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过度金融化： 资本逐利抑或环境治理

中央环保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采取的重要改革措施,不仅有利于提高环境治理效力,而且也会对微观企业的资源配置决策产生影响。基于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投资进而会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高管无公职经历的企业以及处在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强。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提升了企业绩效。研究结论探析了宏观环境政策对微观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对实现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生态环境监管的企业环保投资效应研究——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中央环保督察组首轮进驻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显著扩大。中央环保督察能够通过地方政府治理压力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影响企业环保投资,以“督政”来“督企”的环境治理策略效果明显;制度环境优化能够保障环保政策的有效实施,政商关系的“亲”“清”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为吸引外部优质资源的政府竞争能够增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的影响,而为追求经济增长的政府竞争会削弱这一政策的作用效果;相比非国有企业,中央环保督察对国有企业的环保投资增大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生态监管制度提供有益启示。     

薪酬管制能促进企业“脱虚还实”吗?——基于“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将2015年实施的“限薪令”政策视为衡量薪酬管制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2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限薪令”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究薪酬管制对企业“脱虚还实”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薪酬管制政策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行为,主要通过抑制国有企业金融化的“蓄水池”动机和降低管理层风险偏好两种机制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促进企业“脱虚还实”;薪酬管制政策对金融资产类型和金融渠道获利存在结构性差异,表现为对投机型和保值型金融资产以及风险型金融渠道获利抑制效果更为明显;薪酬管制政策通过积极影响企业核心业务与实体投资,促进企业资源优化配置。     

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以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企业金融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在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方法或控制模型内生性后依然成立；国有企业和低绩效企业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形成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金融化对投资过度企业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财务风险在企业金融化影响资本配置效率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企业金融化对实物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且该效应在持有更多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强。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企业应充分认识金融化对实物投资的影响，不断合理分配资金和优化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避免“脱实向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执法监督与空气质量—来自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2016年确定的中央环保督察旨在对环境执法监督形式进行创新性改革,是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空气质量被生态环境部纳入督察工作的重点内容.采集全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中央环保督察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其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指数的降低发挥了显著作用,被督察省份的空气质量指数(AQI)平均下降3.184个单位;单项污染物治理效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PM10、SO2、O3浓度的降低有显著贡献,但对PM2.5、NO2和CO浓度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运用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与倾向得分匹配检验证明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动态效应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的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并且随着反馈意见的颁布减弱;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政策效果呈现东部、西部、中部地区逐渐减弱的现象,且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机制中存在技术创新效应.     

拧紧责任“螺丝” 改出长治久清——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成效综述之三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之一。自制度实施以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抓住了地方党政机关这个关键的“牛鼻子”,利用杠杆力量,层层传导责任,让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地生根。督察整改是督察的“后半篇文章”,通过督察发现问题只是手段,整改才是目的。被督察对象以督察整改为契机,压实责任,分类施策,建立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形成了“督”的主体与“被督”对象同频共振、相向而行的良好效果,共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阔步向前。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双碳”背景下,通过金融手段抑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类产品出口,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绿色声誉,是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以2007年《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政策文件为外生冲击,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我国污染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绿色信贷政策通过“遵循成本”机制,降低企业要素的边际产出,抑制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纳入融资约束的三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为绿色金融政策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公众环保参与对企业环保创新水平的影响探析

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公众环保参与对企业环保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公众环保参与能够显著提升所在城市企业的环保创新水平。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然成立。此外,机制检验表明,公众环保参与能够通过加强政府环境监管以及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提高企业环保创新水平。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发现：中央环境保护督察（CEPI）能够增强公众环保参与的治理效果。     

环境保护费改税能抑制企业金融化吗——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保护费改税标志着由政府主导的排污费制度转向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环境税制度,那么这个改变能否抑制企业金融化并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为契机并以2015—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了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且当市场制度较好和媒体监督较强时,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的中间机制分析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机制在于环境保护费改税使企业提高了环保投资和研发投资。     

攻坚克难方显英雄本色——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成效综述之二

天空一碧如洗,矿山翠色欲流,花草交映,一片生机。谁能想到,这是2018年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点名批评的霍林河露天煤矿。一系列曾经占据各大媒体头条、举国震惊的重大生态环保案件,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全力推动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实行以来,动真碰硬、攻坚克难,不当“稻草人”,不作“橡皮筋”,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啃最硬的“骨头”,拔最牢的“钉子”,推动一批生态环境领域影响重大、久拖不决的问题得到解决。     

