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教育支出对中国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

如何有效阻断多维贫困的代际传递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重要议题.经典的代际传递理论认为,教育可以通过促进贫困家庭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代际流动性以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本文利用1991-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构建多层模型考察了财政教育支出对我国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教育支出可以弱化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相关性,其中义务教育阶段财政教育支出的减贫效果显著;财政教育支出对低学历家庭子代的减贫效应比高学历家庭更为显著,对农村家庭子代的减贫效应比城镇家庭更为显著.因此,当前通过教育扶贫缓解我国家庭的多维贫困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政策的重点是完善财政教育发展策略,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形成脱贫致富的可行性能力,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     

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分析 ——基于代际传递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控制访问形式、省份、家庭规模和一系列个人特征,利用多元回归检验了子代基本特征变量和父辈自评健康状况、医疗总费用、医疗保健支出等变量对于子代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子代受教育程度和父代医疗保健支出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是正向的,其他健康变量对子代收入显著性影响.在利用分位数回归(...     

共同富裕、贸易开放与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本文利用2002-2018年期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贸易开放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来看,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经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是成立的。(2)贸易开放主要通过促进子代教育、职业向上流动显著提高代际收入流动,但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提高子代个人努力程度的两个机制作用不显著。(3)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男性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对女性子代的影响不显著,与此同时,还具有明显的“弱势群体”特点,显著提高了受教育水平较低子代、低收入家庭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助于这类子代跳出“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本文研究提示贸易开放提高了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在继续提高贸易开放水平的同时,应进一步重视提高低收入家庭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关注女性子代的收入问题。     

政府卫生支出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多层线性模型检验政府卫生支出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居民家庭存在明显的代际收入传递,政府卫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代际收入传递。（2）政府卫生支出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在不同收入阶层和城乡之间存在异质性,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在低收入阶层、农村家庭更强。（3）政府卫生支出通过影响子代健康作用于收入,进而缓解代际收入传递。政府卫生支出对健康代际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健康代际向下流动的遏制。因此应增加政府卫生支出总量、优化政府卫生支出结构,构建阻隔代际收入固化的循环传递效应机制,完善公共卫生和健康政策,有效发挥政府卫生支出改善代际收入传递的积极作用。     

人口结构、房产拥有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显露,房地产业风险上升,家庭面临的金融风险也愈发受到关注。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使用概率统计方法测度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家庭房产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第一,老年抚养比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上升则会提高家庭金融脆弱性,这种影响在不同收入家庭和城乡家庭间存在异质性。第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能够减少家庭房产负债,提高家庭房产价值,而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提高会增加房产负债和房产价值。第三,房产负债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房产价值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从维持房价稳定、降低养育成本、完善养老金融体系等几个方面减轻家庭债务负担,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     

基于收入代际传递视角的浙江区域金融创新研究

收入代际传递会使子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父辈的收入和财富水平,从而引致财富和贫困的代际传递。本文在分析国内外收入代际传递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杭州市作为典型案例城市调查样本,进行子辈、父辈收入的双对数回归分析,证实浙江存在收入代际传递的现象。以此为切入点,从家庭财富代际倾向传递、贫困代际化倾向、收入代际传递的人力资本因素和城乡差异四个角度对浙江区域金融创新的方向和内容进行了探讨,提出构建"一体三极"的浙江区域金融创新体系,以期为完善浙江省区域金融服务体系和功能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背景风险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经典资产组合理论为延伸,探讨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着重基于背景风险的视角,分析劳动收入风险、健康状况、商业及房产投资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家庭理财者的劳动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反向作用,相反健康状况和健康保障水平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正向作用,而商业及房产投资对风险金融资产表现为"挤出效应"。此外,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中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信贷约束、主观幸福感等因素并不显著。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效应与应对——基于代际收入传递视角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收入不平等扩大和经济增长降速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面临的两个重要挑战。本文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以及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CGSS数据和反事实法,以客观的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为标准对收入不平等进行分解,并结合宏观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不同来源的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文化资本代际传递造成的收入不平等未表现出与经济增长的显著相关关系。本文的发现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需要多种政策协同作用,共同阻断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同时降低收入不平等中的消极成分,即降低由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资本导致的收入不平等。     

人力资本代际传递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文章试图建立人力资本代际传递与经济增长之间交互影响的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殊的“传承怪圈”,认识人力资本代际传递（限定为学校教育投资、健康资本投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关系.资本市场的非完美性和不可分割性导致人力资本融资困难,从而阻碍低技能家庭提高技能.假设个人收入遵循非线性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引起人力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波动.个人技能的提高对技术进步产生正向影响,而技术进步本身一方面提高经济主体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要求经济主体具有更高技能,要想提高个人技能必然要求追加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文章通过建立个人劳动生产率及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和收入分布相互影响的模型,来解释人力资本代际传递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家庭持有住房、金融负债和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FPS(2018)的实证检验

房产具有投资和必需品的双重属性,家庭无论是出于投资需要还是出于生活需要而配置房产,都会占用家庭大量资产与负债,这无疑会对金融市场参与产生挤出效应。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相关数据,本文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家庭持有住房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持有住房显著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异质性检验显示该效应在非农业户口家庭以及购房成本较低的居民家庭中更为显著。同时,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家庭持有住房会通过减少家庭的金融负债降低金融市场参与。因此,政府应更加关注居民住房问题,缓解居民住房贷款压力,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繁荣,增强经济活力。     

