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种类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贸易品种类增长的福利内涵和Feenstra(1994)开发的测度进口种类变化的技术方法,利用CEPII的BACI数据库1995~2005年HS-6位数微观国际贸易数据,从种类变化的角度考察了进口贸易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精确机制。我们发现,进口种类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大部分上游行业进口种类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水平效应),而大部分行业自身进口种类的增加未能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直接竞争效应)。两种效应的影响机制和作用程度的差异取决于进口来源国和行业的技术水平。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评述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并详细说明了应用传统的索洛余值法、索洛扩展模型、SFA模型、DEA分析方法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时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在文章的第四部分就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方向进行简单的评述,最后指出不要过分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能更准确测度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方法的意义.     

中国金融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视角

本文通过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对中国1991—2017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开放等进行了实证回归分析。计量实证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开放、金融发展、研发支出、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等因素,均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不仅可以为一国提供所需的资金,而且还可以提供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等对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在转型升级阶段的大国来说,我们需要加大金融开放的力度,从而促进我国的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省域的证据

文章将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了开放经济下金融发展在促进贸易规模扩大、贸易结构优化,并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不仅能够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还能促使贸易结构优化。但是从具体的金融指标来看,只有中长期贷款余额的增加和以存贷比表示的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才能产生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效应,而贷款总量的增加并不能产生这种效应。并基于这一结论,用金融发展对贸易影响的回归拟和值来考察全要生产率增长的情况,证明了金融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存在性,但这种效应只有东部地区才有,中西部地区有由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滞后而不存在这种效应。另外这种效应的发挥主要也是通过技术进步渠道来实现的,其对技术效率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同时在实证检验中还发现,金融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要受到各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即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     

金融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系统性抑或结构性影响

本文着重考察了金融冲击如何影响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证实了金融冲击对生产率的影响并不一定遵循熊彼特“创造性的毁灭”,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使金融冲击扭曲了行业的要素配置,进而降低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的行业,其TFP受金融冲击的影响越深刻;而后运用我国1999-2009年上市企业的数据,衡量了信贷成本的增加对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其结论是,金融冲击对行业生产率变化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进行了细致的稳健性检验,均验证了上面的结论。     

产业集聚、贸易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省际的证据

文章基于Melitz理论模型,通过引入产业集聚变量,分析了贸易开放与贸易封闭条件下产业集聚对均衡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非线性的门槛回归方法对不同贸易开放条件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以及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具体渠道（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对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一国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有关。在我国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中,有贸易开放的门槛效应的存在,只有在贸易开放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产业集聚才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在不同省际间,不但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效应大小有所差异,其具体作用渠道也有所不同。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省份,虽然产业集聚在推动技术进步上的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却限制了技术效率的提高,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实现的。     

房地产调控与全要素生产率:“事半功倍”或“事与愿违”

现有研究表明高房价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TFP),在"稳房价、稳预期"的调控思路下,房地产调控能否缓解高房价对TFP的抑制作用呢?文章构建包含房地产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的理论模型,探讨房价和房地产调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对称影响。在实证检验部分,测算2008-2018年1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房地产调控强度,采用门槛回归检验房价和房地产调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合理的房价有利于TFP增长,但过高的房价阻碍了TFP增长。(2)房地产调控力度较弱时对TFP的影响为负,房地产调控力度适中时对TFP的影响为正且效果最佳,将房地产调控区分为需求侧调控和供给侧调控,需求侧调控由弱转强时对TFP的影响由负转正,供给侧调控对TFP的影响始终为正。(3)房地产调控通过影响公众房价预期进而对TFP产生影响。     

资源配置、全要素生产率与农业经济增长愿景

对2004~2010年我国不同地区农业的资源配置扭曲情况的分析表明:由于"二元经济"的影响,我国农业的资本和劳动存在着明显的跨部门配置扭曲。如能有效消除此类扭曲,我国农业TFP能提高6%~36%。各地区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对农业TFP增长率有着显著影响,并且各地区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存在明显差异。对全国各个地区而言,土地资源再配置效应都是影响农业资源再配置效应的主要因素,资本和劳动再配置效应则相对较弱。由此可见,促进城乡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以及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是现阶段降低农业资源配置扭曲、促进农业TFP增长的主要途径。     

环保税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技术创新、环境成本和企业管理3个视角,阐述了环保税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内在机制,结合我国环境污染现状以及环保税政策,提出了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制定多元化的环保税政策和优化环保税优惠政策体制建议,从而促进中国工业绿色、健康发展,以期能为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中国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运用非参数DEA模型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2004-2008年中国11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国有上市商业银行自从改革后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国有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来看,其提高受规模效率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但从单个国有上市商业银行看,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是由技术进步水平和规模效率的下降共同导致的.     