中小股东网络监督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中小股东网络监督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网络监督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发挥了治理效应，并且这一治理效应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增加监管问询以及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负面网络舆论较多、散户投资者较多、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时，中小股东网络监督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本研究丰富了中小股东网络监督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为完善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机制，实现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企业并购能否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基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脱实向虚”问题,微观层面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导致金融领域的风险集聚。因此如何抑制经济“脱实向虚”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企业并购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采用三重差分法检验境内并购和海外并购对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企业并购对于企业的短期金融化行为和长期金融化行为均有抑制作用,且海外并购的抑制作用更强;境内并购主要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和“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海外并购主要通过“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和“技术协同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并购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产业对资本的吸引力,从而从根本上治理经济“脱实向虚”问题。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面对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发生相应改变。选取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讨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尝试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门槛效应、异质性等方面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整体呈现“倒U型”关联，即适度金融投资能够发挥金融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短期金融资产主要发挥“蓄水池”功能，长期金融资产则倾向“投资替代”动机。其中，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具有较低的最优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需要更为重视金融投资的负向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存在融资约束、金融收益门槛促使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关联产生区间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树立正确金融投资动机，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规模具有参考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脱虚向实"

企业"脱虚向实"是指企业将更多资本从非生产性领域配置到生产性领域,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降低.文章以数字金融发展为背景,采用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弱化企业预防性动机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传统金融结构性错配的弱势样本中;与短期金融资产相比,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随着金融监管的规范及力度的增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凸显.文章研究表明,除了传统金融因素外,数字金融同样影响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专访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艺 检察公益诉讼保障督察整改落到实处

<正>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公益诉讼协同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典型案例后,《环境经济》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艺。她同时也是中国政法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刘艺认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机制是发现系统性环境违法、长期破坏环境线索的重要机制之一。但这项机制具有周期性和运动性的特征,无法持续关注、长期督促有关企业和部门整改。因此,将相关案件移送给检察机关,借助司法力量持续推动相关案件的整改落实,恰恰反映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机构“功成不必在我”大局观和系统观。而检察机关继续办理相关移送案件体现了司法机关服务保障大局的责任与担当。以下是记者与她的对话。     

基于金融资产配置视角的僵尸企业溢出效应

越来越多非金融企业开始大量增加金融资产配置，这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但还鲜有文献从行业内企业相互影响的角度研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本文以僵尸企业的溢出效应为切入点，运用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非僵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僵尸企业增加了正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机制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和市场竞争在僵尸企业与正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间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和制造业子样本中更显著；正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缓解了僵尸企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但强化了僵尸企业对经营风险的正向影响；僵尸企业的复活有助于减少正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对理解僵尸企业的负外部性以及解释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动因具有理论意义，还对通过处置僵尸企业为正常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从而引导企业回归主业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环境规制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来自新《环保法》颁布的证据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4年新《环保法》的颁布为切入点,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增加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引致重污染企业减持非流动性金融资产而增持流动性金融资产,实证支持了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动机。具体影响机制为：环境规制增大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不确定性和债务融资难度,进而强化其预防性动机而增持金融资产。此外,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增加提高了企业未来财务绩效,而非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增加损害了企业未来财务绩效,所以环境规制通过优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来提升其未来财务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重污染类型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在面临严格的环境规制后更加显著地增持金融资产。因此,应明确不同类型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差异化影响,警惕企业持有过多非流动性金融资产的危害,鼓励企业通过持有流动性金融资产以应对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     

混改股权制衡与“脱实向虚”：抑制还是促进*

针对目前国有企业存在金融资产配置的主业“挤出效应”现象，本文从国企混改视角探讨了非国有与国有股权制衡对“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发现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当非国有股权占比超过国有股权占比时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抑制”区间内，混改股权制衡度通过缓解代理问题降低了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在“促进”区间内，混改股权制衡度通过激化代理问题引发了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提高。另外，相比长期投资性金融资产，混改股权制衡度主要对短期投机性金融资产的影响更加敏感。当样本为央企时，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呈现线性负相关关系。当样本为地方国企时，两者仍然为U型关系。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U型关系仅体现在商业竞争类行业中。本文的研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金融资产配置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混合所有制程度和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北大核心CSSCI

在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影响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制度性因素,对于全面理解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混合所有制程度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金融资产配置越多;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企业中,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企业的逐利动机强弱则对上述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1)区分金融资产类型,混合所有制程度对短期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强,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这一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2)区分业绩表现,在企业业绩表现较差时,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增强;(3)考察金融资产配置后果,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未来的投资不足、降低了财务风险。上述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混合所有制对于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蓄水池"动机,而未支持"资本逐利"动机。本文丰富了中国企业金融化的动因研究,并从融资约束角度拓展和深化了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