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金融分权的内涵,分析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3—2015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估算企业投资效率,实证检验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分权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主要体现为投资过度;财政分权加剧了金融分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分权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负效应较小。中介效应检验表明,金融分权通过影响企业银行信贷和代理成本来降低企业投资效率。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降低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弱化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竞争的激励;完善金融分权,既要求政府在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应向市场逐步分权,又要求清晰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监管权限,明确双方的救助责任。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

以财政分权为契机,选取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EA-Tobit两步法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进行测度,并探讨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整体上呈改善态势,技术进步是主要贡献因素,但效率均值偏低,地区差异明显;财政支出分权、收入分权以及财政自给率均不利于政府科技投入效率的提升;除分权因素外,市场环境、金融环境、人才环境亦对其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财政差异化支持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效率的提升、优化财政分权体制、加强体制外环境因素协同作用的政策建议。     

金融资源错配、创新战略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基于财政分权视角

文章利用2013—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对金融资源错配、创新战略与企业绿色转型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引入中国式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背景,探究在财政分权作用下三者关系产生的化学反应.结果表明:创新战略的实施能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但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中创新战略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显著削弱;金融资源错配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且在财政分权程度较高的地区中金融资源错配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金融资源错配显著削弱创新战略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削弱作用在财政分权程度较高的地区中更为显著.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通过实证分析2007-2017年间我国经济分权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发现:不考虑联动效应下,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分别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来实现;而剥离联动效应的财政金融分权本身则表现为一定的负向作用,且在东中西部存在显著异质性.     

我国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各地方财政分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研究发现,税收分权程度基本呈下降趋势,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明显高于经济发达地区;支出分权则呈分化趋势,经济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逐渐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却逐渐降低。地区间财政分权的这种差异可能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是影响生态效率的关键,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2003—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据,构建静态面板、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和生态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显著抑制了区域生态效率的提升,且该结论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替换模型、改变样本容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地区与时期异质性。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生态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2013年政绩考核体系调整之前,财政分权显著抑制了地区生态效率提升,随着中央调整地方绩效考核机制,财政分权显著促进了地区生态效率提升;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在财政分权和区域生态效率中发挥中介作用,命令强制型环境规制和治理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都具有正向影响,但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优于命令强制型环境规制。基于上述实证研究,文章提出构建财权事权匹配的分权制度,加强中央的政绩考核机制,强化环境规制,注重不同类型政策的配合使用。     

我国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各地方财政分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研究发现,税收分权程度基本呈下降趋势,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明显高于经济发达地区;支出分权则呈分化趋势,经济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逐渐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权程度却逐渐降低。地区间财政分权的这种差异可能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     

地方政府竞争、法制环境与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基于2008—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科技投入体制背景,选取2008—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Tobit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竞争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影响以及法制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具有空间集聚和溢出效应,地方政府竞争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和效率溢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省区市而言,政府间竞争不仅带来了辖区内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提升,还有助于效率的正向溢出;对于西部地区的省区市来讲,政府间竞争不仅抑制了本辖区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提高,而且对周边地区的科技投入效率具有不利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间竞争带来的科技投入效率提升具有较强的环境依赖特征,法制环境越好的地区,政府间竞争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及效率溢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为切入点,运用1995-2008年我国分省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率为风险指标,对财政分权和由财政分权引发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的赤字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都显著的影响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财政赤字水平也越高;并且由财政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的竞争效应能够更好解释地方政府的赤字膨胀,而非财政分权本身。     

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分析

中国式财政分权具有经济权利下放而政治权利高度集中、收入分权度低而支出分权度高的特点,这些特征在负面导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低下。首先对其影响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其次选取2000—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财政支出分权度、财政收入等因素对于政府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度对政府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有显著的负效应,并且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负效应更为明显,总体上随时间推移政府环境治理积极性持续下降;最后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财政分权：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测算的2012—2018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数字经济对财政分权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强化财政分权,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其机制在于数字经济发展分别通过扩大增值税规模、增加个人所得税规模和提升经济开放水平,从而强化财政分权。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分权的强化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即东部地区强化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不显著。     