中国信息技术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文章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研究了2002-2009年间中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情况.研究发现: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TFP波动性较大.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不一致,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整体而言,技术相对退步是TFP下降的主要原因.具体分析表明:多数公司的TFP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都不高;多数公司具备技术有效性,但个剐公司严重偏低.因此,要重视技术的创新和开发,同时提高管理水平,才是企业发展的出路.     

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基于2009—2019年31省市1019家战略性新兴企业数据，利用全局参比的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高，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然后才是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增进；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上存在东部大于西部大于中部的特征，但结合分解项看西部和中部地区正不断追赶；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不同行业间差距明显，最高的为新材料，最低的为生物和新能源汽车。文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长三角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比较

采用DEA-Malmquist法,对1998-2011年长三角地区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把长三角地区的工业行业分为三类。研究表明,1998-2011年长三角地区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平均增长率为9.3%,且主要由技术进步拉动。不同类别工业行业间的全要素生产率有较大差别,技术效率变化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低生产率工业行业的生产总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较高,阻碍了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今后转型升级的重点所在。     

进口竞争、企业退出和进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水平逐渐提高,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竞争成为影响企业退出和进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文章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首先,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进口竞争对企业退出和进入的影响,发现进口竞争较大程度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退出,而没有显著地影响企业进入;其次,考察了进口竞争和企业更替对存活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进口竞争和企业更替均显著提高了存活企业生产率;最后,基于对总量生产率变化的DOP分解,分析了进口竞争对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口竞争通过引致企业退出显著促进了总量生产率增长。文章认为,无论从微观还是总量层面看进口竞争对淘汰低效率企业和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进口贸易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进口研发溢出的视角

进口竞争给进口国带来的经济效应是不确定的。本文首先测算了中国进口研发溢出的规模,然后将中国的制造业归成17个行业,以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进口竞争与全要素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进口竞争给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效应为负,进口贸易带来资源重复低效率配置,低端加工贸易造成进口结构不合理导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下降。同时,进口研发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国外研发力度越强对国内进口研发溢出越大,本文采用中国对美国、德国和日本3个最具代表性的进口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日本的进口研发溢出效应最为明显,美国、德国次之。同时,进口关税和出口外向度的提高会带来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进口贸易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进口研发溢出的视角

进口竞争给进口国带来的经济效应是不确定的。本文首先测算了中国进口研发溢出的规模,然后将中国的制造业归成17个行业,以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进口竞争与全要素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进口竞争给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效应为负,进口贸易带来资源重复低效率配置,低端加工贸易造成进口结构不合理导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下降。同时,进口研发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国外研发力度越强对国内进口研发溢出越大,本文采用中国对美国、德国和日本3个最具代表性的进口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日本的进口研发溢出效应最为明显,美国、德国次之。同时,进口关税和出口外向度的提高会带来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基础研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础研究能推进工业绿色增长吗？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研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以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测算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衡量工业绿色增长,并利用中国2005—2018年数据对理论预期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基础研究显著促进了中国地方工业绿色增长,而且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地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协同效应,该结论在进行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量、各个城市2002年研发机构数量和1958年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和“省部共建实验室”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不仅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而且长期效应也很明显。而且,基础研究的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降低工业能源消耗、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提高工业产品技术含量等途径和机制实现的。基础研究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对省会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来说,基础研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对重污染工业行业和低技术密集度行业来说,基础研究的作用效果较弱。本文验证了基础研究对地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创新发展理念与绿色发展理念的关...     

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1952-2005

本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C-D)模型和加总的年度数据对1952-2005年中国工业的生产率表现进行了估算,分别从理论和方法上对C-D函数进行改进以回应学界之前对它的批评:首先,相应的经济假定使我们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一些严格的限制条件,例如竞争性市场行为、固定规模效应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其次,本文中的TFP增长率还针对经济周期进行了调整;同时,本文还对大多数相关文献中存在的自相关问题进行了处理.文章的主要发现包括:(1)资本积累是1952-2005年中国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2)改革开放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有十分显著的作用;(3)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不断加快,TFP又开始大幅增长.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再测算

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文献入手,综述并总结出测算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公式,并利用历年统计数据得出中国1952～2006年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借助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服务业产出率的贡献进行了纵向的时序分析,并与国外经验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服务业产出的贡献在1980年前波动较大,1980年后渐趋平稳,但总体水平偏低,以要素(资本)推动为主的服务业发展与中国居民的低收入状态不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