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销售与未来股票收益

本文通过分析相关上市公司在电商平台的线上销售数据,发现线上销售增长可以预测未来股票收益。根据线上销售增长率构建投资组合可以获得月均1.27%的超额收益,经三因子、五因子模型调整后收益率分别为1.40%和1.35%,并且该超额收益在较长时间内不会逆转。横截面回归结果显示,线上销售增长与未来股票收益显著正相关,并在控制其他市场异象因子后仍然显著。此外,本文还发现线上销售数据的预测能力主要集中在投资者关注有限、线上销售占比高以及套利成本高的公司,其投资价值来源于对公司未来基本面信息的预测能力。进一步研究表明,同时利用线上销售指标和营业收入指标进行投资可以获得更高的超额收益。在考虑业绩预告和业绩快报对线上销售指标预测能力的潜在影响后,结果依然稳健。     

P2P借贷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溢出机制:中国股市2015年异常波动期间的证据

本文认为,P2P借贷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两类溢出联动机制,即替代效应机制和互补效应机制。替代效应指的是P2P投资者资金配置导致两个市场行情呈现负相关;互补效应指的是P2P借款者杠杆融资导致两个市场行情正相关。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事件分析法,量化研究了股市异常波动时期市场间溢出的具体表现。从P2P市场对股市溢出来看,P2P市场是拉动股市大幅上涨的重要资金渠道,但没有证据表明P2P市场是造成股市大幅下跌的直接原因。从股市对P2P市场溢出来看,股市大幅上涨对P2P市场的影响较弱,但股市大幅下跌会对P2P市场行情产生显著影响。上述现象均可由替代效应机制或互补效应机制进行解释,且这两类机制在不同股市周期和股票板块之间具有较大的异质性。     

我国上市公司高送转公告效应的实证研究

为检验上市公司定高送转预案公告发布对其股票价格的影响,本文以2009年至2010年沪深两市推出高送转预案的28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公告日前10日至公告日后20日为事件窗口,运用事件研究法对高送转公告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具有明显的高送转公告效应,上市公司高送转预案公告发布前后股票具有显著的正价格效应,会产生持续的累计异常正收益;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部分投资者通常会提前获得有关高送转的内幕信息并提前买入,并以此获得可观的超额收益,而普通投资在公告发布后买入只能获得小部分的超额收益并且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Equity returns,bond returns,and the equity premium in the German capital marke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equity returns, bond returns, and the equity premium in the German capital market for the period from 1870 to 1995. Taken together, the studies reviewed provide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over longer investment periods, average equity returns have been higher than average bond returns. These excess returns, however, have been highly volatile and negative in many years, illustrating the higher risk of equity investments. Moreover, market timing had a major positive or negative impact on overall returns. Despite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of a substantial equity premium there is still little equity investment by German households.     

中美贸易摩擦对国际贸易板块的冲击 ——基于事件研究法

中美建交40周年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既有合作又有摩擦.自2018年3月美国向中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导致国际贸易板块剧烈波动,引发投资者恐慌情绪.本文基于事件研究法,分析正面和负面中美贸易摩擦新闻事件分别对国际贸易板块的影响,首先通过对窗口期平均异常收益率进行分析,为投...     

我国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实证研究

根据投资者情绪是股票价格形成重要影响因素这一研究观点,围绕投资者情绪是否构成系统性风险及其对不同类型股票的差异化影响,运用我国股市交易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不构成股市的系统性风险,但对不同市值的股票有着差异化的影响,随着股票的\"投机性\"增加,投资者情绪对其影响也增大.此外,投资者情绪会削弱股票收益与其波动的正相关性,且对于\"投机性\"越高的股票,这一影响也越大.     

上市公司综合盈利水平与股票收益

本文基于2000-2017年上市公司的财务及股票交易数据,研究了上市公司综合盈利水平与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目前资产定价文献中较新的偏最小二乘法和组合预测法,从12个衡量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中提取了一个测度上市公司综合盈利水平的指标。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综合盈利水平能够显著预测未来股票收益。使用单因子偏最小二乘法、取12个月斜率的平均值构造的综合盈利水平最有效,以其构建的多空对冲投资组合能产生15%的年平均收益,夏普比率达到0.75。与此对应,组合预测法提取的上市公司综合盈利水平的预测能力稍低,但依然显著。在控制了其他公司特征变量后,综合盈利水平对于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依然稳健。本文还从经济机制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综合盈利水平对收益的预测来源。我们发现,上市公司综合盈利水平与股票预期回报的正向关系在投资摩擦更低的组中更高,而在错误定价程度更高的组通常更低。这些结果支持了基于投资摩擦的Q理论,而与行为金融的错误定价理论相悖。     

南橘北枳:A股市场的经济关联与股票回报

本文系统检验并比较了中国A股市场中行业动量、区域动量、供应链动量以及科技关联动量等经济关联动量的显著性及预测周期。本文发现,中国股票市场中经济关联因子呈现出与美国股票市场不同的规律,在月度层面行业动量显著,而科技关联因子只在周度上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进一步分析科技关联动量发现,中国股票市场中科技关联因子能预测目标公司未来1-3周的股票收益和未来基本面的变化,据此构建的多空策略能够产生周度0.16%的超额收益(年化8.67%);机制检验发现,科技关联因子预测期短的原因是由于中国股票市场中存在较多具有博彩倾向的散户投资者;有限注意和市场摩擦两个机制检验证明科技关联动量源自错误定价。进一步检验发现,科技关联动量在国有企业和创新政策颁布后更加显著。本文补充了现有A股市场的动量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股票市场规律、提升资本市场有效性。     

