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大股东掏空吗？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影响着企业决策。本文以沪深两市2016—2020年的A股非金融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来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和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创新：抑制还是促进？

本文采用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作用存在异质性,其中公募基金持股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信托持股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存在正向激励作用,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仅对企业创新数量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公募基金持股对企业创新数量产生抑制作用的影响机制,发现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变化是其作用途径。研究结论为差异化引导机构投资者服务企业创新提供有益的实证证据和政策启示。     

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区间效应——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绩效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壁垒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N型相关关系,即在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据绝对控股地位(40%)之前,第一大股东的持股具有积极的治理功能;超过了这个区间,大股东的持股对公司绩效则具有消极作用;而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的进一步上升(65%以上),控股股东吸取个人利益的动力又会弱化,大股东股权的增加又会导致公司绩效的增加。此外,第一大股东性质对权益激励的影响也因第一大股东持股区间的不同而异,仅在20%~40%这个区间范围内,国家股与公司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且结果并不显著,而在其他的区间范围,国家股的持有与公司成长性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大股东资金占用与盈余管理：问题掩饰还是揭露

本文以2002～2004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的制度背景,考察大股东资金占用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实证研究显示,大股东资金占用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越会通过向上盈余管理掩饰占用的不利后果。研究同时发现估计可操控应计时应该剔除资金占用产生的现金流影响,这样可以减少应计模型误判或无法识别盈余管理的可能。本文透过资金占用探究其背后所隐藏的大股东的利益转移动机及盈余管理倾向,这对全流通之后大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研究依然具有参考意义。     

境外股东持股与股票流动性

是否对境外资本开放我国上市公司股权以及开放程度大小,是我国国际化进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本文使用手工收集的上市公司境外股东持股数据,研究了境外股东持股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境外股东持股会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股票流动性;在股票信息含量较低的公司,境外机构股东对流动性的负向影响更强,但境外个人股东对流动性的负向影响减弱,并且这种增量效应只体现在国有股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     

公司战略、大股东持股与财务欺诈

以2001-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公司战略定位对财务欺诈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战略对财务欺诈行为有显著影响,公司战略定位越激进,越可能导致财务欺诈行为的发生;经过稳健性测试后,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增强大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督效用",从而提升企业内部监督效率,进而抑制公司战略对财务欺诈行为的影响.     

机构投资者持股、高管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

激励和监督是公司治理最基本的重要手段,从这两方面入手探讨机构投资者持股、高管激励对大股东掏空抑制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不仅可以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还可以增强高管激励的力度;此外,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还发现机构投资者抑制大股东掏空的路径,即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高管激励中介影响大股东掏空行为。研究结论可以丰富公司治理的研究问题,为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大股东掏空行为提供借鉴。     

个人大股东持股与股价暴跌风险

本文以2007至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个人大股东持股与股价暴跌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个人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公司未来股价暴跌风险。这一结论在剔除了个人大股东中董监高持股数量、进行内生性处理、更换不同统计检验方法后依然成立。第二,个人大股东持股对公司管理层监督的效果并不明显,个人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对于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投资效率、过度投资等可能影响公司股价暴跌风险的经营指标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三,个人大股东的持股加强了公司股权制衡的力度,进而显著降低了公司股价暴跌风险。股权制衡机制解释了大股东持股对股价暴跌风险一半以上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个人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的作用,促进股市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大股东持股、并购商誉与股价涨跌风险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大股东持股的视角,以2007年至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大股东持股对并购商誉与股价下跌风险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司的并购商誉规模越大,未来的股价下跌风险越大;(2)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降低了并购商誉对股价下跌风险的正向影响;(3)大股东持股对并购商誉与股价下跌风险关系的影响在代理冲突严重、外部审计质量较低、公司成长性较高和企业业绩下滑时更加显著。     

股利政策、第一大股东和公司成长性:自由现金流理论还是掏空理论

本文以763家上市公司2003年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检查了股利政策和第一大股东持股以及企业成长性机会之间的统计关系,考察了股利政策的股权效应,并比较分析了企业成长性机会对股利政策股权效应的影响程度。作者发现,第一大股东具有发放现金股利的显著动机,而且这种动机不受股东性质的显著影响。文章进一步观察到,企业成长性机会能够弱化第一大股东分配现金股利的激励,并促使公司保留更多的现金用于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本文的经验结果并不支持“掏空”理论,而更支持自由现金流理论:第一大股东能够迫使公司吐出多余的自由现金流,并能根据企业的成长性机会调整股利政策(在成长性高的公司增加投资,在成长性低的公司增加股利)。     