财政分权程度的经验规律——基于跨国数据的分析

针对财政分权的跨国数据,本文分析发现：各国分权程度差异较大;支出分权高于收入分权,地方政府承担了比真实收入更多的真实财政支出;不含社保的分权程度要高于含社保的分权程度,意味着社保部分更多归属于中央政府。基于多种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得到中央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的经验标准。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一些国家落在了分权标准的基准线外。无论以哪种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分权程度均高于上基准线。下一步改革应坚持中央政府主导地位,同步减小收入和支出的分权程度,将社保责任更多上收至中央政府。     

地方官员结构与中国省际财政分权

传统分权理论通常将财政分权视为一个外生变量,未考虑政治结构对财政分权的影响.官员交流制度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不断改变着地方官员的构成.以交流制度实施后省委常委层面官员的构成情况作为衡量指标,本文考察了地方官员结构变动及其他因素对省际财政分权的影响,发现:一是官员交流对财政分权产生了方向相反的双重影响,即随着交流官员比例的提高,以财政收入衡量的分权水平在下降,以财政支出衡量的分权水平却在提高;二是与多数国家表现和研究判断相反,中国城市化降低了财政分权水平.     

数字经济背景下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

创新效率水平的提升可以使得地区快速取得竞争优势,而创新活动的顺利展开需要有一定的创新资源投入,财政分权制度使得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财政自主权,因此可以充分发挥财政分权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势作用。但是地方政府资源投入的高效性、中央政府监督的有效性、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等均会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会有所缓解,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等问题也可以得到较为有效的解决。文章从数字经济角度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确实可以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并且存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当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跨越门槛值之后,对于创新效率的作用力度增强,更有利于促进创新效率的提升。     

金融科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基础,也是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提升的保证。基于2011~201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出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探究金融科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反而会抑制经济增长,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会出现金融抑制问题,阻碍经济增长;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的双门限效应,呈现出非均衡性。当金融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金融科技会抑制经济发展,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科技会促进经济发展,并且促进作用增强。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金融业法律法规,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分析框架及实证检验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现状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重点围绕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展开相关研究。首先,结合当前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基本事实,勾勒和总结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并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与公共品供给偏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构建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框架;其次,对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主要来源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进行统计分解,找到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再次,以中国式财政分权有关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检验政府教育支出偏向城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式财政分权、公众参与和环境规制——基于1997—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实证研究

选取中国30个省份1997—2011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回归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和公众参与对环境规制水平的影响发现：目前,公众参与通过中国式财政分权间接影响着地方的环境规制水平,其直接影响并不显著;财政分权不利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分权程度的降低有利于公众参与作用的发挥。因此,中央政府在对地方进行分权时,应该适当参与地方环境的管理,在对地方官员进行提拔时,也要考虑公众对地方环境的诉求。另外,政府要增加公众直接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充分发挥公众对地方环境政策的影响。     

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

城乡收入差距的解决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本文主要研究财政分权在中国经济增长、地方政府行为选择与城乡收入差距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地方政府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面临着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及行为选择,并且建立了财政分权影响城乡收入分配的机制框架来分析这些行为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上市公司分配制度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公平性问题日益引起广泛关注。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众多,有微观层面利益分配机制不够完善的原因,也可能是宏观层面制度设计使然。现有文献主要从微观企业层面对上市公司分配制度展开研究。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梳理财政制度沿革历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相关性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该地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越大;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薪酬设计受财政分权改革制度的影响更大;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宏观财政制度对微观企业薪酬分配的影响较低。     

财政分权的地方财政稳固效应

本文利用1998—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过滤周期变动对财政收支的影响测度地方财政的稳固状况,同时根据中国实际分权状况,估计地方政府收支分权水平,并从收支分权与体制设计两个角度分析中国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稳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998—2012年,地方政府总体财政稳固性在下降,财政收支分权水平显著下降,且财政转移支付依赖度显著提高。其中,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对促进省级财政稳固具有正效应。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提高省级政府的自有收入占比,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调整支出结构,转移完善转移支付机制并逐步减少中央转移支付,合理深化税制改革,促进地方财政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