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能够降低房价吗——基于DID方法对我国房产税试点的评估

基于2006-2012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DID(倍差法)检验了上海、重庆房产税试点对商品房价格、商品房中住宅价格以及住宅中高档住宅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房产税试点中不存在明显的政策预期效应;房产税试点显著降低了住宅价格,但对商品房价格和高档住宅价格影响不显著。因此,对房地产市场调控而言,仅仅依赖房产税政策将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需结合其他手段进行综合调控。     

金融科技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金融科技作为数字技术驱动下的金融创新,对于实体经济下的微观企业经营发展有着密切影响.本文以生命周期为视角,利用2011-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内在机制.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起着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作用效果较为显著,而衰退期的作用效果不明显.金融科技通过缓释融资约束与降低融资成本、加大研发投入与提高创新产出两个机制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金融科技政策支持体系的优化和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激励提供了实证证据和政策启示.     

基于KMV模型的中国上市银行信用风险度量研究

信用风险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运行与各类商业往来中,是我国金融体系中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之一。精准有效地度量信用风险,能够有效控制因违约事件发生所造成的经济运行成本,对于帮助金融机构和广大投资者合理选择风险管理策略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基于我国10家上市商业银行2019年的财务数据和股票交易数据,运用KMV模型进行信用风险度量,对各商业银行的违约距离和预期违约概率进行计算,根据实证计算结果,做出分析总结并给出完善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体系的几点建议。     

基于KMV模型的我国上市银行信用风险度量研究

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风险之一,信用风险的产生会增加交易成本、降低投资者投资意愿,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公司通常会采用信用风险度量方法及时预测信用违约情况,以提高公司风控能力,保证信用交易的正常运行。而KMV模型具有良好的风险预测能力,可以为银行违约风险监管提供参考。故选取我国14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基于2020年样本银行的财务数据及股票数据,运用KMV模型进行信用风险度量,并提出建议与总结,以期完善信用风险度量实证过程,加强上市银行防控风险能力。     

政府补贴能促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演化博弈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分析

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做大做强制造业、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Hotelling模型,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市场竞争强度下政府补贴力度变化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选择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政府补贴能有效激励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但只有达到一定的阈值才会发挥作用;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弱化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且对资金能力较弱的制造企业弱化作用更为明显;数字化转型存在的协同效应能有效推动制造企业选择数字化转型策略,但在市场竞争强度较大时,协同效应表现并不明显。     

经济周期、经济转型与企业系统性信用风险——基于ECTM模型的实证研究

我国企业的系统性信用风险根源于经济周期和经济转型两方面,但已有研究对经济转型因素缺乏足够重视。文章构建了ECTM模型,筛选出对我国企业系统性信用风险有显著影响的两个经济周期因子和三个经济转型因子,并刻画其作用方向和程度。结论显示,未来我国企业所有制多元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系统性信用风险,但外贸依存度的下降则可能给相关企业带来冲击。我国银行业应加强对企业系统性信用风险的监测和防范。     

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吗

中国传统关系契约信任的非正式制度促使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现象普遍存在,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基于2007—2019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分析数字化转型与大客户依赖之间关系的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地降低客户集中度,减少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该结果在通过平行趋势与安慰剂检验、更换变量度量指标和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就作用路径而言,企业竞争力和信息透明度的提升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客户集中度的两个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截面差异发现,在管理层能力较强、高技术行业、市场份额以及外部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的负向作用更加显著。上述结果不仅丰富了客户集中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有效地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提供经验证据,还为地方政府制定差异化政策以促进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依据。     

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时代及追求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探究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本研究基于2008—2021年26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试点为政策干预,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回答了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否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政府数字化转型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能存在的机制。研究发现：(1)政府数字化转型会显著正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2)政府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3)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政府压力调节作用的影响,财政压力小的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更有利于促进所在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为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要大力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积极夯实政府财政保障能力等。本研究为如何更好的发挥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实践方向。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吗？

近年来,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的一项重大选择,但数字化转型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资本市场股票错误定价尚不可知。基于沪深A股2014—202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传统行业中,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效果更加显著。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信息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与股票错误定价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文章不仅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范围,也为抑制股票错误定价提供了新思路。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稳就业吗？——来自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危机期间重塑业务形态、强化经营韧性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危机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具体在疫情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每增加1%使得就业规模相对增长2.7%。其中,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广化效应”与“深化效应”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其就业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在疫情严重城市、数字生态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最后,企业在危机期间推进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员工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为维护危机期间社会稳定以及双循环战略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微观层面的具体体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其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通过创新激励和信贷融资渠道实现;CEO信息技术背景和CEO风险偏好均强化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效果在具有不同产权性质、技术禀赋、生命周期阶段以及经济政策环境中的企业具有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影响随门槛值的提高逐渐增加;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倒U型”关系。     