市场操纵降低了中国股票市场的信息效率吗——来自沪市A股高频交易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尾市交易操纵为研究对象,尝试对中国股票市场可疑的尾市操纵行为进行识别与监测,并基于监测结果实证分析市场操纵如何影响市场信息效率。具体来看,本文利用沪市A股2013-2018年的日内高频交易数据,基于股票尾市交易相关指标异常变化特征,构建了尾市交易操纵识别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操纵对信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操纵对信息效率存在不利影响,市场操纵后股票流动性和股票波动性的异常变化是影响信息效率的关键传导路径,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此外,研究还发现,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情形下,市场操纵对信息效率不利影响程度较小。     

投资者保护、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

以2005～2011年沪深两市A股39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投资者保护、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现金持有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间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按照投资者保护程度的高低对样本进行分组,研究发现,当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48%时,投资者保护程度高的组,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现金持有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当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48%时,投资者保护程度高的组,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现金持有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高管薪酬差距、大股东持股与研发投入

笔者基于研发投入的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差距的经济后果,并探究大股东持股发挥的调节作用。通过研究发现,一方面,高管薪酬差距可以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大股东持股在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股权制衡度可以缓解大股东持股在“高管薪酬差距-研发投入”关系上的负向调节作用。     

ETF持股如何影响股票流动性？

本文基于2012-202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和股票型ETF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ETF持股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A股市场上,ETF持股比例增加对股票流动性有显著提升作用;（2）ETF的日内套利活动特别是日内折价套利活动,能够提升股票流动性;（3）ETF持股比例提高,能够提升成分股的投资者情绪,进而改善股票流动性。     

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调查了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2003—2005数据）,从风险分散化的角度考察了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资本结构（公司负债）的制度影响。作者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资产负债率均具有显示的负向影响;即使在控制了公司其他主要特征（资产规模、资产结构、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的影响之后,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负债的负向效应仍然显著。这意味着,第一大股东持股越高,他们减少公司财务杠杆的动机就越强。该经验结果支持了本文风险分散化的理论预期：第一大股东具有显著的通过降低公司负债回避风险的融资倾向和管理动机。作者还观察到。作为法人（或非国有股东）的第一大股东比作为国有股东的第一大股东具有更强烈的动机降低公司债务。这一发现为风险分散化的理论解释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化的公司可能会偏离最优财务决策的轨道。     

中国股票市场内幕信息操纵的市场反应及改革措施

内幕信息操纵作为证券市场主要的违法违规行为之一,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本文根据1996—2016年的内幕信息操纵案件,从知情交易者的获益情况、股票收益的波动性特征、股票流动性、市场相关性指标、公司股权结构等五个维度出发,对内幕信息操纵的市场反应进行分析,最后根据内幕信息操纵的成因和市场反应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股票市场均衡与大股东行为选择——对中国股市非均衡的理论分析

中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侵害了中小投资者权益。大股东的侵害行为影响了投资者的行为选择并导致了中国股市的非均衡。"股权分置"改革的本质是使大股东的投票权趋于完备——赋予其"用脚投票权",这必将改变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博弈规则、扩充大股东的行为可选集,并最终使中国股市趋于动态均衡。     

股权质押、员工持股计划与大股东自利行为

现阶段,作为激发员工积极性及实现效率提升的员工持股计划出现了大量的"倒挂"现象.本文以我国2013-201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探析倒挂现象背后的大股东行为逻辑和利益链条.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的信号作用很可能成为大股东进行自利的工具.具体表现为:股权质押情况越多,则大股东自利动机越大,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次数越多、范围越大.其次,在股权质押企业中,员工持股计划能够短期拉升股价,并且当股权质押面临平仓风险时,员工持股计划的动机越大.第三,股权质押会增加股票来源于定向转让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继而达到大股东减持的目的,同时大股东会把通过减持获得的资金用于赎回质押股票.上述结论对员工持股计划"倒挂"的现象给出了一种解释,在存在股权质押的企业中,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可能是大股东自利的工具,即为了实现大股东利益最大化.     

第一大股东与上市公司经营者机会主义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深沪两市1066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横截面数据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与上市公司经营者机会主义的关系。主要结论: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管理费用成正比,但这种关系因第一大股东性质的不同而有差异,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在防治经营者机会主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一股独大”会助长经营者机会主义。     

第一大股东性质、控制模式与公司业绩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第一大股东在股东会和董事会两个层面的控制权组合界定为控制模式，考察在各种控制模式下，第一大股东为政府和自然人的上市公司业绩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第一大股东超强控制和完全竞争的控制模式，政府和自然人性质的上市公司业绩不存在差异；在第一大股东高股权低控制模式下，政府性质的上市公司业绩优于自然人性质的上市公司；而在第一大股东低股权高控制模式下，自然人性质的上市公司业绩优于政府性质的上市公司。