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农产品大市场的影响效应分析

选取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农产品大市场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全国统一农产品大市场建设,且二者间关系呈倒“U”型特征;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农产品大市场建设的推动作用在东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显著,在西部地区不显著;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农产品大市场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本地区全国统一农产品大市场具有直接促进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较强的挤出或竞争效应。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

把握数字经济与劳动力配置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中国加快经济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本文阐释了数字经济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理论机理,构建城市层面的劳动力统一大市场指数,利用2011—2019年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提升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水平,同时降低了区域劳动力配置的均衡偏离程度。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能够降低就业转移成本、增加部门就业需求,扩大就业;数字经济有利于改善创业环境,鼓励居民创业;数字经济可以减少政府治理劳动力流动成本,提升政府公共治理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城市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本研究对各地更好地理解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机制,对于更科学地制定和调整治理策略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经济如何打破省际贸易壁垒——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中国经验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驱动产业创新发展、建设有序竞争市场环境、加速要素自由流动,进而跨越行政区划和地理客观因素限制,助力破除省际贸易壁垒和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和国内大循环的健康高效运行。基于此,本文运用价格指数法生成我国省际贸易壁垒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综合形成2013—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省际贸易壁垒的弱化效应较为显著,数字经济还能够突破行政和地理客观限制造成的贸易壁垒。本文深入分析、测试和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省际贸易壁垒的影响效应,为建设更加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及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从数字经济角度切入的政策参考。     

迈向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利用相对价格法,基于我国地级市层面行业平均工资数据测度了2003—2019年不同区域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数,并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和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显示：我国各类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数呈现周期性波动变化,且均随时间显著趋于收敛统一;对于全国城市间、相邻城市间和同省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水平均显著高于中部地区,且在2011—2013年间出现了较强跨区整合性;国有经济就业占比、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分割,高速公路密度提高则显著降低了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     

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平台经济再定位

平台经济是历史的、时代的、动态的范畴,是数字时代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平台经济是依托于数字技术和平台、高效服务经济社会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是高度集聚各类市场的新兴经济组织形态。平台经济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数字技术支持、数字资本支持和流通效率支持,通过集聚各类要素市场、构建现代流通网络、打造数字有为政府和完善信息交互渠道,将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织牢基底密网,畅通经济循环关键堵点,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但与此同时,私人资本控制下的平台经济也存在数字剥削、数字垄断、数字鸿沟和资本逻辑强化等问题,应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加强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引导和规制,科学提升平台经济站位,把平台经济的效率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好结合起来,赋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畅通“双循环”关系探讨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先后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布局。文章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发现“两个战略”的提出具有相同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也都是中国现阶段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双循环有两个重点：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双循环在国内循环部分的具体落实。统一大市场建设是畅通“双循环”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具有扎实的现实基础和广阔潜力;而要实现统一大市场建设与畅通“双循环”协同发展,关键在于解决收入差距和市场分割两个重点问题。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采用2011—2017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既可以通过提升市场潜能所带来的消费扩容效应,又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结构转换效应来促进劳动力流动,并且结果表现出一定的稳健性。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点存在显著差异,其效果呈现出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的递减态势;从劳动力的技能分组来看,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对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则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其影响在突破点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特点。从空间效应来看,数字经济所具备的共享性和高渗透性,使得相邻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但会对本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效应,而且还会对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产生正向效应,具体表现为“空间互补”性。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资源配置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构建多部门和多区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定量研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过去20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能够刻画生产率、产品流动性摩擦、劳动力流动摩擦以及投资效率的动态变化特征。通过将模型应用于30个省级行政区域并进行校准,本文研究了中国从1997—2012年间的经济增长,发现生产率冲击和投资冲击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此外,贸易壁垒冲击和劳动力流动成本冲击也对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相对国际贸易壁垒对经济的影响,省际间贸易壁垒冲击的影响更强。此外,劳动力流动成本冲击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伴随时间推移越来越重要。利用本文的模型,我们还在一般均衡视角下分析了广东省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区域传导效应以及北京和上海劳动力流入壁垒上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通过数值模拟分析还发现,对劳动力市场和产品流通进行改革以构建更高层次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减少劳动力流动摩擦和产品流动摩擦,能够进一步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意义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国经济领域实施的重大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践。从深刻的理论逻辑层面去理解我国为什么要实施这一重大战略,有助于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行动形成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共识。本文从市场经济、生产-市场矛盾、大国优势的理论视角去解析了这一重大战略背后的理论逻辑,揭示了作为一个大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过程中,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必然性,阐释了这一战略在当前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随着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创新突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对数字经济的概念内涵与核心特征系统总结的基础上,立足"微观-中观-宏观"分析框架,探讨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微观层面,数字技术驱动下的关键要素成本递减与网络效应不仅有助于企业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而且有助于改善配置效率,实现"数量-种类-价格"的多元、动态均衡;中观层面,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创新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宏观层面,数字经济不仅可以通过丰富要素来源、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和资本深化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且通过技术创新和扩散效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及实证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能快速渗透到各个领域,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为探究数字经济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层面进行机理分析,其次基于信息化、互联网和数字交易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15—2020年我国30个省市的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最后考察数字经济及其三大分项指标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分析其可能存在的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显著促进高质量发展,成为各省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2）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经济提质增效,而东部地区的赋能效果不显著。（3）数字经济中的信息化和数字交易发展对高质量发展有正向作用,而互联网发展对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反向推动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围绕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展开研究,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赋能机制,然后分析数字经济通过中介变量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间接传导机制;其次,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赋能效应显著,还能够通过人力资本、产业升级、创新能力的传导效应间接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最强,依次为人力资本、产业升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实力相对较强的地区,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更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仅应重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还应该关注其间接赋能机制。     

