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防开支增长率和国内产出增长率间关系分析

以1952-2010年的国防费执行数值和名义年度GDP数值作为实证数据,运用MS-VECM模型研究了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模式。结果显示,我国国防开支水平和国内产出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它们的增长率序列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结构性突变。国防开支增长率的均值水平由高变低,产出增长率的均值水平由低变高。脉冲响应分析表明,改革开放前后,提高国防开支增长率在当年和第二年都能促进产出增长率的提高,而提高产出增长率在第二年才会促进国防开支增长率的提高,说明国防开支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变化的反应相对迟钝。但是改革开放后,产出增长率对国防开支增长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大大减弱,而国防开支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几乎没有变化。     

基于门限方法的中国最优国防开支规模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1953—2007年间数据样本,采用Hansen(1996)提出的门限回归模型,以国防负担(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为门限变量,以Biswas和Ram(1986)两部门生产模型来构造实证检验模型,来验证中国国防开支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以及确定中国最优国防开支水平。实证研究的结论显示:中国国防开支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国防开支规模存在门限效应,中国的最优国防开支规模在2.137%⁵.056%之间,实证结果还显示:在研究的55个样本范围内,国防开支规模超过最优水平且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样本为14个,小于最优水平且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为22个,目前国防开支水平连续处于低规模发展水平,说明中国政府目前采取了一种相对容忍的国防策略,应该增加国防开支水平,提升国防开支占GDP份额,以促进经济增长。     

外部掠夺下的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

本文建立了一个国际冲突环境中的一国经济长期增长模型。模型假定国际环境为霍布斯状态,一国不得不时刻面临外部掠夺,而阻止外部掠夺的唯一途径是投资国防。掠夺者、政府和家庭的动态博弈均衡决定了长期增长路径。分析表明,国际和国内因素两个层次的均衡决定了长期均衡增长路径;均衡增长路径可分为屈服均衡、容忍均衡和完全防卫均衡三个阶段;政府不同的国防战略会导致不同的增长图景,经济持续增长将导致国防战略的调整。内生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均衡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检验分析

文章首先将国防支出纳入Solow增长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假定国防支出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与现有实证分析不同,文章基于1952-2008年中国的有关时间序列数据,尝试运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来分析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发现: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低于3.434%时,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且这种负面作用较为显著;当该比例高于3.434%时,该比例的增加将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当然,该比例并非越低越好,也并非越高越好,其局部最优规模由次级门槛值决定。     

外部掠夺下的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

本文建立了一个国际冲突环境中的一国经济长期增长模型。模型假定国际环境为霍布斯状态,一国不得不时刻面临外部掠夺,而阻止外部掠夺的唯一途径是投资国防。掠夺者、政府和家庭的动态博弈均衡决定了长期增长路径。分析表明,国际和国内因素两个层次的均衡决定了长期均衡增长路径;均衡增长路径可分为屈服均衡、容忍均衡和完全防卫均衡三个阶段;政府不同的国防战略会导致不同的增长图景,经济持续增长将导致国防战略的内生调整。     

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费德尔-拉姆模型

本文在对国内外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方法和结论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基于面板数据的费德尔一拉姆理论模型,对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在发展中国家,国防开支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发达国家,国防开支和国民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结论。     

中国房价、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研究——基于MS-VECM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98年8月至2012年4月的月度数据,通过构建MS-VECM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对房价的增长速度进行区制划分,并通过脉冲响应考察了在不同区制下我国房价与货币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关系。     

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间动态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状态空间模型

运用时变参数模型,从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角度,对三次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近几年第三产业产值及其占比的增长速度均很快,但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落后于第二产业。最后,结合我国产业结构的特点,提出提高消费性服务业产值比重、加快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升级等建议,强调在努力提高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同时,更应注重提高第三产业的效率,由此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基于VAR模型的我国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加工贸易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的增长,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加工贸易贡献作用的看法不一。本文通过VAR模型对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加工贸易进口与我国GDP增长做了动态的实证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加工贸易出口与加工贸易进口长期都会促进GDP的增长,但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因此,进一步加快加工贸易的升级转型,加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加快我国经济增长转变方式的重要内容。     

我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目前国外关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一种认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还有一种则认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或者没有影响。而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定性分析,定量方面的研究较为少见。本文通过双变量向量自回归系统（VAR）对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意味着我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     

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联立方程模型为基础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都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息息相关.虽然已有学者研究过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但大多数只是单纯地就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这两个方面做出研究,而没有突出影响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其它因素.本文选取1978-2008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的方法,并综合影响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诸因素来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利率期限结构的非线性动态调整:基于MS-VECM模型的研究途径

基于MS-VECM模型对预期理论调整作用下的中国利率期限结构非线性动态过程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预期理论在中国利率期限结构中是成立的;中国利率期限结构具有两区制的非线性动态特征,可以按预期理论的调整强度将两种区制分别描述为"强调整区制"与"弱调整区制";不同期限利率的平均变动幅度和平均风险溢价水平会随区制状态变化而发生变化,具有区制相依性,区制间的转移具有非对称性;利率期限结构与物价压力的非线性区制划分具有相似性,物价波动是利率期限结构非线性动态变化的重要原因。     

我国贸易收支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瑟尔沃模型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也出现了外部国际收支失衡的现象.文章根据1980-2008年间中国与他国相关数据,采用瑟尔沃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和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国际收支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总体上并没有受到国际收支的约束.据此,文章提出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宏观计量模型与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一个新的宏观计量模型,综合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共同影响,利用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等方法对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证实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双向变动关系,经济增长对国防支出的弹性约为0.17;但利率与国防支出、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单向变动关系,且影响十分有限。     

国防支出与国民经济增长动态分析——基于1978—2010年数据实证研究

基于1978—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国防支出、公共部门投资和私人部门投资的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中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过程,并考察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分析表明,在改革开放后,国防支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国防支出相对额过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同时,国防支出对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拉动作用大于挤出效应,实现了国防支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     

我国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服务贸易为国际经济注入新的活力,金融业在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决定了金融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中的特殊地位.本文选取1997年至2014年的时间序列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我国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进行了协整检验.结果表明,金融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影响,然而经济增长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     

新疆农民收入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根据新疆1978年～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对中国农民收入、消费以及经济增长三个变量进行动态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农民收入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推动作用,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微弱;新疆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具有长期的拉动作用,但这种拉动作用还不是很明显。     

北京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EKC和STIRPAT模型

利用1981—2010年北京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数据,验证了两者间EKC的存在性。运用碳生率和脱钩指数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短期静态关系和长期动态关系,并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北京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北京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拐点为人均GDP为34423元;研究期间北京碳生产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6.1%;在1981—2010年期间的绝大部分年份,北京处于弱脱钩状态,脱钩指数与其经济发展阶段比较吻合;经济发展水平对北京碳排放的影响最显著,其次是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较小。     

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湖北省1993—2018年相关数据,运用VAR模型对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将绿色创新分为发明专利授权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两个要素。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发明专利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发明专利授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扩散效应”,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对经济增长先体现“扩散效应”,后体现“挤出效应”,而经济增长对两者均具有“扩散效应”;发明专利授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应积极构建绿色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长效互动机制;加大绿色创新开发投入,完善绿色创新相关制度;提升绿色创新的投入效率,加速绿色创新成果转化率。     

基于VAR模型的经济增长与投资消费关系实证分析

投资消费一直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文章运用1994~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及GDP相关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对经济增长与投资、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消费水平的提高对GDP有显著影响;投资和消费之间没有相互促进作用;投资与GDP增长也没有相互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