中国上市公司参与银行理财产品市场投资特征

本文对参与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模型检验,分析了其参与时的数据特征及申购动机。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参与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深度与其最新一期现金余额及等价物规模、净资产大小成显著正相关关系。就整体及平均水平而言,上市公司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中小企业时,参与银行理财产品市场越深入,不论中央国企还是地方国企,参与深度都高于私人企业,相对于地处东部沿海城市的企业,处于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参与银行理财产品的深度较大。相对于私人企业和地处东部沿海城市的企业,公司为地方国有企业并处于中西部地区时,上市公司参与银行理财产品的弹性较低。同时,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显著影响上市公司参与理财市场的深度和弹性。     

Reforming the US IPO market: lessons from history and theory

The current US IPO market is inefficient and unfair. To protect their own balance sheets, US investment banks systematically underprice offerings. To ration the cheap securities, the investment banks utilize various nefarious nonprice rationing techniques, including kickbacks. Regulators should reform the market by loosening restrictions against issuers.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market (1781-1861) shows that unregulated IPO markets can function efficiently. Early US corporations successfully sold equities directly to investors without the aid of intermediaries because they could overcome information asymmetry cheaply. Today,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is again decreasing the cost of reduc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investors and issuers. Regulators could improve upon the past, however, by allowing the market to price ration new shares via an auction method.     

欧债危机国家国债与股票收益率相关性研究

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国家国债与股票市场的相关性呈现出新的特点。在深入分析国债和股票市场风险传导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分析两者关系的理论框架,将股债相关性的变化归因于贴现率、资金流、风险三大因素的复合效应。利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德国的数据,对国债和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进行了多角度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本文的理论框架能够很好地解释危机前后各种股债关系的变化。     

基于长期超额收益率的不同资产重组方式绩效实证研究

选取控制权未发生转移型的资产重组事件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市场模型法从不同资产重组方式的角度对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所有发生了资产重组但控制权没有发生转移的上市公司样本只有采取了其它资产重组方式的上市公司有好的超额收益且较稳定,而采取股权转让方式的上市公司获得的超额收益最小.     

通货膨胀如何影响股票回报——基于债务融资的视角

大部分研究发现实际通货膨胀率与股票回报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对于两者为何呈现这样的关系并未提供相关的实证证据。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通货膨胀到股票回报之间中间渠道的认识与分析。因此,本文依据我国通货膨胀指标,基于通货膨胀影响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研究视角,实证检验发现,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企业会增加债务融资,而债务融资比例的上升进一步提升了企业风险,并且通货膨胀与股票回报的负相关关系主要通过债务融资渠道进行传导;上述现象在国有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通货膨胀与股票回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解释视角。     

估算中国的IFDI和OFDI——来自“避税天堂”与返程投资的证据

本文梳理了现有文献对离岸金融中心导致的直接投资头寸统计偏差进行修正的方法,详细比较了直接投资头寸数据集的优劣差异,并以CDIS宏观数据集为基础,引入Orbis微观企业数据库作为重要补充,对直接投资的动机按避税目的和境外上市目的进行区分,以此估算我国的IFDI和OFDI存量。结果表明:(1)估算后,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IFDI调减1.1万亿美元,其中超过80%是出于避税目的进行的返程投资;(2)考虑VIE架构境外上市企业的影响后,返程投资占比增长至近37%,规模约1万亿美元,其中VIE架构境外上市企业贡献了16%;(3)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经过“避税天堂”进行中转的现象,其中最终投向英属维尔京群岛的OFDI存量约占1/4,是我国实际OFDI的最主要投向地。     

美国国际投资头寸的规模与结构变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对外债权和对外债务相对快速增长,由于对外债务的增速快于对外债权的增速,形成了庞大的美国国际投资净债务头寸,美国已经由一个对外净债权国演变成一个对外净债务国,而且对外净债务还在急速膨胀。美国政府部门对外净债务是美国对外净债务头寸的主要构成部分,外国政府部门则持有大部分对美国的净债券,正是庞大的美国政府财政赤字造成了美国的对外净债务,也正是外国政府部门持有的外汇储备支撑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     

基于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方法的股票投资价值分析--关于中小企业板的初步研究

随着市场投资理念逐步转向价值投资,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将更受关注.中小企业板作为新兴的资本市场板块,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利用38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2004年会计和财务数据,运用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方法对其盈利、成长扣扩张能力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并据此归结出整个板块股票的分类及其特点,为投资者和市场各参与主体有效把握中小企业上市公司及其成长趋势提供借鉴.     

我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是否有助于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还不具有财富效应,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习惯。不过,我国股票市场已经存在一定的投资效应,但这种影响还比较小。本文认为,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的作用非常有限,所以不能企图通过刺激股市来推动经济增长。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Equity financing activities and European value-growth returns

This paper extends the U.S. evidence in Bali et al. (2010) to European stock markets. Like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value-growth returns are strongly dependent on the valuation signals contained in the firm’s equity financing activities. The high returns of value firms are due to value purchasers, while the low returns of growth firms are due to growth issuers. Among value issuers and growth purchasers, there exists no value premium at all. The large return difference between value purchasers and growth issuers cannot be explained by common risk factors. However, employing Piotroski and So’s (2012) recently proposed market expectation errors approach shows that the observed value-growth returns can be attributed to mispric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