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兼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数字技术本身的新突破可以提高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治理效率,促进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本文结合2007—2021年企业数字专利和异地设立子公司的证据,探究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可以促使异地子公司利润分回母公司,进而提高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产业化行业和非数字经济行业、同一经济圈以外以及市场分割程度较低地区,数字技术创新的赋能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没有数字技术创新的企业,数字化战略也有助于企业跨地区发展,但促进效果并没有前者强。此外,虽然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企业资本流向更为发达的地区,但有利于缩小母子公司所在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差距。本文从企业异地发展的角度揭示数字技术创新助力企业资本跨地区流动的重要作用,检验地理性二元经济理论的中国实践结果,为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政策制定、巩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重要的经验证据。     

芯片半导体产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研究

芯片半导体产业是当前构建数字世界的基础产业,产业的发展程度是一个国家芯片半导体产业能力的重要象征。自2018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芯片半导体技术封锁的趋势不断增强。如何加强芯片半导体产业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芯片半导体产业的遏制,这是当前中国芯片半导体产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命题。本文探讨了芯片半导体产业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涵和特征,分析了中国芯片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优势和挑战,并从大国博弈视角对中国芯片半导体产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集聚与创新：从人才流动体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并实现高效集聚,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要领,而要素集聚特别是人才集聚有助于激发区域发展的规模效应,从而构筑起区域创新能力建设的关键支撑。实证结果表明,人才集聚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说明集聚能够通过增强区域发展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才集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区域生活成本抬升所带来的区域创新激励被抑制的问题,并且集聚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发达地区更加明显。文章的政策含义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推动人才等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对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而提升经济社会的总体运行效率具有重大意义。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基于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

我国推动共同富裕恰好与迈入数字经济时代在时间上相吻合,在均衡共享等内涵上相契合,故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必然依托于数字经济形态。本文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辨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推动共同富裕：首先,从市场机制、要素分配制度、新分配关系三个方面梳理数字经济的收入分配一般分析框架,提出数字经济要坚持市场化运行规则,并要处理好数据要素的分配以及新业态、新模式下的新分配关系;其次,从初次、再次、三次分配视角详细分析了数字经济活动中的分配问题,并发现数字经济总体上改善了收入分配关系,使不同群体、地区和城乡的分配更加均衡;最后,从长期视角提出了数字红利被少数平台垄断、公平分配机制尚未形成、创新越来越形式化等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问题并据此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有为政府及其与市场关系优化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极其广泛,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推动,必须更加坚定有为政府的角色定位,更加准确把握有为政府的内涵,更加科学地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构成一国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我国在市场化改革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独特模式,但也存在着重要挑战,两者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要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要从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理解有为政府及其与市场的关系,要从央地协同、国家竞争力视角思考与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进一步优化,并重视借力数字经济与借鉴发达国家相关经验,以推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