数字化转型如何提升制造业生产率——基于数字化转型的三重影响机制

本文提出数字化转型的三个维度及其测度方法,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9年的年度报告,使用文本挖掘算法获取部分数字化转型的数据,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生产率的三重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总体来看,数字化投资对生产率没有直接影响,但有显著的间接影响和互补影响。2013年以后,数字技术应用对生产率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而业务模式转型则兼具三重影响机制。这些显著性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中呈现较大差异。因此,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要在数字化投资的基础上加快数字技术应用与业务模式转型,同时要重视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多种因素间的互补机制,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奠定良好的数字投资基础,同时还要补齐数字经济的发展短板,重点关注中小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     

金融科技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协同演化机制及区域协同差异——基于哈肯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探究我国金融科技—制造业绿色转型复合系统自组织协同演化机制,在对复合系统协同演化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哈肯模型,利用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析金融科技—制造业绿色转型复合系统的区域协同差异。结果表明,制造业绿色转型是控制复合系统协同演化结构和方向的关键因素;金融科技与制造业绿色转型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形成抑制复合系统协同演化的负反馈机制;样本期内,我国金融科技—制造业绿色转型复合系统协同水平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区域协同差异较小但呈扩大趋势;四大经济区域协同水平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出为界,呈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东部地区协同水平差异远大于其它地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协同水平差异相当,东部和东北地区协同水平差异均呈扩大态势。     

区域创新发展与政府引导基金关系研究——基于DID模型分析

自2015年11月财政部出台《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以后,涌起了一波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的热潮,各地纷纷设立引导基金并不断扩大其规模.本文从区域创新发展的角度出发,选取2015-2020年创业投资基金相关样本企业,建立DID模型,研究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创新发展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对于企业创新呈现显著正...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吗？

在我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商业信用融资。作用渠道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企业市场地位和增加信息透明度吸引商业信用融资。此外,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处于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结论探索了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表现,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结果因素的研究。     

现代农村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体系建设研究

以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为标志的金融科技时代已经来临,为应对数字化发展趋势和跨界竞争,现代农村商业银行必须进行数字化转型。本 文通过调研走访若干浙江省内数字化转型后效果显著的农村商业银行,揭示其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建设关键、建设基础、建设规划和建设应用实践。 农村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是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要而展开的一项全面数字化建设工程,其中要特别关注其建设规划、建设关键、建设基础和建设应 用。建设规划要贯彻以客户为核心的顶层设计理念,具体从三个维度进行数字化全方位转型;建设关键要明确总体目标、发展思路以及实现路径;在 夯实银行大数据的建设基础上,建设应用实践中的要点是进行客户分层、渠道分流以及产品创新和营销分析,以实现现代农村商业银行集约经营、高 效管理与科学决策。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韧性？ ——基于双元创新视角

数字化转型是促进企业韧性形成并塑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通过以广东省、江苏省等地区的339家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数字化转型分别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同时,双元创新对企业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地,企业通过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分别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从双元创新视角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作用机制,验证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韧性的关系,也为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通过双元创新来提升企业韧性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了理论指导。     

异质性风险偏好、市场摩擦与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消费和投资效应——基于Diamond世代交叠模型的理论分析

文章以个体跨期最优化行为为基础,从居民异质性风险偏好和市场摩擦视角考察了我国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消费、储蓄与投资效应,得出如下的结论:首先,中国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将引发境内外居民和投资者的储蓄和投资跨境“局部转移”或“全部转移”,其转移的规模和方向取决于内外资金融企业及市场的绝对和相对投融资效率.其次,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将有效提高社会中退休群体的消费水平,对年轻群体消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则取决于代表性个体的异质性风险偏好:如果代表性个体是风险厌恶、风险中性和风险偏好的,则金融创新将使年轻群体的消费量增加、不变和减少,储蓄量和投资量减少、不变和增加,储蓄转化为资本积累的规模减少、不变和增加.最后,政府应依据内外资金融企业和市场的相对投融资效率来确定金融创新的速度、深度和时序,以减小金融创新的“转移效应”对实体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强烈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