,描绘了农民工的人口城市沉淀曲线,指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历史过程和基本思路。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农民工问题是个战略问题,将伴随我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并将伴随现代化基本实现而终结。农民工亦工亦农、亦城亦乡,流动就业,逐步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这种现象将长期存在。解决农民工问题要持城乡统筹方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要以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为动力,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要以人为本,公平对待,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社会支持体系。     

The impact of job mobility on earnings growth of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Using survey data on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positiv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inner-industrial and inter-industrial job shifts on earnings growth of migrant workers. Results show that low human capital, low employment grades and low incom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for migrant workers to switch jobs. The migrant workers who are young, unmarried new entrants with low level of education, no training and low income tend to change their jobs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those who have high income and who find their jobs by themselves are more likely to switch jobs inter-industrially. Inner-industrial job switch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arnings growth of low-income migrant workers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one on that of high-income migrant workers. Moreover, inter-industrial shift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earnings growth of migrant workers of all income levels. The inner cause fo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ner-industrial shifts lie in the fact that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years of service within enterprises is not obvious while continuing engagement in the same type of job within an industry will lead to accumulation of qualifications,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augmentation effect on earnings of migrant workers.     

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与城乡收入差距

目前缺少系统的农民工工资的面板数据妨碍了对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本文证明城镇集体经济部门的平均工资可以作为农民工工资的代理变量,并将城镇国有部门的平均工资与集体部门的平均工资的比例作为衡量城镇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的指标。笔者通过对中国1978—2008年间省际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本身具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但是,非国有部门职工比重的增加会削弱所有制分割的影响,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Migration and urba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Using data from recent surveys of migrants and local residents in ten cities in 2005,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migration influences measurements of urba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and also compares how other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differ for migrants and local residents. Contrary to previous studies that report that the income poverty rate of migrant households is 1.5 times that of local resident households, we find relatively small differences in the poverty rates of migrants and local residents. Although the hourly wages of migrants are much lower than those of local residents, migrant workers work longer hours and have lower dependency ratios and higher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Including migrants increases somewhat measures of urban income inequalit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migrants and local residents are found for non-income welfare indicators such as housing conditions and access to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s.     

促进农民工就业问题初探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力大军,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大力量。但是长期以来,农民工就业的不充分、不稳定一直是制约农民工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思考,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就业的多种因素,对于目前形势下如何促进农民工就业作了初步探讨。     

举家外出的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 ——对在北京务工的500个农民工家庭的访谈数据分析

本文对目前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和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数据来源于2004年开始的、每2年进行一次的、在京就业的500个“80后”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跟踪调查和入户访谈。在对2010年11月-2011年3月调研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笔者选择了因子分析方法，量化分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得出了制度上的限制、流动就业的类型和个人的资源禀赋条件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因素的结论。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以上海市为例

以上海为例,对目前已迁聚城市并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主要受个人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及区域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尤以婚姻状况、在城市的居留时间及找工作的困难等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推进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及城市化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和依据。     

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

本文利用198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后发现:首先,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省内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增加各省的犯罪率。其次,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和"第五次犯罪高峰"的产生与城市登记失业率有关:一方面,它意味着民工失业率也可能在上升,城市居民和民工失业的增加都会直接推动犯罪率上升,而由于失业的民工缺乏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险,他们会更加脆弱并更容易走向犯罪,因此会更容易推动犯罪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城市失业率的上升还会推动地方政府采取更加歧视民工的就业政策来保护城市居民的就业,因而在犯罪率上升和犯罪高峰持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的解释对于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制定降低犯罪率的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建筑业农民工人力资本产权结构研究

建筑业由于其项目管理要求,就其工作性质而言具有很强的工作范围不确定性、工作内容一次性、工作地域分割性等特点,决定建筑业农民工人力资本在资本取得、价值实现、基本权益保障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文献梳理基础上,本文借鉴人力资本产权理论提出建筑业农民工人力资本产权权能结构包括所有权、收益权和发展权三种权利束.在此基础上,研究三类权利束的特征:在所有权方面表现为投资主体的非系统性、在交易过程中弱抵押性和制度失衡引起的基于所有权的基本权利受损;在收益权方面表现为先天弱势资本导致的产权主体交易能力低下、折价交易以及交易的被动性;在发展权方面表现为人力资本定价的滞后、人力资本价值折损高风险以及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