房产货币化对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房产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货币化趋势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Chetty和Szeidl（2017）的两期跨期资产决策模型和2017年CHFS调查数据研究了城乡居民房产货币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产货币化对城市和农村地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均产生正向影响,不仅会提高家庭参与金融资产投资的比例,而且还会提升风险资产的参与率,即房产货币化的财富效应大于挤出效应,但房产货币化的财富效应会随着房产数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小。相比农村地区而言,房产货币化对城市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参与率的正向影响更大,房产数量增加对城市房产货币化财富效应的影响作用也更高。     

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反馈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ARLS全国基线调查数据

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反馈是本土化家庭养老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论文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基线数据,以亲子两代分居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非条件logistic模型,分析了微观领域影响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反馈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个体因素层面,年龄对代际经济反馈呈现正向显著性影响,受教育程度则为负向显著性影响;在家庭因素层面,子女数量以及对孙辈的投资状况等因素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反馈存在着正向显著性影响。基于数据结果,论文提出了加强对农村高龄老年人的关注、加快农村养老制度建设以及积极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等对策。     

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细致考察了生命周期、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和财富构成的影响及区域间影响差异。研究发现,老龄家庭对房产、银行储蓄的持有比重更大,而对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持有比重更小;家庭老龄人口比重的提高,会促进家庭银行储蓄和房产的投资,同时,会抑制家庭对股市、基金等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人口学变量如家长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规模等和家庭财富、收入对家庭财富构成也都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年龄结构在中西部地区,对城镇居民家庭股票、基金投资行为的抑制效应要高于东部地区,而对家庭房产投资的边际影响要低于东部地区,同时,年龄及年龄结构可以通过降低家庭风险偏好和提高预防性储蓄进而影响家庭金融投资决策。     

农村空巢老人代际经济支持状况及影响因素——以湖南省石门县为例

基于湖南省石门县农村地区空巢老人的调研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考量空巢老人的代际经济支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农村空巢老人的代际经济支持状况以净供养型为主,其次为净抚养型与供抚平衡型;性别、年龄、自评健康状况、月收入、子女经济情况及居住状况对空巢老人代际经济支持类型具有显著影响。鉴此,可从家庭、村落与社会三级层面优化家庭代际互助模式,创新村落帮扶协助机制,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家庭资金借出的影响

为了实现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的和谐稳定发展,论文以民间借贷市场为视角,立足于家庭资产方,研究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家庭资金借出的影响,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村家庭资金借出行为,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增加了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进而促进了农村家庭资金借出行为。同时,研究还发现,社会网络越强的农村家庭,外出务工经历对其资金借出的影响越强。第三,异质性结果表明,外出务工时不同的工作类型对其家庭资金借出的影响不同,其中在外务工为打零工和合同工时具有显著影响,在外务工为创业时,其结果不显著。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削减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家庭资金借出的影响。论文研究首次探究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家庭资金借出的影响,对构建农村金融体系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政策启示。     

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结构及风险调查

为深入了解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结构,厘清全区城镇住户部门财富状况及是否存在债务风险,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对全区12个盟市20个样本城市(含县级市)共635户样本家庭进行调查,运用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家庭资产分化明显,资产配置不均衡,年龄、学历、家庭人口数和收入等因素会对家庭财富产生影响;资产负债率总体稳健,结构化特点显著,融资方式较单一;城镇居民偿债能力总体较强,年轻家庭偿债压力较大。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房产集中度高或增加居民整体资产风险,债务增速高于收入,居民负担持续加重。     

房产财富变化如何影响家庭储蓄率 ——基于家庭层面的微观证据

研究房价上涨如何影响家庭储蓄率具有重要学术及实践意义,但已有相关研究依然存在分歧.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控制房产交易,以固定效应模型更准确地分析了房价上涨引起的房产价值增加对有房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实证发现,家庭房产价值增加1％,家庭储蓄率会降低3.6％,以人均土地供应面积作为房产价值工具变量的2SLS回归结果依然稳健.由于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以房产为主,房价快速下跌将会降低家庭财富水平,迫使家庭大幅增加储蓄,降低居民效用水平,而房价快速上涨,则不利于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满足.在此背景下,稳房价应该成为政府管控房地产合理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     

房产财富变化如何影响家庭储蓄率 ——基于家庭层面的微观证据

研究房价上涨如何影响家庭储蓄率具有重要学术及实践意义,但已有相关研究依然存在分歧.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控制房产交易,以固定效应模型更准确地分析了房价上涨引起的房产价值增加对有房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实证发现,家庭房产价值增加1％,家庭储蓄率会降低3.6％,以人均土地供应面积作为房产价值工具变量的2SLS回归结果依然稳健.由于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以房产为主,房价快速下跌将会降低家庭财富水平,迫使家庭大幅增加储蓄,降低居民效用水平,而房价快速上涨,则不利于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满足.在此背景下,稳房价应该成为政府管控房地产合理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     

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住房负债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北大核心

家庭住房负债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正规住房负债与非正规住房负债对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利用2013—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规住房负债显著促进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非正规住房负债显著抑制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其中,有息借贷家庭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财富水平是住房负债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正规住房负债对经济发达地区家庭、多套房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非正规住房负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一套房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从住房视角为非正规金融领域研究提供了文献补充,为规范资本市场、防范债务风险、突破家庭财富约束等方面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