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科技驱动长江经济带城市转型升级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44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分析数字科技驱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机制。以长江经济带44个城市为样本，利用熵权法测算其数字科技发展水平，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检验2004-2019年样本城市数字科技驱动转型升级情况。结果表明：数字科技与经济转型升级存在发展惯性，且数字科技是影响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其驱动作用具有一定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中游城市具有稳定的促进作用，对上游、下游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作用未显现，短期内甚至产生抑制效应。为提升数字科技发展水平、发挥其驱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要继续深化数字产业化、强化产业数字化、优化人才战略体系、细化区域发展策略。     

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治理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的作用机制研究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2)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3)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4)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新基建、绿色技术进步与低碳经济转型

立足中国2009—2021年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数字新基建、绿色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新基建与绿色技术进步均对低碳经济转型发挥显著推动作用,且二者与低碳经济转型之间存在显著空间关联性,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数字新基建水平提升能够增强绿色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转型的赋能效应;分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新基建与绿色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不显著;门槛效应检验显示,绿色技术进步在数字新基建、低碳经济转型之间发挥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后,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新基建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助力作用均明显增强,且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新基建的三层子维度均有利于低碳经济转型,其中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向赋能效应最强。     

数字产业化、创新要素配置与实体经济转型

文章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探析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二者为非线性关系，而创新要素配置能够强化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驱动作用。时间异质性检验发现，2016—2020年间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更强的驱动效应。空间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转型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化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实体经济转型。未来应纵深推进数字产业化、强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驱动要素及作用机制的空间差异——黄河流域的实证研究

经济高质量增长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基于经济高质量增长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协同作用过程,利用黄河流域2008—2018年6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讨论经济高质量增长驱动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1)要素升级、技术进步、结构优化和制度优化均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其中内生动力起主要作用;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存在着错配现象,无法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协同作用。(2)不同因素的驱动效应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异质性。(3)结构优化除直接效应外,还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制度优化通过激励技术进步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但由于阻碍了要素流动从而存在一定的遮掩效应。(4)生态环境因素存在着显著的门槛效应,生态环境指数低于0.1129时,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生态环境指数超过0.1129时,结构优化发挥主要作用。因此要想实现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不仅要提高内外生动力的匹配程度,实现协同发展,还要明确不同区域的发展特征,制定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数智融合赋能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

数智融合作为推进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对发展数字中国与制造强国具有重要作用。以2007—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赋能作用,并且在经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智融合通过绿色认知和绿色创新赋能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数智融合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中更大;数智融合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存在门槛效应。因此,为充分发挥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赋能作用,应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改善企业管理;强化企业绿色认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构建数智融合赋能绿色转型新模式;应发挥国有企业的示范效应,继续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推进企业绿色转型。     

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中国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

随着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掣肘性因素越发明显，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必然。而目前国内对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相对匮乏，鉴于人力资本具备的丰富创造力以及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为了填补该方面研究的缺失，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并采用Sobel和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会以技术进步为中介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但技术进步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微小，说明人力资本在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要素功能作用发挥较大，而通过技术创新来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较小，进一步验证了中国文化产业亟待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转型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低端制造转移的“双向挤压”下,制造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产业融合度测算的基础上,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索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驱动作用,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索技术创新驱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直接驱动作用;产业融合是技术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中国制造业与信息业融合度低且存在波动下降趋势,制约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既要激励技术创新,又要促进产业融合,更要强化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的相互作用。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

近年来,随着工业互联网、区块链、智能传感器、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不断突破,数字经济实现逆势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推动大数据、智能传感器等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从我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现状出发,研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从要素共享、创新驱动、生产方式三方面分析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机制,最后从政策设计、创新研发、区域协同发展角度提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实现路径。     

货币升值、经济结构转型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

汇率变动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在一国经济结构转型中往往能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深入探讨了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结构转型,进而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1）人民币升值通过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有利于制造业创新发展，从而强化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来源；（2）人民币升值通过调整出口贸易结构，有助于制造业结构升级，从而夯实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3）人民币升值通过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有利于拉动服务型消费增长，从而强化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     

高技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产业韧性

基于1997—2019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时序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如何影响产业韧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对高技术制造业韧性具有正向效应,且对冲击韧性的正向效应更强;从中介效应角度,产业升级在技术创新对产业韧性的正向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存在技术创新通过推进产业升级,进而增强产业韧性的间接效应,且对断裂韧性发挥的中介效应强于冲击韧性;从门槛效应角度,产业韧性能够做为门槛变量,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产业韧性的促进作用中发挥门槛效应,高产业韧性水平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产业韧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增强。研究结论为高技术制造业增强产业韧性水平,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政策启示。     

知识产权保护与地区制造业升级 ——基于中介效应和面板分位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攻关期,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推动质量变革、建设制造强国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首次把知识产权保护和地区制造业升级纳入统一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和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地区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及边际效应。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推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且地区制造业升级存在一定路径依赖,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人力资本配置效应和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等作用机制促进地区制造业升级,其中,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效果次之,而人力资本配置效应的效果有限;知识产权保护对地区制造业升级的边际效应呈现倒U型特征,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最适强度”。     

要素价格扭曲、行业异质性与R&D投入关系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的证据

从中观视角研究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R&D投入的影响及行业差异,厘清行业异质性背景下要素价格扭曲影响R&D投入的理论机制,运用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结合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R&D资本投入和R&D人力投入均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行业异质性因素在二者间发挥重要调节作用。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行业异质性因素的作用进行探究。结果表明,行业特征因素如市场竞争、资本密集度、企业平均规模以及对外开放度在不同门槛值区间,要素价格扭曲对R&D投入的影响效应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为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制造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进而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FDI外力下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分析

在不受外力的作用下,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是在市场机制自发对资源实施配置基础上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开放经济条件下,FDI对受资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发现,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可概括为三条:一是由投资结构提升而产生的直接作用机制;二是由技术进步产生的动力作用机制;三是由其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的经济效应而产生的间接作用机制。     

组态视角下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动力机制研究

与数字经济融合是传统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如何激发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的内生动能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基于组态视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172家机械制造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传统制造业和数字经济融合的多重并发和非对称复杂因果关系。结果发现：(1)新战略、获取补贴、降低人工成本、数字普惠金融、数字人才集聚、数字基础设施均不是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的必要条件;(2)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高融合动力存在政府补贴驱动型和外生因素齐备条件下创新引领型两个有效组态;(3)非高融合动力组态的数量、案例覆盖度都远远高于高融合动力组态。     

数字经济赋能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基于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发展与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在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和经验证据上仍需深入探索。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重新构建数字贸易指标体系，并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数字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会受到金融发展的调节，即金融发展增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数字贸易水平单一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单一门槛效应，数字贸易边际递减效应明显，而金融发展存在边际递增效应。研究结论为揭示数字贸易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以“新基建”助推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增长同步趋缓,亟须激发经济潜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和焦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信息网络为基础、以技术创新为驱动,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数字转型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主要涵盖信息、融合和创新基础设施三大领域,具有显著的数字经济特征,可以有效推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本文从数字新基建的内涵、新基建为推动制造业数字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新基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和新基建机遇下产业发展建议四个方面进行阐述,提出通过新基建推动我国制造业升级与转型的建议,以期为疫情冲击下,提振我国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