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交易与中国A股市场股价暴涨暴跌风险北大核心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大股东增持或减持股票如何影响股价极端波动现象的发生。结果表明:大股东交易强度提升显著增加了股价暴涨暴跌风险,其影响主要来源于大股东减持而非大股东增持;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越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管理层权力越小,则大股东交易对股价极端波动风险的影响越显著;较高比例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独立董事设置能够有效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削弱大股东交易对股价极端波动风险的不利影响。为了进一步规范大股东交易行为、维护股票市场稳定运行,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完善规制大股东交易行为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防范内幕交易,避免大股东集中、大幅、无序减持股票对市场稳定带来冲击;第二,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提高信息透明度;第三,推动上市公司吸引机构投资者持股、提高独立董事比例,优化公司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督机制,以实现对大股东行为的有效制衡和约束。     

个人大股东持股与股价暴跌风险

本文以2007至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个人大股东持股与股价暴跌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个人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公司未来股价暴跌风险。这一结论在剔除了个人大股东中董监高持股数量、进行内生性处理、更换不同统计检验方法后依然成立。第二,个人大股东持股对公司管理层监督的效果并不明显,个人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对于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投资效率、过度投资等可能影响公司股价暴跌风险的经营指标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三,个人大股东的持股加强了公司股权制衡的力度,进而显著降低了公司股价暴跌风险。股权制衡机制解释了大股东持股对股价暴跌风险一半以上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个人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的作用,促进股市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大股东制衡机制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来自深市509家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选取深市509家上市公司2004年度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前三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以及他们之间的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的影响。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负相关，并且两者存在正“U”形关系。第二、第三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监督制衡能力较弱，并没有充分利用外部审计约束的作用来保护其他股东的权益。     

大股东制衡机制对审计约束有效性的影响

在内部治理机制亟待完善、外部审计约束乏力的情况下,集中持股、具有绝对信息优势的第一大股东(基本为非流通股)不仅有动机也有能力粉饰甚至虚构财务报表,掩盖实际存在的问题,避开外部审计约束；而此时,其他大股东很有可能不选择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实施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而是更多地求助于外部治理机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外部审计者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配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发现控股股东的财务粉饰和造假行为,提高外部审计约束的有效性。此外,持股比例和制衡能力的消长以及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使得大股东持股比例、大股东制衡度和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之间表现为正“U”形关系。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信息披露质量研究——基于股权结构视角

本文以2011年A+H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审计信息为依据,构建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并设置了信息披露质量指数,旨在研究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内控审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是决定上市公司内控审计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比例越大,内控审计信息披露质量越低;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第二至第三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制衡度越大,内控审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基于此,本文建议上市公司要不断优化股权结构,尽量避免一股独大局面出现,同时应当充分发挥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和监督作用,阻碍控股股东操纵信息披露。     

机构投资者的调研活动能否抑制市场操纵行为

市场操纵扭曲股票价格,降低股市资源配置效率,严重损害国民经济。操纵行为的产生源于实施成本与获取收益之间的不对称。市场操纵的防范不仅需要监管部门加大处罚力度,更需进一步优化我国股市的投资者结构,提升市场效率,增加操纵成本。基于深圳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针对机构投资者调研活动对市场操纵的影响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第一,在我国股票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的调研活动能够降低股票被操纵的次数;第二,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在个股流动性低、信息环境差以及公司治理水平薄弱的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调研对市场操纵的抑制效果更显著;第三,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信息披露质量差及机构持股比例低的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调研对市场操纵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高管薪酬差距、大股东持股与研发投入

笔者基于研发投入的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差距的经济后果,并探究大股东持股发挥的调节作用。通过研究发现,一方面,高管薪酬差距可以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大股东持股在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股权制衡度可以缓解大股东持股在“高管薪酬差距-研发投入”关系上的负向调节作用。     

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 ——基于我国通讯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0~2017年通讯类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存货周转率、经营现金流之后,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与公司绩效正相关,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之比、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至第五大股东持股之和的比值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并且以每股收益(EPS)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与前面一致,因此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监督,抑或共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扩展LLSV(2002)的模型,在监督与共谋的视角下分析了大股东之间分享控制权的治理模式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利用2000—2004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价值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在不同股东性质的公司中,股权制衡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尤其当第一、二大股东均属于非国有性质时,股权制衡难以发挥积极作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其他大股东虽然能够起监督作用,但也可能与控股股东达成共谋以分享控制权收益。     

公募基金持股对交易型市场操纵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0年第1季度至2018年第2季度作为研究区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案例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探究了公募基金持股对于交易型市场操纵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募基金持股能够显著抑制交易型市场操纵行为;影响机制方面,论证了公募基金持股会提高股票市场的运行效率和信息效率,降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减少交易型市场操纵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公募基金公司的羊群行为会增加股票市场的波动性,提高股价崩盘风险,导致更多的交易型操纵行为。综上,本文建议继续提高公募基金持股比例,同时要增强对其持股行为的监管力度,此外要提高对交易型市场操纵行为的识别准确度和惩处力度。     

