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水利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基于水利社会核算矩阵的分析

通过对最新的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进行合理的拆分与合并,并结合其他数据编制的水利社会核算矩阵可以为研究水利投资与国民经济的互动提供大量的信息,利用水利社会核算矩阵乘数模型可以考察大规模水利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水利投资将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部门产生较大的拉动效应;不同水利部门的投资增加对国民经济的具体拉动效应存在较大的差别,了解这些差别有助于水利投资结构的优化;水利投资对我国GDP拉动的平均乘数大约为1.3;基于水利投资的结构分解,测算得出4000亿元的水利投资将会带来GDP增长4925亿元。     

盛世安澜水利兴邦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指明了水利改革发展的前进方向,全国水利建设投资再创新高,共落实资金3452亿元.三峡工程、治淮工程等开始发挥巨大的防洪抗旱减灾效益;农田水利设施体系不断完善,助力我国粮食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实现八连增;世界最大引水工程南水北调开工建设……     

俄、乌、哈三国农业投资环境比较研究

国内农业资源短缺压力使中国无法以较低成本满足国内粮食需求,开展海外粮食投资与合作,通过提高东道国粮食生产能力,增加世界粮食市场总供给量,能够提高中国从国际市场获得粮食供应的稳定性,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粮食生产资源丰富,近年来受到国际农业投资者的关注。本文从政治、经济、法律、劳动力市场、农业与环境、土地使用的可能性六个方面分析了这三个国家的农业投资环境,认为这一地区具有较强的农业投资吸引力,中国应该与这三个国家加强在农业方面的投资与合作,以放松中国国内有限农业资源对粮食生产的约束。     

中国水利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1—2009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构建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研究水利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水利投资是农业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水利投资对于农业经济增长具有较显著的正向滞后效应,在水利投资后的第5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最后,针对我国水利投资的方向和渠道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户粮食生产投资调整意愿与行为差异研究——基于京津冀609户粮农的调查

基于京津冀609户粮农的调研数据,构建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与意愿、农户经营特征对农户粮食生产投资调整行为的影响,发现灌溉成本、机械成本、务农人数、农地流转意愿、农户经营规模和种粮收入比例等因素对农户种粮投资调整意愿影响显著。然而现实中,大部分有粮食生产投资调整意愿的农户,在短期内只有少数实际进行了调整。从微观适应性预期和宏观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互竞双视角对农户种粮投资调整意愿与行为差异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微观上农户调整粮食种植结构和种植面积都需要一定时间,不是马上就可以实施的;宏观上物质资本的短期产出弹性小于长期产出弹性,使大部分有调整投资意愿的农户实际上短期内没有落实调整行为。因此,应完善粮食生产可变要素的成本控制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大数据技术研究,合理引导农户粮食生产投资调整预期和行为。     

水利工程投资效益分析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科学的合理的投资水利工程才能有效地改变我国水资源的分配状况,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文章以长江流域为例,主要通过运用长江流域1994年到2002年各省水利投资的数据,建立GDP与水利投资效益的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对水利投资经验数据回归分析,得出水利投资量符合经济增长要求。结果与我国目前财政状况与水利投资实际需要较为一致。     

农业公共投资、竞争力与粮食安全

入世后中国的粮食生产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与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大国相比 ,我国的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薄弱 ,尤其是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入不足。本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增加农业科研投入对增强我国主要粮食产品竞争力的影响 ,认为以提高科研投入等农业生产公共投资增强我国粮食的生产和竞争能力是应对入世挑战和实现未来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有效选择。     

财政补贴、税收与公司投资行为

为了增强本地区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实现地区利益的最大化,各级政府对本地区公司实行了财政干预包括税收政策措施,这种干预必然会对公司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公司投资行为模型,研究财政补贴和税收对公司投资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财政补贴小于长期负债时,财政补贴能够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但投资不足的趋势会增强,而减税能够抑制公司投资不足;当财政补贴大于长期负债时,财政补贴和减税都能减少公司的投资不足.     

农户投资行为分析——湖北省百户农户投资行为调查结果的实证分析

通过湖北百户农户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计划、对土地投资的意愿、对粮食生产方面的物质投资、家庭总投资的变化以及家庭收入来源和用途等投资行为的调查,发现当前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投资热情和意愿不高。因此,提出要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和增强农户积累以及大力发展农村中介组织和信息市场等措施。     

投资回报率: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投资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资金的投向和使用效果决定了投资的回报预期和未来产业结构的走向.过去,我们更多的是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大,长期以来大规模粗放式的投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新常态下,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是头等大事,投资只有符合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走向,才有高的回报率,也才有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换言之,投资回报率是检验投资方向是否正确、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经济转型升级是否有效的试金石.     

