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影响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今时代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但目前学界对军民融合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创新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2012-2022年我国93家军民融合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军民融合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且存在提升人力资本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影响机制。另外,环境规制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军民融合企业的创新效应,而环境规制与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存在“U型”关系。此外,非国有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更显著。结论丰富了相关研究,同时为军民融合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数智化和制造企业创新质量——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分格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企业层面的数智化指数,实证检验了数智化对制造企业创新质量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以及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数智化和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具有行业异质性;(2)研发投入的负向调节效应主要表现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中;(3)人力资本促进了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质量,对数智化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     

资源型城市中资源型产业升级的政府与企业投资博弈研究

资源型城市转型是我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资源型产业的升级则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所在。这其中，如何有效调动城市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显得格外重要。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资源型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和企业间的投资关系，以及双方升级成本的分摊，并对双方在产业升级中所持态度的经济学含义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受政府投资比例的大小影响，政府投资过多并不一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以及如何赋能企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的研究话题。本文基于2015～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熵权法构建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并明晰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发展绩效,引入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大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更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效应和研发效应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绩效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传统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传统能源企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投资效率,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在数字化转型和投资效率之间发挥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投资不足、非国有性质和东中部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助力传统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资本市场良性投资发展。     

数字化转型、出口增长与低加成率陷阱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引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基于一般均衡的理论推导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在具体实现机制上，会因数字化转型方向不同，致使价格和非价格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本文进一步采用文本挖掘方法获取企业微观层面相关数据并结合宏观指标，在科学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基础上，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从整体层面看，数字化转型并没有推动企业出口动能从价格竞争成功转向非价格竞争，反而会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换言之，数字化转型推动的出口增长主要依托强化价格竞争机制得以实现。出口企业数字化转型侧重于跨境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和消费层面，基于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为主的数字化转型尚未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失衡”是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的关键，因此，依托数字化转型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注重跨境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层面的数字化转型，而且需注重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的实际影响...     

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来自各分行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积极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1年制造业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分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有效促进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其影响机制为：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创新激励和提高制造业群体数字化水平来实现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对中低技术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以数字产业辐射力为靶向构建行业交流平台；以产业数字化为靶向激发制造业的创新活力；以数字化生产力为靶向加强制造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干预、金融错配与企业创新——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建立了一个存在金融错配的厂商创新模型， 并将政府干预引入模型， 分析发现金融资源错配抑制了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而政府干预的影响是复杂的， 取决于政府干预手段对企业的直接作用以及其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对企业的间接作用， 且这两种作用通常是相反的， 即金融错配会削弱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 2010～2016 年间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 并且发现非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更高的研发强度。指出加大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资源配置和政府补助，加快竞争性国有企业行业改革等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     

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等多种计量技术,实证检验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企业产权性质和生命周期方面的异质性,提高市场化水平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强化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风险投资持股可以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企业经营风险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的研究开拓了从股权视角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思路,对于推动企业加快融入数字化时代,拥抱数字场景新变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 ——基于外部治理环境的视角

本文选取 2012～2017 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通过构建企业创新、 环境绩效与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三者关系的固定效应模型, 提出相应研究假设并实证检验了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呈显著的U 型关系; 政府干预程度低以及法治水平高的地区, 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 U 型关系更加明显; 国有企业中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 的U 型关系更加明显。 此外,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公司规模、 盈利能力对环境绩效亦产生显著正向影 响。 以上的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和政府的环境保护实践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数字化、溢出效应与企业绩效

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企业异质性,从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环境和内部经营管理效率两个角度检验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最后实证考察数字化在行业内和城市内对企业绩效的溢出效应。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数字化显著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高,并且对小企业、北方地区、国有企业和数字化水平较高行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检验结果发现,数字化能够同时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环境和提高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效率。企业所处行业和城市的数字化水平均会对其绩效产生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在不同类别企业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企业自身数字化、行业和城市溢出效应均会降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绩效,而在内部经营管理效率方面,只有企业自身数字化水平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     