市场操纵降低了中国股票市场的信息效率吗——来自沪市A股高频交易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尾市交易操纵为研究对象,尝试对中国股票市场可疑的尾市操纵行为进行识别与监测,并基于监测结果实证分析市场操纵如何影响市场信息效率。具体来看,本文利用沪市A股2013-2018年的日内高频交易数据,基于股票尾市交易相关指标异常变化特征,构建了尾市交易操纵识别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操纵对信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操纵对信息效率存在不利影响,市场操纵后股票流动性和股票波动性的异常变化是影响信息效率的关键传导路径,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此外,研究还发现,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情形下,市场操纵对信息效率不利影响程度较小。     

中小股东一致行动改善了公司治理水平吗?

在资本市场推行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下,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成为保障注册制改革效果,助力资本市场平稳运行的关键。本文实证考察了作为非实际控制人的中小股东如何利用一致行动参与公司治理。研究表明,中小股东通过一致行动形成投票表决权的集中配置,进而制衡大股东,从而改善公司绩效。在治理机制方面,中小股东一致行动对绩效的改善,一方面源于其帮助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提出更多代表自身利益的议案,在董事会中委派更多董事,在决策过程中形成更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源于其帮助中小股东实现对大股东的制衡和对经理人的监督,从而抑制实际控制人的“隧道挖掘”行为,缓解内部人控制问题。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小股东一致行动的作用效果受到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形成动机、上市公司的投票表决制度以及一致行动人类型的影响。     

股票流动性抑制了股价崩盘风险吗?

通过分析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4—2018年的数据发现,股票流动性加剧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并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仍成立。另外,股票流动性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的效果在分析师关注程度较低和所在地区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最后的机制分析表明较高的股票流动性通过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拓展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视角,为合理引导股票市场流动性,防范未来的股价崩盘,维护股票市场稳定性提供了政策参考。     

我国股票市场交易成本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深交所所有股票2006年的交易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我国股票市场影响股票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交易成本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同时，持股集中度越低、机构持股比例越低、规模越大和系统性风险越高的股票的交易成本越低，说明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受到二级市场流通股筹码状况和股票自身规模及风险因素影响，投资者交易决策存在非理性成份，这与我国新兴市场特性有关。其他因素，包括大股东持股比例、市盈率、收益率、盈利能力、现金充裕程度、成长性、是否为成份指数股和行业因素，没有明显影响股票交易成本。     

股权分置改革下股权结构变化与信息披露质量——基于厦门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厦门市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选取2004年-2008年的样本数据,分别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等方面来对股权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相关分析。研究结论是:股权集中度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     

内部控制能抑制股票市场操纵吗？——基于日内高频交易数据的检验

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日内高频交易数据探究内部控制对股票市场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与股票市场操纵显著负相关，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变量替换等方法检验后，结论稳健。理论分析和机制分析表明，内部控制可通过提升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对股票市场操纵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独立董事占比等公司治理因素、行政审批和法律法规等制度环境因素可对内部控制与市场操纵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本文为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市场公正层面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对提高我国股票市场质量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终极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分析

以我国2006年底已经实施了股改的深沪两地A股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采用收益-盈余模型检验了终极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对于已经实施了股改的上市公司,股权仍然相对集中;当上市公司属于国家终极控制时,盈余质量会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正相关;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控制能力与盈余质量正相关;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能力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股权结构、行业管制与收益平滑——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3—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上市公司收益平滑的存在性,然后对影响上市公司收益平滑的因素作实证分析。在对收益平滑的影响因素考察中发现,股权集中度假说、股权制衡度假说均通过了检验,而行业管制假说没有通过检验。这说明,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越低更有可能进行收益平滑。     

大股东对治理机制的选择偏好研究——基于中国公司治理指数(CCGI^(NK))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依据中国公司治理指数(CCGI^(NK))的研究表明,基于不同的治理战略,上市公司大股东对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迥异,对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存在显著的选择偏好。具体而言,第一大股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利用公司治理的信号显示作用,在谋取私人利益的同时博取良好的市场声誉;同时,基于操控公司治理和管理的需要,第一大股东可能避重就轻,偏好于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治理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作用"。与之相对,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大股东制衡度(或联合制衡度)可能对上市公司治理整体产生"负向影响",并且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治理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     

放松卖空管制与公司现金价值——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准自然实验

中国资本市场于2010年3月31日正式放开卖空管制,投资者可以对特定的股票进行卖空。放松卖空管制后,大股东如果继续侵占公司利益,投资者可通过卖空公司股票对大股东进行制衡。当卖空导致的股价下跌损失大于大股东侵占现金的收益时,现金资产被侵占的可能性降低,现金价值会有所提升。本文采用2007-2014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放松卖空管制这一外生事件检验了这一问题,研究发现,放松卖空管制提高了公司的现金价值,并且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民营企业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