市场规模、地区投资吸引力与地区经济差异的逻辑解释及实证

计量分析发现,地区市场规模是当前我国地区投资吸引力的主要决定因素,即使我们能够将中西部地区的软硬投资环境建设得同东部地区同等优良,东部同样会因为其占绝对优势的市场规模而成为投资的重点地区.然而,由此造成的我国生产向东部地区的进一步集中并不应该成为我们担心的理由,我们应该担心的是,在生产进一步向东部地区集中的同时,由于制度限制,我国人口不能相应地向东部地区集中,造成生产与人口分布的进一步失衡,从而引起更严重的地区经济差异.     

农业的多功能性与农业投资的社会性

农业的多功能性指农业部门除生产粮食等农产品以外,还承担着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社会功能。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农业投资的社会性和宏观性以及农业投资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农业的多功能性与农业投资的社会性

农业的多功能性指农业部门除生产粮食等农产品以外,还承担着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社会功能。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农业投资的社会性和宏观性以及农业投资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中国海外粮食产业投资原则及战略探讨

中国海外粮食产业投资虽然面临着风险大、交易成本高等障碍，但是作为缓解中国粮食供给紧张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合理的海外粮食投资的战略筹划可以提高投资项目的强度。在对有关海外粮食产业投资争论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就中国海外粮食产业投资的原则和战略进行了探讨。     

政府干预与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降低粮食风险的途径除了稳定国内农业生产外,充分利用海外资源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因此,农业企业国际化经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文基于农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政府干预对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和投资绩效均具有负效应;层级越低的政府对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抑制性作用越大。     

中国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视角分析

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纺织业已经具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区位选择,因为区位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本文在对我国纺织业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基础进行分析后,指出我国纺织业在区位上应进行如下选择：将东南亚、南亚作为纺织业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大力开拓非洲地区,尤其是北非和西非;重视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投资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签订有优惠贸易协议的拉美国家;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欧美日发达国家。     

浅谈如何加强水利基本建设资金财务管理

水利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之一.建设项目的投资逐渐向主体多元化转变.水利基础建设项目能够按计划推进,必须要与科学有效的项目资金财务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本文简要分析了水利基本建设项目资金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加强水利基本建设资金财务管理的基本思路.     

经济增长框架下的基础设施投资研究——一个国外的文献综述

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以及目前的"微刺激"政策都主要针对铁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但这种试图以基础设施投资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做法是否奏效,以及如何操作等问题,都亟需给予理论回答。本文从国外文献综述的视角,尝试回答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能否引致私人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如何确定、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投向是什么,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投融资模式等问题,以为我国探讨这一问题提供理论和经验研究借鉴。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与最优次序——基于1996-2008年各省市地区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克服各项基础设施同时回归导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基于基础设施的边际产出与最优规模分析框架,采用中国1996-2008年各省市地区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各项基础设施和政府总投资的边际产出分别为5.765、2.520、1.420和1.276;最优规模分别为4.66%、3.29%、5.02%和20.95%;各项基础设施的实际投资均低于最优规模。因此,为使政府投资收益最大化可按边际产出大小顺序优先次序投资;而根据各项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口和紧迫程度,则应按实际投资与最优规模差距由大到小顺序进行投资。     

工业投资的长期效应——来自抗日战争的证据

基于特定地区的工业投资是后发国家(或地区)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但其长期政策效果却未引起足够关注.文章搜集整理了各种史料,构建了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十省的县级工业数据库,探究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地区的工业投资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如果1942?1945年间县内工业企业数量越多,那么其在新中国时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不过该效应随时间逐渐减弱.(2)近代大后方地区的工业投资通过路径依赖和初始物质资本积累对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历史上工业投资越高的地区,当下的工业化程度也越高,但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没有显著差别.(3)历史上拥有更多工业投资的地区在当下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口迁入,同时拥有更高的城市化率,不过该历史基础并未显著影响与农村相关的变量,如婴儿死亡率以及农村居民纯收入等.上述结论说明,向特定地区的大规模投资可以帮助其更快地完成工业化,逆比较优势的产业布局在短期会带来效率损失,但在长期却可能带来正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