数字化转型、投资环境与创业投资——基于双重调节效应模型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本文将投资环境细分为信息环境、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并基于双重调节效应模型,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影响的机制路径,结果表明：企业信息环境越好,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并且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能够强化信息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业投资,进一步提升企业账面价值、市场价值和创新产出,为数字化转型和创业投资赋能企业发展提供了新证据。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创新基金投向:传统转型企业还是新生企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技术突破离不开政府资金的引导和推动,政府创新支持资金的具体投向以及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按照来源分成传统转型企业和新生企业,分别考察两者不同的创新特点,采用Bootstrap组间差异检验方法研究了企业进入时机、企业规模对这两种类型企业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同一时点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传统转型企业与新生企业相比具有较小的研发创新激励。通过区分企业不同的研发激励特点,政府才能更有效的对企业实行创新支持政策。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对于需要在传统产业基础上通过技术融合形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为了弥补传统转型企业的研发不足,政府创新基金投向重点应是传统转型企业;而对于需要通过技术跨越形成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政府创新基金投向重点应是研发激励较大的新生企业。政府创新基金还需针对传统转型企业和新生企业的不同创新特点对其采用差别化的创新支持政策。     

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检验

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本文以2012～2022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开展了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检验实证研究。具体地,运用研究对象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以企业技术创新为被解释变量,数字金融为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程度为调节变量,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为中介变量,企业规模、企业盈利能力、企业年限、企业成长性、高管激励、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独立性为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调节作用检验、中介效应检验、异质性检验和稳健性分析,验证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对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强;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数字金融对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和成熟期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显著。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分别从政府层面、金融监管部门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与政策,以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实证研究——兼论行业特征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以37个行业規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指标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因子分析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对比标准化的投入、产出因子得分,计算行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值.分别以创新投入因子得分,创新产出因子得分和创新效率评价值为因变量,以市场结构、企业规模、国有企业产值比例等行业特征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论修正了熊彼特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说,对提高我国工业行业技术创新效率有借鉴意义.     

工业集聚与绿色能源效率提升——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分析

黄河流域在工业集聚的过程中同时面临着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需求。本文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71个城市的数据样本，运用SDM模型实证检验工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工业集聚与本地绿色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与周边城市存在“U型”曲线关系；且不同类型城市工业集聚对本地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强度具有异质性，表现为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工业集聚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基于此，应识别工业集聚的不同阶段影响，注重产业错位发展，强化产业互补，深入发挥工业集聚的积极影响，因地制宜，以期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促进黄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政府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影响研究

本文首先对政府人力资本对创新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继而利用我国各省市2001～2013年的面板数据,就政府人力资本对我国创新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人力资本价值对区域创新起着正向促进作用,政府人力资本规模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呈倒U型的变化关系,且政府人力资本对创新的影响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和类别差异。进一步加入交互项验证政府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路径和条件,结果表明,政府行为优化和政府效率的提升,会促进政府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作用的发挥;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是制约政府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影响的重要条件。最后,文章提出了优化政府人力资本规模,提升政府人力资本价值,完善政府人力资本管理机制,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机制研究——来自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匹配对应的数字金融和数字化转型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2)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通过人才引进和研发投入的途径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3)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的3个维度都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使用深度作用最大;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企业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的运用,对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没有显著影响;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大中型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外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小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抑制作用。因此提出:数字金融从广度朝深度的转变发展、完善数字技术的标准和规范、实现数字系统的产品化、扶持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促进制造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工成本影响效应研究——来自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在企业运行管理实践的体现,会对传统企业生产模式与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冲击。本文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年报和财务报表,运用数字化资产信息与词频信息综合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工成本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工成本总额和人工成本份额存在显著降低作用,但同时会提高人工平均成本;(2)企业数字化转型与3种成本形式之间均存在双门槛的非线性特征;(3)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替代效应、效率提升及技能偏向性显著影响企业人工成本;(4)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行为对人工成本存在显著异质性,积极参与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明显优于轻微参与的企业。研究对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及其对劳动力市场冲击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